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生平的文字中，提到“文艺自由论”有两个地方。其一是1934年12月25日出版的《文艺评论》创刊号，他以文化评论社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真理之檄》的发刊词。其二是写于“1931年11月15日晨”的、发表于同期《文化评论》上以批判国民党当局卵翼下的右翼文人鼓吹的“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为主的《阿狗文艺论》一文，就是引发“左联”骨干成员对胡秋原的所谓“鼓吹文艺自由论”进行批判的核心内容，也是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加以严厉申斥的。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这样辛辣的语言来抨击胡秋原，那么，马克思到底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呢？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确实倡导文艺自由，而且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弗兰茨·梅林（1846—1919）曾受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委托，继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之后，又长期收集资料、进行研究，精心撰写了《马克思传》一书。弗·梅林的这部《马克思传》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被誉为较全面反映马克思一生革命经历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全过程的一部经典著作。在我国，这本书最初的中译本由罗稷南先生翻译，于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5年7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弗兰·梅林深刻指出：

马克思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成见的。但是他也绝不是那样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完全没有洁癖，有时对于那些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像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马克思爱读长篇小说。他特别喜欢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从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下而至于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度山恩仇记》而内疚的大仲马。(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7月第1版，第623—624页)

读了弗·梅林的上述精辟论述，再来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阐述文艺自由的。

1842年5月，马克思在德国的《莱茵报》上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一文，这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撰写的一篇经典批评文章14。在该文中，年仅24岁的马克思采取了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和自由主义报刊所持立场不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同出版自由是不能相容的。在同反动统治当局及资产阶级——商人的文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时候，马克思捍卫了大胆的自由的民主主义的报刊。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其共同合作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对写作自由作了更为精彩的论述。

综上所述，胡秋原说的一点儿也不错，马克思确确实实，并且不止一次地呼吁、倡导文艺自由。难能可贵的是，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在自己的头脑里确立了文艺自由、出版自由等理念。

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如此斥责胡秋原“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呢？这是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当时，一方面由国民党右翼文人潘公展、范争波等人于1930年6月策划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运动，这个运动鼓吹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意识”，借以对抗此前三个月成立的以“左联”为代表的普罗文学，也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为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媚日投降政策进行了百般辩护。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冒出了批评“左联”的、自称为“文学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维护胡秋原的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在当时鲁迅认为，胡秋原和苏汶等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是在向“左联”进攻、分裂左翼作家队伍，这令鲁迅愤慨不已。但是，鲁迅之所以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胡秋原，又因为胡秋原撰写的《阿狗文艺论》一文，其矛头所指乃是着重批判了国民党蒋介石卵翼下的“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反动实质和荒谬论调。又由于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领袖人物的介入和重炮猛轰，十分自然的是，鲁迅站在“左联”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集体行动，并为之鼓与呼。

另一方面是，在此文发表一年多前，为鲁迅格外器重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惨遭国民党秘密杀害，这在鲁迅心中留下了至死也无法磨灭的伤痛。为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暴行，鲁迅牵头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并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约请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撰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还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对“左联”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提出批评，鲁迅会将其视之“进攻”而加以撰文痛斥。

还有，在当时的条件下，鲁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读得较少，实际上，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对马、恩的原著加以精心研读。但胡秋原不同，当时的胡秋原年轻，且自幼勤奋好学。在1927年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宁汉合流”、遭国民党右翼迫害而流亡后，胡秋原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有的还是外文原著。后来亡命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里，为撰写七十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副题为《朴列汗诺夫艺术之研究》）一书，胡秋原几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因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倡导的“文艺自由”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

