科举制度

按照明朝的文官制度，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 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杂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 “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唯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也就是两京十三省共设十五个考点。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戍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别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第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称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说说八股文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读书人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顾名思义，它就是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

八股文，从长期来看确实弊端极多，也被很多人骂得一无是处，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完成了他们的文章。但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此外，八股文还有一定用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选人用人的考量标准，相较于前期的选人制度，八股文取士是一个大的突破与进步：

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主要盛行于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高度统一的制度结构。与王朝最高统治者血缘的近疏决定了官爵的大小和等级，王公贵族凭借血统和宗法，使子孙世袭官爵。

察举制在秦汉时期取代了世袭制，为秦汉两朝的选官拓宽了途径和范围。察举制史称“四科取士”，从西汉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东汉。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三公九卿和地方长官负责考察并向上推荐优秀人才，其察举的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包括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办事才能等诸多方面。察举制对官员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但弊端也不少，主要体现在依然是权贵垄断人才的选用。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其选官的主导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由朝廷在州郡设置的中正官负责对地方人士的品格、行为、能力进行测定，分九品即九个等级，朝廷依照品级依次授官。与这一“九品官人法”相衔接的政治基础是门阀士族统治。

从客观角度讲，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封建帝王统治。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历代选官制度在其创设和执行前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其后期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甚至走向僵化等。尽管如此，从比较的视野看，我国古代的选人用人制度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八股取士也不例外，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八股文只是针对试卷上的文章，以客观存在为准绳，避免了许多歧视性的主观因素，因而更加公平公正，选人途径也更为宽泛。因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股文取士像一把筛子，为明朝选出了许多真正优秀的人才。

比如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者有李春芳（一甲第一名）、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赫赫有名的人物。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精彩地描述：“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