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正确看待夏侯惇,就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寻常武将来看。这个人所获得的实际成就,和《三国演义》中的文学性描述,反差相当之大。而大家对夏侯惇的印象更多是来自演义。这就造成了正史中的夏侯惇与大众眼中的夏侯惇判若两人的情况。
所以大家才会问:夏侯惇没有什么战功,为何在魏国地位却很高?
夏侯惇的地位为何这么高
夏侯惇之所以在曹魏集团地位如此之高,是有多重原因的。
第一,他是汉朝开国元勋、名将夏侯婴之后。虽至后期家道中落,但夏侯氏仍是沛国谯县的本地豪强。
第二,夏侯惇与曹操本是同宗同族的兄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夏侯惇、夏侯渊与曹操的家族关系。
《三国志·夏侯渊传》:“夏侯渊字妙才,惇族弟也。”
史料中显示,夏侯惇与夏侯渊的关系是“同族兄弟”而非“亲兄弟”,夏侯渊是夏侯惇的“族弟”而不是“之弟”。由此可见,夏侯渊与夏侯惇只是一对“堂兄弟”,血缘关系是没有那么近的。
而夏侯惇和曹操则不同。
裴松之注《三国志》:“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
史料显示,曹嵩是夏侯惇家过继给曹家的孩子,是夏侯惇的亲叔父,又是曹操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曹操和夏侯惇是旁系血亲;而夏侯渊作为夏侯惇的“堂兄弟”,跟曹操这个“过继”的宗族在关系上自然要比夏侯惇远一些。
曹仁、曹洪等一众曹氏宗亲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和曹操血缘关系较远的堂兄弟,所以相比起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夏侯惇和曹操是在血缘上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堂兄弟,关系自然要比其他宗室亲密得多。
《三国志·文帝纪》:“孙盛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
夏侯惇逝世,曹丕为其痛哭挂孝。在中国古代,亲族与派系在社会活动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治活动中,身边得力之人有没有当权者“本家”,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旺。
第三,夏侯惇是曹魏集团及军队的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是能排在曹操后面的第二号人物。
太祖初创业,夏侯惇随曹操征伐,任裨将。
《三国志·夏侯惇传》:“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
在演义中,夏侯惇出场于虎牢关之战前。《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部分写道:“闻知曹操起兵,(惇)与其族弟夏侯渊两个,各引壮士千人来会。……不数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余来助。”
其实演义的这一段内容是根据正史改编的:在正史中,曹魏军队是从夏侯惇、曹仁、曹洪等人带来的这千余人中诞生的。没有这千余人,曹魏政权就没有任何的军事根基。曹孟德发矫诏准备起兵创业之时,夏侯惇是第一个给予其支持并最快响应其号召的人。
先看曹操起兵之时,《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这五千人由曹操的好友卫兹资助,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曹劭携手招募而来。这五千人组成了最早的一批“曹家军”。也是这五千人,使曹操能够成为十八路诸侯中的一路。但在汴水之战中,五千“曹家军”基本被董卓部将徐荣歼灭。这一战,曹操损失惨重,受到的打击很大(后来他多次提及这一战)。
汴水之战,曹操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
由于不被其他诸侯(刘岱、张邈)待见,曹操率众愤然离去,回到老家谯县。由于曹洪与扬州刺史陈温关系好,于是带着曹操和夏侯惇去扬州募兵。
到了扬州,曹洪与曹操、夏侯惇兵分两路招募兵马。
《三国志·曹洪传》:“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阳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
《三国志·武帝纪》:“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
