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辩论胡本错误书（南轩语附）

近略到城中，归方数日，见平父，示近间承寄声存问，感感。但所论二先生集，则愚意不能无疑。伯逢主张家学，固应如此，熹不敢议。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聪明博识，钦夫之造诣精深，而不晓此，此可怪耳。若此书是文定所著，即须依文定本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当时，亦只是据所传录之本。虽文定，盖不能保其无一字之讹也。今别得善本，复加补缀，乃是文定所欲闻。文定复生，亦无嫌间。不知二兄何苦尚尔依违也？此间所用二本，固不能尽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间本误者，当时更不曾写去，但只是平气虚心，看得义理通处，便当从之。岂可肚里先横却一个胡文定，后不复信道理邪？

如《定性书》及《明道叙述》《上富公与谢帅书》中，删却数十字，及《辞官表》倒却次序，《易传序》改“沿”为“沂”，《祭文》改“侄”为“犹子”之类，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删改。熹看得此数处，有无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盖本文自不害义理故也，《叙述》及《富谢书》是也。有曲为回互，而反失事实，害义理者，《辞表》是也。曲为回互，便是私意害义理矣。惟《定性书》首尾虽非切要之辞，然明道谓横渠实父表弟。闻道虽有先后，然不应以闻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语录》说二先生与学者语有不合处，明道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云“不是”。明道气象如此，与今所删之书，气象类乎？不类乎？且文定答学者书，虽有不合，亦甚宛转，不至如此无含畜，况明道乎？今如此删去，不过是减得数十个闲字，而坏却一个从容和乐底大体气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时意思，欲直截发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处。或是当时未见全本，亦不可知。今岂可曲意徇从邪？

向见李先生本，出龟山家，犹杂以游察院之文。比访得游集，乃知其误，以白先生。先生叹息曰：“此书所自来，可谓端的，犹有此误，况其他又可尽信邪·”只此便是虚己从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难事，但今人先著一个私意，横在肚里，便见此等事为难及耳。

又“犹子”二字，前论未尽。《礼记》云：“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言人为兄弟之子丧服犹己之子，非所施于平时也。况“犹”字本亦不是称呼，只是记礼者之辞。如下文“嫂叔之无服，姑姊妹之薄也”，今岂可沿此遂谓嫂为“无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谓兄弟之子为侄，然亦无云犹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孙亦曰兄孙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犹从俗称侄者，盖亦无害于义理也。此等处，文定既得以一时己见，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据相传别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处，此何理邪？

又明道《论王霸劄子》等数篇，胡本亦无。乃此间录去，有所脱误，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庙书》，此间本无，后来乃是用钦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脱两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类，恐是全不曾参照，只见人来说自家刻得文字多错，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几何而不为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乎？

夫乐闻过，勇迁善，有大于此者，犹将有望于两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则区区所以剧论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随事滋长，为害不细，亦不专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书一字不可改易，则又请以一事明之。集中《与吕与叔论中书》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编《语录》时，意其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于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邪”字。顷疑吕氏亦有和叔，因以书问钦夫，答云：“尝问之邢氏，果无子居者。”以此例之，则胡氏之书，亦岂能一无缪误？乃欲不问是非，一切从之乎？况此乃文字间舛误，与其本原节目处，初无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当立祠于乡郡说，应求、邦彦二公皆指其小节疑之，魏元履至为扼腕。今二兄欲尊师之，而又守其尤小节处，以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谓大者，终不见知于当世也。此等处，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钱刊一部书，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错本文字，以为至当，可谓直截不成议论，恐文定之心却须该遍流通，决不如是之陋也。若说文定决然主张此书，以为天下后世必当依此，即与王介甫主张《三经》《字说》何异？作是说者，却是谤文定矣。设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尽底己私，所谓贤者之过。横渠所谓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不当守己残而妒道真，使其遗风余弊波**于末流也。程子尝言人之为学，其失在于自主张太过。横渠犹戒以自处太重，无复以来天下之善。今观二兄主张此事，得无近此？圣贤稽众舍己，兼听并观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学欲约，不欲陋。”此得无近于陋邪？如云当于他处别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说，与月攘一鸡何异？非小生所敢闻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说昌炽，举世无可告语者。望二兄于千里之外，盖不翅饥渴之于饮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从容宾客之后，终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复几何耳。钦夫尊兄，不及别状，所欲言者，不过如此，幸为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惮改也。向所录去数纸，合改处当时极费心力，又且劳烦，众人意以为必依此改正，故此间更无别本，今既不用，切勿毁弃，千万尽为收拾，便中寄来，当什袭藏之，以俟后世耳。向求数十本，欲遍遗朋友，今亦不须寄来，熹不敢以此等错本文字误朋友也。天寒手冻，作字不成，不能倾竭怀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朱子与刘共父。）

