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采访时，马歇尔·麦克卢汉表示：“毒品使用的增加与电子媒介的接触密切相关。人们吸食毒品是受到了今天无所不在的瞬时信息环境的刺激，这种刺激的反馈机制助长了内心旅程。内心旅程并非LSD‘旅行者’[39]的特权，而是世间所有电子媒介受众的共同体验。使用LSD，无非是在模仿电的不可视世界，它使人从视觉和言语的习惯及反应中解脱出来，赋予人立即且完全参与的可能性，所有的一切都在即时性（immediatezza）和统一性（unità）中进行。吸引我们使用致幻物质的，是一种为达到与电子环境产生共情目的的手段，这种电子环境本身不过是无毒品参与的内心旅程。”

对于这位加拿大学者而言，使用致幻物质是对电子环境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两种体验都有助于通过与周围世界统一融合的直接过程来卸下例行事务。我发现上段的引文对我想在最后一章中进行的论述非常有用：这一章涉及的是作为典型案例研究的致幻物质和电。这种典型性源于构成了派生词“生态媒介”的两个原始名词的关系反转：如果说，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研究了一些显示环境特征的工具，那么现在我们将探索一些显示典型媒介特征且在自然环境中可见的实体。这些实体即致幻物质（尤其是LSD和赛洛西宾）和电，后者则包括其物理变体（电磁学）和生物变体（电生理学）。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近乎挑衅的举动，但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将试着提供足够的证据和论据来证明，为什么致幻物质和电可以作为理想的电子媒介候选者，来触发产生亚稳化关系效应的再可塑过程。事实上，这两种生态媒介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以不同的方式诱发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深刻调整，即使这两者并非人造物，而是本来就存在、可使用的。显然，就电力而言，这种可使用性是通过作为载体的技术来实现的，但其也是一种自然力量，在我们之前早已存在，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成功将其控制这个功劳。

简而言之，致幻物质和电捍卫着本书所倡导的理念：我们是与技术及环境通过一个时间上延伸的关系过程而融合在一起的身体。将我们与世界隔开的界限，则是根据我们所面临媒介化的激进性所决定的。主体和客体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在致幻物质的案例中，主体会暂时溶解在突发的心理和生理现象中；而在电的案例中，主体和世界受到同一种力量的作用，彼此之间完美地混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