夏侯惇则和曹操先后拜会扬州刺史陈温、丹阳郡太守周昕;陈温与周昕赠送了四千余人的军队给曹操等人。
《三国志·宗室传》注引《会稽典录》:“曹公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
周昕的两个弟弟周昂和周?也跟随了曹操;周?有两千人马,曹操任命他为军师。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会稽典录》:“初曹公兴义兵,遣人要(周)?,?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
扬州一行,曹操与夏侯惇共募兵六千余人;加上曹洪独自招募的甲士,总共近万人。
曹洪与曹操、夏侯惇会师于龙亢。本想着又可以东山再起,但偏偏祸不单行,招募而来的扬州士兵并不想参战,于夜间发动叛乱。曹操、夏侯惇等人平叛,杀的杀,跑的跑,近万人的新兵最后只剩五百余人。
《三国志·武帝纪》:“……还到龙亢,士卒多叛。”
《魏书》对此次征兵谋反作出了详解:“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
后来曹操又到附近的铚县、建平县征兵,再募集了一千余人。这次募兵行动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无论怎样,曹操的二次创业成功了,“曹家军”再次崛起。
夏侯惇与曹操的关系就好比创业初期,没有钱、没有员工、没有资源,总之就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一起艰苦创业、志同道合的人。在曹操创业最难、最苦的时候,陪他一起难、一起苦的是夏侯惇。
在建立曹魏的过程中,文臣武将尚未健全之时,讨董卓、征吕布、平袁氏、拒刘备、镇压反叛等大小战役,都是夏侯惇把自个儿脑袋别裤腰带上给曹操打下来的—即使他擅长的并不是打仗。
这也是夏侯惇的地位如此特殊的原因之一。他创立了最初的曹魏军队,招兵买马,号召为数众多的夏侯氏、曹氏宗族以及外姓文武(如典韦、韩浩)前来投靠,成了夏侯氏在曹魏政权的头号人物和代表人物,是一个派系、族群的领头羊,是曹魏集团中的第二大“股东”。
扬州募兵之后,曹魏政权度过了创业初期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此时,他在北方已初具实力,升为诸侯之列。
《三国志·夏侯惇传》:“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
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剿灭黑山军以及南匈奴单于,袁绍表其为东郡太守;夏侯惇任折冲校尉,屯兵白马。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荣升兖州牧,夏侯惇代替曹操成为东郡太守。东郡作为曹操最早得到的地盘,意义不言而喻;而夏侯惇接替曹操成为东郡太守,方显其地位。
曹魏政权由此开始起步。
演义和正史中的夏侯惇
在建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夏侯惇与曹操历来是分工明确的:曹操主外,夏侯惇主内。
曹操亲领大军征伐各处,夏侯惇为曹操镇守后方。一个“狩猎在外”,一个“理政在家”,有点曹操“贤内助”的意思。
正史中,夏侯惇一直是以曹魏集团的第二主心骨存在的。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夏侯惇最早的职业定位和擅长的工作—镇守后方、屯兵纳粮。
比起戎马生涯,夏侯惇更倾向于文职工作。自从征讨吕布伤了左目后,夏侯惇“猛将”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演义中直接给他写了一段“拔矢啖睛”的骇人剧情,更模糊了夏侯惇“儒将”的形象。
然而事实上,自夏侯惇失睛后,虽然也主导了很多前线的军事工作,比如率十万大军进攻新野、黄河隘口单挑关羽(演义)等,但此后便退居二线,开始全面转向后方运营的工作。
曹魏政权为缓解多年战乱带来的多重社会矛盾,实行了以屯田制为主的既定国策。
夏侯惇是此国策的身体力行者和积极响应者。
裴松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号召百姓务农屯田,各州郡设置田官。连年的战争是要以屯田纳粮为基础保障的;没有屯田纳粮的功劳,就不可能剿除乱贼,平定天下。
夏侯惇在后方屯兵期间,还亲自下基层指导农业基础建设,贯彻曹魏屯田制的国策,并与当地的百姓相处甚好。
袁守定在其《图民录》中记载:“凡有急事用民力,以身先之,亦鼓舞民气之一道。夏侯惇为陈留太守,大旱蝗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民力不足,夏侯惇便亲自引军前往,帮助百姓。时大旱蝗起,夏侯惇率部拦截太寿水,形成堤坝,并亲自挑扁担担土,率领士兵劝百姓多种稻田。
