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争论，朱光潜素来是有来必往的，但对于鲁迅的上述批评，大概鉴于鲁迅的论域较广，并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加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气候，朱光潜还是选择了沉默。不过，这并不意味他内心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在私下的场合，一有机会，朱光潜仍要说明他与鲁迅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什么。

回过头来检视鲁迅和朱光潜的争论可以发现，鲁迅的学术趣味和“投枪”斗士的文化立场有关，这的确和朱光潜有很大差别。一方面，鲁迅的这种“战斗”者面貌出现的美学观常有明显的功利性，但也具有反对抽象形上学实体化思维的特点，由于他突出了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观，使得一般读者常容易把朱光潜看做是“超功利”(为文艺而文艺)的代表和鲁迅美学观的对立面。

事实上，朱光潜早在和鲁迅争执之前写的代表作《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稿成于留欧期间)里就已经批评了康德、克罗齐形式派只强调“为文艺而文艺”的观点，所提出的美感经验的“前因后果”论实际已包含“功利”和“超功利”统一的观点。在《文艺心理学》对“假古典主义(后来朱光潜翻译成新古典主义)”的“类型”说的批评和鲁迅对“虚悬”形式主义形上学方法的批评并无思想的对立。因此，可以说在朱光潜未作回应的这场学术争论中，学术界夸大了鲁迅和朱光潜观点的对立，只是注意到问题的一方面，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注释

1.本文原载于1935年12月的《中学生》第六十期。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版《朱光潜全集》第八卷第393—397页，

2.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　“我个人和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四年，平时虽常晤谈，但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友谊。”详见《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9　页。

3.《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页。

4.《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