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社会组织日渐解体，许多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聚集于大城市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当时一位青年人写道：“在街上，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灰色的，高级人群的海。这都市的繁华面，行走着威风凛凛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贾，蛇头鼠眼的密探和杀气腾腾的警察与宪兵，还有，贵族的公子，小姐妖媚的眼睛。”而另一面，“这都市的贫民区域，有了听不清的啼饥的孩子，有了无数颤颤号寒的老妇。畏缩，蹑足，从门缝里出来了年轻卖**的姑娘与母亲。”因此他称都市为“动乱的天堂”。

对这一幕，鲁迅也深有体会，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他开始宣传左翼文学，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提倡文学应写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批判当权者对民众的压迫，号召广大民众起身反抗。后来“左联”成立，鲁迅被青年左翼作家奉为“旗手”。他晚年的作品，多为揭示与抨击社会权势阶层及其附庸文人的诸丑态。鲁迅的杂文，被人视为匕首。当“狂人”找到了“信仰”时，他开始与整个旧社会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章太炎晚年虽也耳闻目睹世风时局的种种乱象，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将这些现状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西方政治与文化，进而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视此为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在今日凑合呈现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来，今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时对王学（指王阳明学）的批评，开始表彰后者的积极作用，认为服膺王学能使人一介不取、身处污世而有所不为，此乃居于今世所最应提倡者。此外，他祭出《大学》《儒行》《孝经》《丧服》四篇经典，在文章与演讲中对之极力宣扬，希望能让人们行有操守、刚毅英勇、超脱流俗，同时不忘故常，以礼持身，从敬宗收族出发，循序渐进，臻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在“治人”方面，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本身的演进中来认识现状，并且目睹当时国步维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在许多场合提倡读历史，视此为致用之道。他主张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通过对历代史事的稔熟于胸来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章太炎与鲁迅在对社会认识与解决之道上已产生了巨大分歧。他们后来基本已不相往来，原因就在于此。二人孰是孰非，尽可平心商榷。但“疯子”与“狂人”的精神，却永不磨灭。当面对世俗的漠视嘲讽、无人理解时，当身处困境而四面碰壁、蹇蹇独行时，是深感无助而气馁，还是不畏险阻而奋发？先哲的不朽精神已在历史长卷中挥写出了最好的答案。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5日《申报·自由谈》。

2.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1933年12月5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1898—1934），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1934年5月13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3.“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1934年7月20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4.刘半农从1933年9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5.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6.骂倒王敬轩，1918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7.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8.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9.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10.　“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11.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1934年6月5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12.《訄书》（訄音qiú，逼迫之意），是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选学术论文集，书名的用意是“逑鞠迫言（穷蹙的环境迫使他非说不可的话）”。书中集中体现了章炳麟早年的政治社会思想。

13.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1903年5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14.《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1903年9月）。

15.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参加了清末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回国秘密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1903年11月）。

16.《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刊，1908年11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1910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1906年9月第七号起都由章太炎主编。

17.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1906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18.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19.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1908年2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有以知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1908年7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足下既见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20.×××指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21.1908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

22.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1906年8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23.《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24.1926年8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25.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1906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1903年5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1913年8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26.《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1919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编校，1933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27.《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