民赖其利—为百姓创造了大量的好处并使百姓依赖,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好官的表现。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农场上以身示范,这是夏侯惇在曹魏实行屯田制的国策背景下完成的一项重要功绩。
后方的稳定程度决定前线的战局情况。如若后方失守,被抄了后路,在军事上便是毁灭性的打击;军事根基一旦被剿除,政治根基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有太多的“声东击西”、直取对方老巢的战术,致使敌军直接溃败,毫无还手之力。
《三国志·夏侯惇传》记载:“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转领河南尹。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
《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复商议兴师,先差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以拒刘表……”
白马、濮阳、陈留、济阴、河南地界(非今天的河南省,而是当时的地理区域)、居巢、召陵,均为夏侯惇镇守之地,这些地方更是曹魏政权的心脏;而经夏侯惇镇守过的城池,都固若金汤,粮道通畅。
唯一的一次失守是濮阳之变。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征讨陶谦;夏侯惇留守濮阳,领东郡太守。
张邈、陈宫叛迎吕布,袭击兖州。兖州太守荀彧书信告急夏侯惇;夏侯惇领大军去救兖州,不料途中竟遭遇准备偷袭鄄城的吕布军。曹操的家眷都在鄄城,为了去救曹操的妻小,夏侯惇率部去解鄄城之围而放弃了对濮阳的镇守。
《三国志·夏侯惇传》:“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
遭遇吕布大军,夏侯惇力战,击退了吕布。而吕布趁夏侯惇不在濮阳城中,趁机缴获了夏侯惇的军用物资,并遣军士诈降,将夏侯惇劫为人质。夏侯惇部将韩浩用计救回夏侯惇,并斩首诈降者。
《三国志·荀彧传》:“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
后夏侯惇连夜赶到鄄城,立即诛杀叛党十余人,宛如一剂强心针,稳定了军心民心,同时也保护了曹操的家眷。
后在反击吕布时,夏侯惇、荀彧、程昱力保三城,而夏侯惇却被乱箭射瞎左眼,成了“独眼龙”。
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战役,其意义不在赵子龙单骑救主之下。如若鄄城失守,曹操家眷均被吕布所擒,那曹家的香火就危在旦夕,曹丕、曹植、曹彰等一众子嗣都有可能被吕布所杀,妻女被**辱,三国的历史也会被彻底改写。
夏侯惇舍命保鄄城,保下了曹操的香火,并为此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其功大过于天。
演义中,曹操后来闻夏侯惇失睛后,亲自来到夏侯惇病榻前以示重视和慰问,并让其回许都调理养病。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夏侯惇损其一目,卧病未痊。操临卧处视之,令先回许都调理。”
建安三年(198年),夏侯惇在兖州屯兵,闻吕布再次反叛,投袁术,命高顺、张辽引兵攻占刘备属地小沛。曹操令夏侯惇前去救援刘备,却被高顺所败。(在《三国演义》中,夏侯惇是在这一仗被曹性射瞎的。)
《三国志·高顺传》:“建安三年,刘备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备。备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小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之,为顺所败。复掳刘备妻子送布,备单身走。”
《资治通鉴·汉纪》:“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救之,为顺等所败。秋,九月,顺等破沛城,虏备妻子,备单身走。”
《三国志》注引《英雄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九月,遂破沛城,备单身走,获其妻息。”
再说夏侯惇镇守过的另一城池—白马,也是曹魏重镇,是曹操后期征讨袁绍、相拒于官渡的重要坐标。
在官渡之战前夕有两场关键的战役—延津之战、白马之战(也叫白马之围)。
延津、白马、官渡都位于河南省内,而当时的河南尹便是夏侯惇。
