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传统社会内部积弊丛生，中国遭受巨大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思想学说，伴随着救国救民之路的探寻，批判也日渐犀利。例如，青年时曾饱尝家庭伦理之苦的谭嗣同痛陈：“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此“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此外在他看来，“五伦”唯有朋友一伦最为平等，其他皆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就是希望人们打破旧的、腐朽的社会关系，培养独立、自主、大无畏的豪迈人格。

章太炎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呼吁人们摆脱传统社会里各种束缚人心的伦理关系，重建社会组织，让人与人之间能真正团结，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步入独立富强之路。

但是改造社会谈何容易，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时，特别指出他心目中的自立之道。在他看来，世间惊世骇俗之论往往出之于疯子，而且也只有疯子才能言行一致、不畏险阻、实践所言，世间能成大业者多出自此辈。若是所谓的“正常人”，在种种阻碍面前，绝难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因此他十分愿意别人称他为“疯子”、“神经病”。世人常称章太炎为“章疯子”，便是出自这里。在他眼中，“疯子”、“神经病”就是能不惧艰难险阻、不被名利**、意志坚定不屈、具有勇猛奋发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艰巨的革命事业里有所作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

同时在章太炎看来，中国传统儒学远不能塑造出这类人物。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基于此，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所谓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华严、法相二宗。“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时他表彰长期被视为儒门异端的《礼记》中的《儒行》篇，发扬其近乎侠道的慷慨激越之气，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品德。

章太炎的文章在清末之季曾鼓舞了一世人心，被许多人视为“革命文豪”。但民国建立之后，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却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袁世凯弄权于上、军阀政客跳梁于下，这让章太炎深感失望。

与自己的老师一样，鲁迅这时也曾陷入四顾彷徨之境。他曾经尝试“沉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想借此驱除寂寞，当此举近乎成功时，昔日同门钱玄同来劝他为《新青年》杂志撰文，鲁迅起先仍颇感疑虑，认为唤醒铁屋中的沉睡者而无解救之道，实非善道，但又想起摧毁“铁屋”也非不可能，于是遂答应了钱玄同。于是，鲁迅就做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即小说《狂人日记》。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对当时的社会展开批判与控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以文学意象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如何令人窒息，无时无刻不在压制人、摧残人，更有甚者，国民性之劣根代代相传，就连孩子也渐染其风。鲁迅将传统文化视为这一切的祸首，而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狂人”，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认清吃人社会的本质。仔细分疏，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章太炎眼中的“疯子”，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斯景，狂人该怎么办呢？在小说里，狂人对周围亲友苦苦相劝，劝他们别再吃人，可是没人理睬。更有甚者，吃人成性的人感到气愤，抿着嘴冷笑。这时他大哥高声呵斥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没有人搭理狂人，全当他是一不正常的疯子，因此他只能期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呼吁“救救孩子”。

然而鲁迅并未一直让狂人“狂”下去，在小说开头，他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县后补矣”。狂人不再“狂”，他没有狂到推倒一切的地步，而是融入了吃人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员，这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在他看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大多数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在《野草》中，鲁迅援引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白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他知道改造社会，绝非易事，国民性中的劣根，存在久矣，个人面对“铁屋”，结局往往是头破血流，只是因为或许还能为下一代创造光明，所以不得不努力奋斗，与恶同归于尽。相较于胡适“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鲁迅撰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著作，悲凉之中蕴含深刻，那种强烈的批判力透纸背、直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