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安志敏1959，石兴邦1959）、“满天星斗说”（苏秉琦等1981）、“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9）、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7）、“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2006）、“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等。

总体上看，这些解读要么强调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么强调自史前时代开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关于国家形成的路径，只有苏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的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鲜有呼应者。各地学者往往强调本地的文明贡献，也多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新石器时代“东亚大两河流域”的主要文化区（严文明1987）

与此同时，“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赵辉在回顾20世纪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当时的研究者在考虑物质文化面貌的演变时，一般会注意到和强调各地文化的不同谱系情况，是一种类似多线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在考虑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时候，人们又往往不加区别地用同一种理论来说明各地文化的演进，并至少在相当大范围内，把各地的社会看作是大体同步发展，就本质来说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赵辉2003）这是切中肯綮的。直至今日，在海量的相关信息被掌握的情况下，所谓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式仍居主流，恐怕其主要原因要到资料的匮乏以外去找了。

“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张光直1989）“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严文明1992）类似的认识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

由是，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如“铜石并用时代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存在全方位的‘先进’与‘落后’”（韩建业2003）。

类似的表述几乎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广域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正确”，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究其思想基础，不能不归因于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及深入人心。“满天星斗说”的文明起源观直接建立在区系类型框架的基础上，已毋庸置疑，“相互作用圈说”应也与其有一定的关联。“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和“新中原中心说”，显然是“中原中心说”的否定之否定，都可以看作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多元发生论的时空与谱系基础，当然也是区系类型理论。

中原中心究竟始于何时

严文明在论述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勾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严文明1987）显然，作者认为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中原区即已“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严文明在综述仰韶文化房屋建筑质量、结构和聚落分化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生贫富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见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严文明1992）。张学海更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论证在“重瓣花朵”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张学海2002）。

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仰韶文化后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限于房屋质量、结构，聚落数量、面积及分群，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恐怕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及彩陶这种普世的生活日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却少有华东地区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材料（栾丰实2003）。赵辉论及“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据初步统计，（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赵辉2000），但上引诸指标似乎仅昭示其人多势众，而难以得出实力强大的结论。经常被提及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原始殿堂”，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一脉相承，其他遗存乏善可陈。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已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但贫富分化似乎仍很有限”（韩建业2003）。

从人文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要之，仰韶文化因早年发现，考古工作充分，又地处中原，在研究中被抬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其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易被“放大”。但正如赵辉在梳理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时指出的那样，“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他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尽管作者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但还是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这个“中心”并不兴盛繁荣，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果如是，那时有无史前文明中心？中心何在？是否早在这一阶段就已“清楚地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赵辉2000）？如此种种，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原中心形成过程分期解析（赵辉2006）

在数年后的另一篇论文中，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赵辉2006）。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

但既有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迹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见本书《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

只是到了龙山时代末期，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才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中原中心是如何形成的

赵辉把包括中原在内的西、北部旱作农业区文明化进程，归纳为不同于东、南部社会的一种模式，其“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东、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赵辉2006）。

赵辉对文明化进程两大模式的归纳，与吉德炜“由物见人”、触及智力思想的东、西划分（吉德炜1993），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空和人群上都是一致的。吉德炜在令人信服的比较中“十分强调东部居民的思想和社会组织”，最终提出“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论断。相比之下，赵辉的表述似乎更代表了中国学者各区域共同进步而风格不同的惯常思路。

吉德炜和赵辉的论述给人的感觉是都偏于条块划分的“静态”，但可以肯定他们都给予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极大的关注。吉德炜敏锐地注意到“到了公元前4千纪至3千纪，东部沿海的文化因素开始侵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赵辉在这一问题上也花了相当的笔墨，他对中原地区演变脉络的把握相当准确。不过，赵辉往往把中原的社会变化与外部影响分开来说。

譬如关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重组，他分析道：“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以及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接着，他单独提及外来影响，“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在归纳中原社会的特征时，他用考古材料详述了这一地区“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不安”，而后论及“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是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不安”。

问题在于，属于前述西部文化系统（或模式），长期以来缺乏贵族文化，可谓“穷过渡”的中原地区，何以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尤其是公元前2500年以来，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文化重组”？为什么外来因素仅仅是“与此同时”渗入的，而不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契机甚至就是要因？

赵辉在上引文中指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基础上，原来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被如此这般地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态，或者干脆就是文明。”显然，厚葬、殉人、棺椁、发达的玉（石）器和精制彩绘陶器等中原不见或罕有，显现社会成员高度等级分化的器用制度和观念，来自于中原东、南方先行一步的文明实体。更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外来文明因素的“改造”，使得本土的仰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其他文化系统，尤其是江汉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促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进程和方向，使长达2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走向结束”，而“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仰韶晚期的影响促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芮城清凉寺等若干地点，甚至“应当是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入移动”（魏兴涛2012）。

又有学者提出三模式说，在大体相当于吉德炜、赵辉所论东、西文化系统（或模式）的“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以外，增设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韩建业2003）。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原融合两大文化系统（模式）之长，在杂交中催生出高度的文明（许宏2009），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后起的“中原模式”本属西（北）部板块，它出现的契机是什么？抽出了其中蕴含的东（南）方因素，它还有什么？在“中原龙山文化”中，陶寺往往被看作特例，其实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韩建业2003）。它与中原地区其他同时代文化相比，只不过是“东方化”的程度更甚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青铜的出现。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兵器，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

何以中原？群雄逐鹿之处，方为中原。没有华东文化的西进、欧亚大陆青铜潮的东渐和东、西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碰撞，就没有所谓的“中原中心”。在中原中心出现前，华东区域土著邦国先行一步，来自西北的文化影响则逐渐增强；随着逐鹿中原、东西碰撞带来的大整合（庙底沟二期——中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1800年），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崛起，中原中心也才最终形成。

至于这一推论的细节展开，要待诸另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