如此重要的三场战役都发生在夏侯惇的管辖区内,但史料对他在这三场关键战役中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只说明了他在三次战役中坐镇后方,担当了屯兵、运粮和军员调度的职责,偶尔与前线的曹操对接工作,其他事情便再无着墨。演义中对夏侯惇在官渡的描写还多少有几笔,比如担任了讨伐先锋和左路第一纵队的统领。
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所过“五关”都在夏侯惇的管辖之内。
而夏侯惇作为河南尹镇守后方,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河南尹,指对应于京兆尹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汉故司隶校尉东部地区。换句话说,夏侯惇的官职是东汉首都郡的太守,主掌首都事务,劝务农,振乏绝,秋冬案讯囚徒,平其罪法,并举孝廉,典禁兵。也就是说,河南尹的职能主要是作为太守全面管理首都郡的军政事务。
曹操自“挟天子令诸侯”后,迁都许都;那夏侯惇作为河南尹的实际职能就有两层:一是管理故都洛阳的军政,二是管理新首都许都的郡治。
所以,夏侯惇“为大将军后据”是据守的以许都为中心的所有河南郡治。
“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三国志·夏侯惇传》)—夏侯惇总督曹魏二十六军,兼督张辽、曹仁,屯居巢以防东吴孙权。
官渡之战以前,曹操的主要根据地是黄河以南一带,故称“河南地界”;而袁绍占据的是黄河以北一带,故称“河北地界”;双方相拒于黄河南北两岸。
包括首都许都在内,延津、白马、官渡、濮阳、陈留、邺城、宛城、汴州、汝南、滑州以及通向河北袁绍之地的黄河隘口等重地,均在三国时期的河南地界内。
这是何等重要的地区!官渡之战前,曹操仅有河南这一处地区,这是曹魏建政的心脏,而河南的总管理者就是夏侯惇。[1]
再看陈留是什么地方—是曹操起兵创业的地方,是其霸业开始之地。
夏侯惇担任河南尹之前,就已经做过陈留太守了,并在那里帮助百姓断水屯田,留下了“民赖其利”的美名。可见这些地方对曹魏的重要性和意义。
曹操把河南交给夏侯惇,无异于把整个政权的心脏都交给了夏侯惇管理。
这也是曹魏政权建立后,夏侯惇仍是汉官的原因。曹操自始至终没有把夏侯惇当作自己的部下来看,他认为夏侯惇与自己是同僚关系,是汉臣,也是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之一。
为何是夏侯惇
为何非得是夏侯惇受此待遇?为何曹操把重任托付给他,而不是同来的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一众亲族呢?
原因在正史中可窥见一隅。
《三国志·夏侯惇传》:“……(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
夏侯惇道德高尚,为人俭朴,不置田产,所得赏赐全部分发于兵士,至死家无余财。
夏侯惇高风亮节,又位在山巅,这种人最容易成就大业,受人敬仰。这也是曹操对他如此器重、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另外,夏侯惇平日喜好儒学,好与名士相交,重义气,德才兼备,声望颇高,是个足具文人气质的将帅。
曹操自来是仰慕治学高士的,夏侯惇的品行也是使其地位显著的一个关键点。
夏侯惇乃名将夏侯婴之后。在古代,一般出身名门之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区别于普通百姓的高雅兴趣,诸如狩猎、射术、儒术、作赋、饮酒品茶等。夏侯惇出身不错,有条件接受教育,本身也喜好读书。
《三国志·夏侯惇传》:“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
从这里能看出,夏侯惇是个喜好学习的人,而且非常尊师重道。他十四岁起开始接受教育,学习知识礼数,并对儒家传统思想有一定的信仰。这与多数古代贵胄子弟不学无术、喜纵马高歌的形象截然不同。他还因有人侮辱了他的老师而杀人,为人甚是硬气,成了当时著名的狠人。
《三国志·夏侯惇传》:“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三国志》注引《魏略》曰:“时夏侯渊与惇俱为将军,军中号惇为盲夏侯。惇恶之,照镜恚怒,辄扑镜于地。”
夏侯惇本人对自己的形象非常注重,每次一照镜子他就会发脾气,这更加符合一个古代儒生的行为特征了。古代儒生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以彰显自己知识分子和上流人士的身份。自左目失明后,夏侯惇形象受损,这使他非常苦恼,以至于一叫他“盲夏侯”,他就会大发雷霆。
此外,夏侯惇有贤者之风,爱才识才,尊师重道,乃一代儒将,军中楷模。
《三国志·夏侯惇传》:“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
有四件事,可以具体看出夏侯惇对于人才的发掘和尊重。
第一件:荐典韦。