昨见共父家问，以为二先生集中误字，老兄以为尝经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晓所谓。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讨乱臣，诛贼子之大伦大法，虽圣贤复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讹，安知非当时所传亦有未尽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欤？至所特改数处，窃以义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旧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论，则是伊川所谓“昔所未遑，今不得复作，前所未安，后不得复正”者，又将起于今日矣。已作共父书详言之，复此具禀。更望虚心平气，去彼我之嫌，而专以义理求之，则于取舍从违之间，知所处矣。

道术衰微，俗学浅陋极矣。振起之任，平日深于吾兄望之。忽闻此论，大以为忧。若每事自主张如此，则必无好闲察言之理，将来任事，必有不满人意处，而其流风余弊，又将传于后学，非適一时之害也。只如近世诸先达，闻道固有浅深，涵养固有厚薄，扩充运用固有广狭，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处，但公吾心以玩其气象，自见有当矫革处，不可以火济火，以水济水，而益其疾也。

熹闻道虽晚，赖老兄提掖之赐，今幸略窥仿佛。然于此不能无疑，不敢自鄙外于明哲，故敢控沥，一尽所言。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其详则又具于共父书中，幸取而并观之，无怪其词之太直 也。（与张钦夫。）

“不先天而开人，各因时而立政。”胡本天作时。钦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谓此言先天，与《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后天，乃是左右参赞之意，如《左传》云实先后之意，思却在中间，正合天运，不差毫髪，所谓啐啄同时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时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获菑畲之类耳。两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时却初不异，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时，下言政，于文为协耳。

“窥圣人之用心。”胡本无心字。钦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请深思之。”愚谓孟子云：“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无害于理否？（并同上。）

称侄固未安，称犹子亦不典。按礼有从祖从父之名，则亦当有从子从孙之目矣。以此为称，似稍稳当。虑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复议改先生之文也。

《与富公及谢帅书》，全篇反复，无非义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义理之效，感应之常。如《易》六十四卦，无非言吉凶祸福;《书》四十八篇，无非言灾祥成败；《诗》之《雅》《颂》，极陈福禄寿考之盛，以歆动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对梁王亦曰：“未有仁义而遗后其君亲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岂以利害动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计之，便以为利。故不肖者则起贪欲之心，贤者则有嫌避之意，所趣虽殊，然其处心之私则一也。若夫圣贤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终，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专用此说，则诚害理矣。向所见教同行异情之说，于此亦可见矣。

《春秋序》两处，观其语脉文势，似熹所据之本为是。先天二字，卷中论之已详，莫无害于理否？理既无害，文意又协，何为而不可从也？“圣人之用”下，著心字语意方足，尤见亲切主宰处，下文所谓“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窥其用心，则其用岂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后能法其用，语序然也。其精微曲折，盖有不苟然者矣。若谓用心非所以言圣人，则《孟子》《易传》中言圣人之用心者多矣。盖人之用处，无不是心，自圣人至于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圣贤下愚之别。不可谓圣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谓圣人无心可用，但其用也，妙异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须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别纸。）

伏蒙垂谕，向论程集之误，《定性书》《辞官表》两处，已蒙收录，其他亦多见纳用。此见高明择善而从，初无適莫，而小人向者妄发之过也。然所谓不必改，不当改者，反复求之，又似未能不惑于心，辄复条陈，以丐指喻。

夫所谓不必改者，岂以为文句之间小小同异，无所系于义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论出于己意，则用此说可也。今此乃是集诸本而证之，按其旧文，然后刊正。虽或不能一一尽同，亦是类会数说，而求其文势语脉所趋之便。除所谓疑当作某一例之外，未尝敢妄以意更定一点画也。此其合于先生当日本文无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则当一循其旧，不容复有毫髪苟且迁就于其间，乃为尽善。惟其不尔，故字义迂晦者，必承误强说而后通；如遵误作尊，今便强说为尊其所闻之类是也。语句刑阙者，须以意属读然后备。如尝食絮羹叱止之，无皆字则不成文之类是也。此等，不惟于文字有害，反求诸心，则隐微之间，得无未免于自欺邪？

