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会遇到很多陷阱，尤其是当你把多个不同领域汇集在一起时。如果说我能够应付它们，至少部分地应付成功，那是因为我得到了同事和朋友们特别的帮助。他们听我阅读了部分内容，使我能够将之完善。因此，我要感谢他们：艾丽莎·布林达（Elisa Binda）、恩里克·卡罗奇（Enrico Carocci）、马里奥·科斯塔（Mario Costa）、安德里亚诺·达罗亚（Adriano D’Aloia）、安娜·卡特里娜·达尔玛索（Anna Caterina Dalmasso）、鲁杰罗·欧金尼（Ruggero Eugeni）、马可·法金（Marco Facchin）、爱德华多·福加尼（Edoardo Fugali）、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米凯莱·古埃拉（Michele Guerra）、孔苏埃罗·卢维拉（Consuelo Luverà）、亚历山德罗·米内里（Alessandro Minelli）、皮耶罗·蒙塔尼（Pietro Montani）、宁尼·蓬尼西（Ninni Pennisi）、安德烈·比诺蒂（Andrea Pinotti）和卡特里娜·善纳（Caterina Scianna），感谢他们的建议、批评和讨论。

尽管这是一部原创作品，但书中讨论的许多主题均已在国内外期刊与书籍中出现过。在研究这些出版刊物的同时，我还参加了一次同主题的会议，使得我有机会初步验证了一些想法，然后在本书中进行了概述。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我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停留期间，这项研究得到极大的推动，对此我十分感谢内尔·腾布尔（Neil Turnbull）。在英国期间，我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展示了部分的研究，作为兰布罗斯·马拉弗里斯协调的博士课程研究的一部分。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我在“叙事与想象”系列研讨会上讨论了本书的部分内容。这次研讨会于孟菲斯大学举办，由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负责，在此感谢他给予我这次机会。此外，关于媒介延伸和体化的问题，我利用了两次机会获得的推动力：在罗马三大的博士课程，对此我要感谢恩里克·卡罗奇（Enrico Carocci）；还有一次关于图像哲学的研讨会，对此我要感谢安德烈·比诺蒂（Andrea Pinotti）。最后，在2019年4月，我曾有幸在“屏幕的终结还是屏幕的内化？”研究日上发表演讲，在其中确定了一些与屏幕体验有关的问题。对此我要向邀请我的毛罗·卡尔博内（Mauro Carbone）送上谢意，以及贾科波·博蒂尼（Jacopo Bodini），感谢他与我进行了一些天马行空的讨论。

然而，使这项研究获益最多的无疑是“感知、表述行为和认知科学国家研究项目”（PRIN Perception，Performativity，and Cognitive Sciences），该项目涉及意大利七所大学，并由宁尼·蓬尼西（Ninni Pennisi）领导、墨西拿大学团队进行协调：由于参与该项目，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有幸与最高规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系统的互动，从中获得了无数次激励。我将这本书看作是对该项目的一份科学贡献。

特别感谢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和西蒙尼·阿尔卡尼（Simone Arcagni）。与前者的聊天是检验我工作前提的绝佳方式，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观点之源泉。后者则从一开始就坚信并支持这个项目：没有他，这本书不会拥有现在的轮廓。

工作环境对于一个项目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能与一群聪明能干、充满热情、乐于协作的同事们合作。感谢他们每一个人，比如皮耶尔·卢卡·马儿佐（Pier Luca Marzo），感谢他分享了他的“想象空间”，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我还要感谢Codice Edizioni出版社：是斯特法诺·米拉诺（Stefano Milano）对该项目下了赌注；是恩里克·卡萨戴伊（Enrico Casadei）和乔瓦娜·波瓦（Giovanna Bova）始终以出色的职业素养、投入和速度完成了本书的编辑。

在所有的情况下，付出最高代价的总是家庭。感谢我的妻子孔苏埃罗（Consuelo），感谢她在我最艰难的几个月里一如既往的支持，还有我们关于该研究课题的讨论。此外，由于我长期在外，她和小莫甘娜（Morgana）不得不做出诸多牺牲，在此我请求她们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