夏侯惇为曹操保举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忠将猛士—典韦。
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夏侯惇狩猎在外,看到典韦逐虎过涧,感叹其勇武过人,遂收为自己的部将。
《三国志·典韦传》:“后属夏侯惇,数斩首有功,拜司马。”
典韦数次杀敌制胜,封为司马,直至成为曹操的贴身保镖。征张绣时,他为保护曹操,最后战死在宛城。
典韦殉职,成了曹操一辈子都咽不下的一根刺。每每想起典韦,曹操都不胜伤感。曹操曾多次为典韦痛哭流涕,甚至思念到头风发作。在《三国演义》中,他“三哭典韦”,还在行军的途中为其立碑祭祀。
第二件:收韩浩。
《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曰:“汉末起兵,县近山薮,多寇,浩聚徒众为县藩卫。太守王匡以为从事,将兵拒董卓于盟津。时浩舅杜阳为河阴令,卓执之,使招浩,浩不从。袁术闻而壮之,以为骑都尉。夏侯惇闻其名,请与相见,大奇之,使领兵从征伐。”
韩浩本来都已经跟随袁术了,夏侯惇爱其才,挖了袁术的墙脚,硬生生地把韩浩扯到了自己的部队,随自己征伐。
韩浩忠勇刚烈又富有智谋才华;后曹操爱其才,收为麾下将领,视为心腹并屡屡委以重任。
这跟典韦很像:都是由夏侯惇举荐,性格上都具备“忠勇”的共同特点,并且都在夏侯惇的麾下“实习”过,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军衔后再升到曹操的麾下,由曹操直接统领。
韩浩的忠勇和智谋,在一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前文提及的用计救回夏侯惇,并斩首诈降者。这件事被曹操称为“万世之法”。
《三国志·夏侯惇传》:“(布)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这也是夏侯惇军旅生涯中的一大黑点—被敌军绑架,成了“肉票将军”。
韩浩为了营救夏侯惇、吓退敌军,便打肿脸充胖子,软硬兼施,先说:“你们竟然敢挟持大将军,还想活吗?”让敌军心怯,然后又来了一套硬招:“我奉命讨贼,难道会为了一个将军而纵容你们吗?”言下之意就是,宁可让夏侯惇被他们撕票,也要让他们几个死。
听了韩浩这一番话,敌军被吓退,放了夏侯惇。韩浩依然没有饶恕他们,将其全部斩首示众。曹操知道这件事之后,大感其勇敢行为,并称赞这是“万世之法”。曹操于是发令,如若再发生这种事,不要顾及人质的安危,与敌人一同消灭即可。
这件事过去后,韩浩为了不让夏侯惇误会,还向夏侯惇哭诉着解释:“国法如此,我不得不这样做!”—请求夏侯惇的理解和原谅。这足以看出这个人胆大心细又懂得人情世故,不负夏侯惇对他的知遇之恩。
后韩浩归为曹操部下,并深受曹操信任,多次身居要职,随从征讨甚至掌管禁军,并与夏侯惇一道成了曹魏屯田制国策的践行者。
第三件:说田畴。
建安九年(204年),邺城破(此时夏侯惇为伏波将军、河南尹),后田畴随曹操征讨荆州归来。曹操在早前答应田畴,满足隐士的初心,战事一过,田畴便可回归山林、继续隐居。
曹操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他素知田畴才高,如当初对待关羽一般,再三阻拦田畴,并给他加官晋爵。田畴依旧不肯归服。
《三国志·田畴传》:“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起初非常重视这件事,甚至还将此事交给了曹丕、荀彧、钟繇等一众大臣来讨论,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不可阻拦田畴归去。曹操不接纳这个观点,而田畴又以死相威胁,这令曹操无比忧虑。
曹操知夏侯惇与田畴关系甚好,于是就命夏侯惇代表自己去做说客。
《三国志·田畴传》:“畴素与夏侯惇善,太祖语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惇就畴宿,如太祖所戒。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惇临去,乃拊畴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畴答曰:‘是何言之过也!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原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夏侯惇绝非坊间所流传的那般形象粗鲁,而是喜治学,对德行、道义有很高的追求;并且与曹操一样敬重文人志士,是个书卷气很浓厚的人。
而在说田畴这件事上,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夏侯惇的地位之高。