且如吾辈秉笔书事，唯务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强说而后通邪？其肯故为刓阙之句，使人属读而后备邪？人情不大相远，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过印本字数稀密不匀，不为观美，而他无所害。然则胡为而不改也？卷子内如此处，已悉用朱圈其上，复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无可取，方执笔时，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尽此心。今人又来督书，不容再阅矣，更乞详之可也。

所谓不当改者，岂谓《富谢书》《春秋序》之属，而书中所喻沿沂、犹子二说，又不当改之尤者邪？以熹观之，所谓尤不当改者，乃所以为尤当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专辄改易前贤文字，稍存谦退敬让之心耳。若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己意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此气象，亦自不佳。盖虽所改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伊川先生尝语学者，病其于己之言有所不合，则置不复思，所以终不能同也。杨迪及门二书见集。今熹观此等改字处，窃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盖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后人不复得见先生手笔之本文，虽欲思之以达于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为害，岂不甚哉？

夫以言乎己，则失其恭敬退让之心，以言乎人，则启其轻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则恐犹有未尽者，而绝人之思。姑无问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论之，其不可已晓然矣。老兄试思：前圣入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为如何；而视今日纷更专辄之意象，又为如何。审此，则于此宜亦无待乎熹之言而决。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渎，贡其所不乐闻者，岂好己之说胜，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请复论沿沂犹子之说，以实前议。夫改沿为沂之说，熹亦窃闻之矣。如此晓破，不为无力。然所以不可改者：盖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无大害义理，若不以文辞害其指意，则只为沿字，而以因字寻字循字之属训之，于文似无所害，而意亦颇宽舒。必欲改为沂字，虽不无一至之得，然其气象却殊迫急，似有强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于此。不然，夫岂不知沿沂之别而有此谬哉？盖古书沿字，亦不皆为顺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铅察之。”注云：“盼与沿同，循也。”）惜乎当时莫或疑而扣之，以袪后人之惑；后之疑者，又不能阙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终已不明，而举世之人亦莫之 思也。

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邪？汉儒释经，有欲改易处，但云某当作某，后世犹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汉儒而已。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终不刊去此文，以从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窃料改此字者当时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于《武成》，但后人崇信太过，便凭此语，涂改旧文，自为失耳。愚窃以为此字决当从旧，尤所当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见泝字之有力，则请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当作泝。”），不则云（胡本沿作泝），不则但云（或人可也）。如此两存，使读者知用力之方，改者无专辄之咎，而先生之微音余韵，后世尚有默而识之者，岂不两全其道而无所伤乎·

犹子之称，谓不当改，亦所未喻。盖来教但云侄止是相沿称之，而未见其害义，不可称之，意云称犹子尚庶几焉，亦未见其所以庶几之说，是以愚懵未能卒晓。然以书传考之，则亦有所自来。盖《尔雅》云：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注引左氏侄其从姑以释之，而反复考寻，终不言男子谓兄弟之子为何也。以《汉书》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谓叔侄，而传以父子称之，则是古人直谓之子，虽汉人犹然也。盖古人淳质，不以为嫌，故如是称之，自以为安。降及后世，则心有以为不可不辨者，于是假其所以自名于姑者而称焉。虽非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与夫所谓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气也，亦何害于亲亲之义哉？今若欲从古，则直称子而已。若且从俗，则伊川、横渠二先生者皆尝称之。伊川尝言“礼从宜，使从俗有大害义理处，则须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犹称侄云者，是必以为无大害于义理故也。故其遗文出于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于世，举无所谓犹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称之，是必出于家庭之所笔削无疑也。若日何故他处不改，盖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则有对偶之类是也。若以称侄为非，而改之为是，亦当存其旧文，而附以新意，况本无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于《檀弓》之文，而彼文止为丧服兄弟之子与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与下文“嫂叔之无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岂以为亲属之定名哉？犹即如也，其义系于上文，不可殊绝明矣。若单称之，即与世俗歇后之语无异。若平居假借称之，犹之可也，岂可指为亲属之定名乎？若必以为是，则自我作古，别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挽前达，使之同己，以起后世之惑也。故愚于此，亦以为尤所当改，以从其奋者。若必欲改之，则请亦用前例，正文作侄，注云胡本作犹子。则亦可矣。