当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就可以发现，事实上，胡秋原和鲁迅的理念不但不矛盾，反而是有共同点的：鲁迅同样是高度崇尚文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而且他为之奋斗了一生。1906年，因愤于自己祖国的不强大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以及中国人惨遭杀戮及周遭同胞身上显现的麻木不仁，正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的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这次抉择不仅仅是鲁迅人生经历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有高度凝聚力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独裁统治的年代，鲁迅一再猛烈抨击当局的书报言行审查政策，一再呼吁文学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例如1934年5月，因《新生周刊》刊登一则“影射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随着该刊主编杜重远的锒铛入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就销声匿迹了。为此，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用其惯有的无比辛辣讥讽的笔调写道：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有关鲁迅对“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指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胡秋原撰写的《阿狗文艺论》，通篇充斥着对国民党右翼文人竭力鼓吹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有力批判。在《钱杏村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一文开始时，胡秋原撰有一个导语，这个导语泾渭分明地表明了他对左、右翼文人的态度。胡秋原说，“最近三四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有一个最大的滑稽与一个最大的丑恶。前者即是左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钱杏村君之‘理论’与‘批判’，后者是随暴君主义之盛衰而升沉的民族文艺派之‘理论’与‘创作’”。

显而易见，在这里胡秋原是视“左联”诸君为友的，而“民族文艺派”则是其对立面，并冠之以“随暴君主义”的“丑恶，而且是最大的丑恶”。在此文中，胡秋原对钱杏村散布的“阿Q死了”、“我们永远不需要阿Ｑ时代”的说法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驳斥，并就钱杏村曲解茅盾小说的真正含义、错误地认为茅盾小说“否认英勇的革命战斗的现实”等观点进行了分析，这些都说明，胡秋原对鲁迅、茅盾经典作品是全力维护的。

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在《论“第三种人”》中指斥胡秋原是一个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呢？

令鲁迅产生如此与事实大相径庭的错讹的原因很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当时鲁迅为维护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领袖的“集体行动”，所以与他们保持了步调的一致。另一方面与当时的革命环境相关，即被“左联”乃至中共高层所切齿痛恨的某些共产党人和“左联”重要盟员的“背叛”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在鲁迅撰写并发表《论“第三种人”》一文半年前，亦即1932年6月6日出版、由“左联”直接掌管的《文艺新闻》第五十八号上，发表了化名洛扬的冯雪峰所撰写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在这篇颇有点谩骂味道的论战文章中，冯雪峰毫不客气地给论战的另一方胡秋原安上了一顶被共产党和左翼势力视之为仇敌的托派帽子——这也是胡秋原成为“托派”、“托匪”最早说法的源头。但是从史实来看，冯雪峰在此文中所列举的胡秋原之“罪状”和依据是较为苍白的。

不久，胡秋原撰文《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刊于1932年12月二卷二期《现代》，可以视作对鲁迅《论“第三种人”》一文的答复。于该文文尾，胡秋原并不因为鲁迅对他的指斥而迁怒于或进行反唇相讥，相反又一次维护了鲁迅作为“中国大作家”的地位。

鲁迅所指斥的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说法，胡秋原本人事实上也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关的一切可以从胡秋原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青年时代到后来在台湾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的著作、演讲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这需要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下的苏区说起。在当时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形势下，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当时在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苏区，都发生了震撼党内外的极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的肃反扩大化，很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捕杀无端被诬为“AB团”、“托派”的各级共产党干部、红军指挥员的这种亲痛仇快的事件。也就在这一时刻，1925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左联”早期重要成员的杨邨人，在被派往苏区“体验生活”时，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的惨痛事件，再加上看到那些平时极端左倾、关键时刻叛变投敌的昔日“战友”的行径，他不由得迷惘、失望，回到上海后撰写了一系列亲历的反思文章，于是被“左联”视为叛徒、取消派（托派）、反动派帮凶等而被开除。本来此事与胡秋原这个“文学自由人”无关。但后来杨邨人宣布加入“第三种人”行列后，“左联”方面的一些领导人将他并入胡秋原、苏汶一类的“异类”，这样，胡秋原也被牵涉进来了。加上在当时苏汶的异军突起及向“左联”公开挑战，鲁迅一时气愤之下，便有了不点名的胡秋原系“列宁主义里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这一说法。

胡秋原后来完全倒向了国民党阵营，令人匪夷所思也颇为滑稽的是，对于这位独具嬉笑怒骂风格、与鲁迅一道时而抨击自己媚日、剿共、打内战，且遭自己亲手通缉的昔日小政敌，蒋介石倒也不避前隙，委以国防委员会秘书兼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