“畴素与夏侯惇善,太祖语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惇就畴宿,如太祖所戒。”意思就是:从你夏侯惇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代表我曹操说出来的话;你去说服田畴,与我去说服田畴无二致。
而夏侯惇也不辱使命,恪守职责,表达了曹操对田畴的挽留之情。
田畴见了好友夏侯惇,也知道他是代表曹操来的,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倾诉衷肠。最后夏侯惇把这个结果告诉曹操;曹操才觉得这事拦不住了,加官晋爵后放走了田畴。
太子曹丕、心腹荀彧、名士钟繇三人都谏言田畴是拦不住的,但曹操不甘心;最后派了夏侯惇代表自己去劝服,结果依然是拦不住,曹操方才罢休。
你看,这就是夏侯惇的地位。夏侯惇一句话,曹操就服,曹丕、荀彧、钟繇等人均不可及也。
第四件:释卫臻。
卫臻是卫兹的儿子,官至司空、司徒、太尉,善断军务,是曹魏后期的权臣。卫兹是早年资助曹操起兵并跟随曹操一起草创基业的人,在征战中战死沙场。曹操感恩其功绩,每当路过陈留,便会给卫兹扫墓。
《三国志·卫臻传》:“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交,命妇出宴,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惇怒,执臻。既而赦之。”
夏侯惇任陈留太守时,亲自举荐了卫兹的儿子卫臻为计吏,卫臻开始走上曹魏政坛。一次,夏侯惇设宴,并命卫臻带着夫人出席宴会,卫臻认为这是末世才有的败俗之举,不合正礼。夏侯惇大怒,把他抓了起来,但没过多久又把他放了。
后曹操感念卫臻的忠诚与才华,便将其收入自己帐下。
卫臻与典韦、韩浩一样,先是被夏侯惇发掘,又在夏侯惇的帐下“实习”,最后“转正”至曹操帐下,直接为其服务。
在军事谋略方面,夏侯惇也功绩斐然。汉中之战,讨张鲁,夏侯惇随曹操同行。这一战中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资治通鉴·汉纪》:“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
张鲁之弟张卫据守阳平关。汉中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军久攻不克,甚至无法找到张卫的主力部队;因此曹操命夏侯惇、许褚整军撤退。令人尴尬的事情来了:撤退的部队在夜里迷了路,竟然误入了张卫的主力军营。张卫大军以为曹操神兵天降,措手不及的张卫大军四散逃亡,溃不成军。主簿刘晔、侍中辛毗告诉夏侯惇,他们已经攻破了敌军的要点;夏侯惇不信并亲往前线查看,确认后报于曹操,幸而转退为进,一举拿下汉中。
建安十一年(206年),卫固在河东反叛,与张晟、张琰及高干等合兵一处,曹操派夏侯惇领大军前去征剿。
《三国志·杜畿传》:“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
此战首勋当数用计取胜的杜畿,夏侯惇作为平叛大军的总指挥也功不可没。这一战也是夏侯惇有史可考的唯一一次独立带兵并取胜的战绩。
夏侯惇的地位
再看夏侯惇的地位。
我们先引用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情节抛砖引玉。《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此时曹操威势日甚。会大臣商议收吴灭蜀之事。贾诩曰:‘须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议此事。’操即时发使,星夜唤回。”
贾诩何许人也?曹操时代的主要谋士之一、托孤重臣、搞政治的老油条、识时务的俊杰、宫廷内斗的不倒翁、军事战略的专家;更是太子曹丕未来的“竞选”班底,是曹丕能代汉建魏、成为魏文帝的首要功臣之一。
他在这个时候,在曹操威望正盛,欲图大业、统一中原的关键性会议上,没有急于发表任何观点。他认为,此等大事,必须得有两个人先发表观点。于是他点出了曹魏政权的两个重要人物:夏侯惇、曹仁。曹仁是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曹操的本家弟兄。
曹操认同了他的观点,并且是星夜急召,二人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贾诩的言外之意是:此等级别的事件,必须由这个政权的创建者们统一意见,夏侯惇、曹仁不发表观点,我等外姓士族不敢妄言。曹魏要收吴灭蜀,统一中原,最终还是你们曹氏、夏侯氏的“家事”。如果曹操、夏侯惇、曹仁三人未达成共识,我贾诩多说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后患;如果此三人达成共识,到那时才算是“国事”。
这是贾诩的政治智慧,当然也体现出夏侯惇、曹仁在曹魏军队中的威望以及说话的分量。