《春秋序》《富谢书》，其说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细论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屡来督书，不暇及矣。若犹以为疑，则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几读者既见当时言意之实，又不掩后贤删削之功，其他亦多类此。幸赐详观，即见区区。非有偏主必胜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书，不误后学耳。计老兄之意，岂异于此？但恐见理太明，故于文意琐细之间，不无阔略之处，用心太刚，故于一时意见所安，必欲主张到底，所以纷纷未能卒定。如熹则浅暗迟钝，一生在文义上做窠窟，苟所见未明，实不敢妄为主宰，农马智专，所以于此等处不敢便承诲谕，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赐宽假，使得尽愚。将来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两本来，容更参定笺注求教。（所以欲两本者，盖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备后复有所稽考也。）傥蒙矜恕，不录其过而留听焉，不胜幸甚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遗文九篇。长沙学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后三年，新安朱熹复以此寄杭，云得之玉山汪应辰，敬以授教授何蕴，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广汉张栻谨书。（南轩《书明道先生遗 文后》）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银板三山学官。《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乙未之火，与他书俱毁不存。诸书虽未能复，是书胡可缓？师耕承乏此来，亟将故本易以大字，与《文集》为一体，刻之后圃明教堂。赖吾同志相与校订，视旧加密，二先生之书于是乎全。时淳祐丙午古汴赵师耕书。（麻沙本后序。）

《程氏遗书》，长沙本最善，而字颇小，阅岁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参校既精，大字亦便观览，然无《外书》。袭之乃模锓于舂陵郡库，又取长沙所刊《外书》附刻焉。愿与同志者共学。淳祐六年立秋日，东川李袭之谨题。（舂陵本后序。）

右《河南程氏遗书》《外书》俱出程门弟子手记，考亭朱夫子家藏，类访旁搜，先后次第为此，世所刊本，无不同者。独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颇有改削，如《定性书》及《明道行述》《上富公与谢帅书》中删却数十字，《辞官表》之颠倒次第，《易传序》之改沿为泝，《祭文》之改侄为犹子。刘、张二公以是本刻之长沙，考亭定其所当改者数纸，与共父刘帅书，及与南轩张子屡书，凛然承舛习讹、末流波**之为惧，而卒亦莫之从也。今所传《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无余论矣。临川谭善心元之早读二书。虑其传本浸少，悉为刻枣，而于《文集》复加详审，与蜀郡虞槃叔常往复讨论，以复乎考亭所改之旧，且注刘、张本异同于其下，其余遗文，凡集所未录者，各以类附焉。至若《伊川经说》，其目见《近思录》，其书见时氏本，特《易传》止《系辞》上篇，《春秋传》止鲁桓九年，《书解》止“舜格于文祖”，《诗解》止“四方以无拂”，《论语解》止“吾从下”，恨多误字，不敢臆决。惟《易系》取吕氏《精义》所编，《春秋传》取尹氏《纂集》所补，以旧板本审校先刊，而他书则俟求善本，雠校续刻。此其为意，固将以集程氏书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传之来裔而亡穷。观此书者，如抱座春而立门雪，俱非苟然为之也。呜乎！元之之用心，亦可谓勤也已。装褫成帙，家学人诵，谨缉大意，书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临川后学邹次陈谨识。

周、二程、张、邵书，余以晁昭德《读书志》校之：周子《通书》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书说》一卷，《诗说》两卷，《论语说》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杂说》十卷，《张子正蒙书》十卷，《渔樵对问》一卷，《信闻纪》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说》十卷，《春秋说》一卷，《横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极经世》十二卷，《观物篇》六卷，《击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谓《程氏杂说》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谓诸公各自为书，散出并行之一者也。而《遗书》所录，不见其目，朱子因其先人旧藏，益以类访，为《遗书》二十五卷，又为《外书》十二卷，益多《杂说》数倍，而《杂说》固不传。合晁氏所记，与今所传读，盖可考矣。然今所传本，皆家藏故书，数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废弃不少矣。清庙雅乐，姑以备数，而郑、卫之声，人争爱之，则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势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书，闻风而起者，或诮为迂阔，且笑之。宜黄谭善心，同邑傅君友谅之门人也，奋然不顾，取《二程遗书》《文集》刻之，且将考订《程氏经说》，以次锓木。槃托中表之好，乃得预闻其说，喜其事之有成，而学者得以传读先儒之遗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见，良有可取，故题其后，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后学虞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