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父母会听取孩子的诉求，但如果提出诉求的对象完全不回应自己的话，该怎么办呢？

岸见一郎：就算是父母，也有不满足孩子需求的时候。年幼的孩子确实没有办法放着不管，但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父母就不一定要事事满足孩子了。

如果对方不是你的父母，就更不可能满足你的愿望了吧。毕竟其他人又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存在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

B：比如说，我们不用个人情况来举例子，而是换成社会怎么样？面对恶政不断的政府，我们感到不安，“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做些什么，因此才会到国会门口去搞示威游行。但是，就算这样做，对方也完全没有反应，而是持续忽略我们的话，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身边的人，我们还有办法去说服，但对说什么都不听的政权，一想到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会变得绝望起来。

岸见一郎：我自己也会因恶政感到不安。毕竟当下的政治也只会给人带来不安。但仅仅是感到不安和愤怒的话，是什么都无法改变的。不要光感受情绪，还必须要去寻找更有建设性的方法。

我们现在能做的，并不是浑浑噩噩地感受不安和愤怒。首先，我们要好好分析现状，分析当下都在发生些什么，在此基础之上，仔细思考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采取行动。

A：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像婴儿哭泣那样的事情，对吗？

岸见一郎：政治游行跟向父母哭诉的孩子比，格局是不一样的。

有些年长者会说“示威游行根本没有意义，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参加选举吧”之类的话，听起来像煞有介事。但很多人已经发现，发声还是相当有效果的。因为传染病的流行，大规模聚集活动很难实现，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在网络上进行示威游行。这些网上游行的结果，有的促使了政府方针的改变。

就算保持沉默，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动作，这是事实。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没有意义。

我在上一讲中已经提过，一个人的力量也很强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并为此发声，这远比孩子的武器要有力得多，有效果得多。

B：尽管如此，我已经对政府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对方式感到厌倦了。如果对国民的声音已经忽略到了这个程度，那么恶政接下来不是会越发恶化吗？一想到这儿我就会感到绝望。

岸见一郎：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学生们为了对政治提出异议，在安田讲堂同警察队伍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导致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终止。一想到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就会感到有些绝望，会不由得想：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愤怒了呢？

C：有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如果是为了终结恶政，哪怕是通过过去人们说的那种暴动，或者农民起义之类的武力手段，也不算是坏事吧？

岸见一郎：有人想让我们觉得这是坏事。不过，我觉得达到想用破坏性手段这个程度的人并不多。

说到底，政治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将人们逼到那个地步。如果政治逼得人们上街游行，那就说明政客有问题。把自己的问题束之高阁，反而要压制奋起反抗的人们，这才有问题。

总之，如果自己什么都不主张，政客们会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A：什么样的主张是正当的，什么样的主张是任性的，我不太会区分。自己所处的状态，到底是像号啕大哭的婴儿那样，还是在为了改变现实而主动行动呢？这其中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岸见一郎：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情。但如果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那么能做到的事情就相当多。

而如果婴儿不哭喊，可能连生命都维持不了。婴儿觉得肚子饿，就通过拼命哭喊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为了自己。而参加游行表达抗议，并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有或者没有为社会着想，区别是很大的。

只为了自保而行动，以及无论如何都不行动的人是最有问题的。举例来说，年轻人如果想着“自己参加游行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了，对之后找工作影响不太好吧”，就会畏缩。而对于政府来说，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年长者说：“不能去参加游行。”对于本来就没想这么干的年轻人来说，听到年长者“乍一听很高明的教导”，就会开始认为游行是不可以做的坏事。年轻人群体内部就会因此产生割裂。

但是，如果社会变成这样，那才是真的要变坏了。

明明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但在一番兜兜转转之后，对当下的自己有好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这样的动机去行动，社会整体就不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将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改变世界的第二十步

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