而后面一段才是关键:“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连夜便入府中见操。操方被酒而卧,许褚仗剑立于堂门之内,曹仁欲入,被许褚当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当耶?’许褚曰:‘将军虽亲,乃外藩镇守之官;许褚虽疏,现充内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闻之,叹曰:‘许褚真忠臣也!’不数日,夏侯惇亦至,共议征伐。惇曰:‘吴、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汉中张鲁,以得胜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
什么意思?就是曹仁连夜赶回,去曹操卧室找他。此时曹操已经就寝,许褚不让他进—主公醉卧,就是亲戚也不行,曹仁便不敢入内。
但这事要是放在夏侯惇身上呢?
《三国志·夏侯惇传》记载:“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
曹操在河南摩陂(夏侯惇为河南尹),夏侯惇经常与曹操坐一辆车,不经通报,自由出入曹操卧室,任何将领都无法相比—包括曹仁。
《三国志·夏侯惇传》:“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
夏侯惇的这种“特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在邺城被攻破后,夏侯惇被封为伏波将军,继续掌管河南一切事务;而且自由度甚高,不受繁文缛节的限制,不用上表朝廷,可自行裁决辖内一切事务。
由此可见,夏侯惇在世时,曹仁的地位和夏侯惇还是有差距的,更别说其他诸将。
曹操托孤之人
在《三国演义》中的情节里,罗贯中为凸显夏侯惇与曹操的关系,将夏侯惇安排为曹操临终之时心中唯一的托孤之人。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次日,(曹操)觉气冲上焦,目不见物,急召夏侯惇商议。惇至殿门前,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阴云之中,惇大惊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同至卧榻前,嘱以后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临死之时的曹操最相信的,依然是夏侯惇一人。托孤要事,关乎曹操的家事和曹魏政权的未来气数,必须与夏侯惇一个人事先商议后再做定夺。后闻夏侯惇昏倒后,曹操才选择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那群托孤重臣。
这里还可以看出,罗贯中也默认了曹操与夏侯惇的关系:奸雄曹操将死,你夏侯惇也别想“善终”,所以虚构了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被他们“害死”的人对曹魏二当家夏侯惇的“恐吓”。而这个幻象,在《三国演义》中频频出现:曹操自病倒后,几乎每日都能看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对他的“问候”。
曹操亡故后,曹丕继魏王位,封夏侯惇为大将军。
《三国志·文帝纪》:“己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
遗憾的是,仅两个月后,夏侯惇便追随了曹操的步伐,去世了。
《三国志·夏侯惇传》:“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将军,数月薨。”
夏侯惇去世,曹丕悲痛,并亲自披麻戴孝。
《三国志·文帝纪》:“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注引《魏书》曰:“赐饶安田租,勃海郡百户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庙。”又曰:“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
曹丕听闻大将军夏侯惇逝世,亲自赶赴邺郡,为其挂孝痛哭,加封子嗣,厚禄以祭之,全国吊丧三日(相当于降半旗了),并以厚礼安葬。
《三国演义》中也对“夏侯惇逝世”进行了历史再创造。《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人报大将军夏侯惇病笃,丕即还邺郡。时惇已卒,丕为挂孝,以厚礼殡葬。”
曹丕曾如此评价夏侯惇:“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三国志》注引《魏书》)
曹操、夏侯惇等去世以后,曹魏第一代领导人的时代宣告结束。
至于夏侯惇的死因,史书中也曾有过一次记载。在曹操生前,夏侯惇曾对曹操是否可以称帝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而这个见解的结果可能导致了夏侯惇的死。
《三国志》注引《曹瞒传》《世语》:“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
桓阶劝曹操称帝,夏侯惇认为应先灭蜀,蜀地平定了则江东自会归服;然后遵循舜、禹的禅让道路,登基称帝—曹操听从了这个意见。
此处便可见夏侯惇的话对于曹操来说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就连曹操自己是否称帝称王,都要先听听夏侯惇的看法,并且还接纳了夏侯惇的建议。
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夏侯惇在曹操死后很后悔自己的这个建议。他认为曹操一生没有称帝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建议曹操先称帝而后定天下。夏侯惇认为这是自己的过失,最终心存愧疚,追悔而亡。
《三国志·明帝纪》:“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
曹叡为表彰前臣的功绩,使夏侯惇、曹仁、程昱的牌位得以享受在太祖曹操的庭庙祭祀。
夏侯惇、曹仁谥号都为“忠侯”。《逸周书·谥法解》云:“危身奉上曰忠。险不辞难。”所以,“忠”实为大誉之谥,仅次于司马师的“忠武”。
而坊间有一种争论,就是夏侯惇的“大将军”一职,是汉官、魏王国官还是魏帝国官?
《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
《三国志》注引《魏书》:“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
《三国志·文帝纪》:“己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
史料显示,夏侯惇请命曹操为魏官时,曹操已是魏王,但依旧担任汉朝丞相。曹操认为自己与夏侯惇是同事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拒绝了夏侯惇请命魏官的请求。但夏侯惇态度坚决并再次要求此事;曹操应允,拜夏侯惇为前将军。所以,自夏侯惇拜前将军始,就已是魏官了—只不过此处的魏还是东汉魏王国而已。
曹操去世,曹丕继魏王,拜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而这里《魏书》已经表明了,魏王国大将军一职,是由魏前将军担任的。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魏大将军上公一人,第一品,掌征伐背叛。建安二十五年,魏国初置是官,黄初以来因之,班次在太尉上。”
夏侯惇为魏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乃第一品,掌对外战争和对内平叛。此时曹丕虽未代汉自立,但下属王国依旧有权力置属官。曹操称魏王之时,也依旧担任着汉朝的丞相,所以并不冲突。
哪怕是曹丕后来代汉自立,把魏王国变成了魏帝国,也依旧按照魏王国时期的官僚设置继续传承。所以夏侯惇既是魏王国的第一任大将军,也是魏帝国的第一任大将军。
由此可见,夏侯惇的“前将军”和“大将军”,都是魏官。
后人眼中的夏侯惇
后人是如何看待与评价夏侯惇的呢?
曹丕、段默、檀珪、罗贯中,甚至是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均称其为“曹魏元勋”。
曹丕:“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三国志》注引《魏书》)
段默:“伏波与先帝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注引《魏略》)
檀珪:“夏侯惇魏氏勋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显,方赏其孙,封树近族。”(《南齐书·王僧虔列传》)
司马炎:“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悼之,况朕受禅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三国志》注引《晋阳秋》)
罗贯中:“开疆展土夏侯惇,枪戟丛中敌万军。拔矢去眸枯一目,啖睛忿气唤双亲。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将逆贼吞。孤月独明勘比伦,至今功迹照乾坤。”(《三国演义》)
[1] 参考张鹤泉:《东汉时期的河南尹》《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作者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