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题未定”草（七）》批评朱光潜是玩“摘句”的把戏，是以“割裂为美”。有的学者推测，可能是由于朱光潜在1926年评价周作人散文集《雨天的书》时说到周氏兄弟“没有脱去‘师爷气’”，并称周作人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则是“师爷派的小说家”。又说:“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1

1.《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190　页。

大约是这几句话无意中得罪了鲁迅。不过，朱光潜和周作人是有交往的2，此外，照理说上述一番评价也未必达到触怒鲁迅的地步，且鲁迅长朱光潜16岁之多，基本上可说是两代人。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鲁迅在病重的晚年提起笔来，和一个文坛初出茅庐的小辈论战呢?真实的原因还在于文学、美学的态度和立场的不同。事实上鲁迅所批评的，并不仅仅是朱光潜文章中的观点本身，还包含了对朱光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态与观念持的反对态度。说起来这是一个复杂问题，牵涉到当时文化界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也牵涉到左联与其他各文派的矛盾冲突，甚至还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文化问题。总之，譬如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等观点类似的人都在这篇文章中遭到了批判;就当下的文人而言，他还是喜欢林莽这些进步作家，所以，他在林莽诗集序中还是不自觉提高了朱光潜的“静穆观”。

更深层次的是，当时“一·二九”运动刚刚结束，鲁迅知道当时已经不可能是“静穆”的、一个可以平和闲适时代，而应该是怒目金刚的年代。所以他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样看来，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剧变时代不同思想家和文化人的不同心声的冲突。

在鲁迅看来，朱光潜虽然比自己小，但已是正在筹办的《文学杂志》主编，幕后仍然是胡适京派等人掌控，这是他素来讨厌的“帮闲美学”在那里作怪，骨子里无非是重弹“为艺术而艺术”的老调。这样以来，就不能简单孤立去看鲁迅的《“题未定”草（七）》里对朱光潜的批评。鲁迅在写这篇之前有两篇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一是《“京派”和“海派”》；二是《从帮忙到扯淡》。这两篇都写于1935年，前一篇显然是暗指朱光潜正酝酿筹备主办的刊物《文学杂志》，内称“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

根据朱光潜的回忆：当他刚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8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不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3。

鲁迅在文章里讽刺是“北京送秋波”，“上海叫‘来嘘’”，其实就是指京派和海派“杂烩”的《文学杂志》(该杂志两年筹备，创刊号于1937年5月1日)。杂志未出炉已然成了鲁迅攻击的“靶子”。后一篇则挖苦“帮闲文学”：一帮人有“帮闲”之“志”，却无“帮闲”之“才”。故称“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4。

如果再联系到鲁迅写《“题未定”草（七）》批评朱光潜所谓陶渊明浑身“静穆”观，应该说鲁迅的美学观是前后一致的，即带有现实功利性和批判性，是与“为艺术而艺术”超功利美学观相对立的。所以在大体上，是可以把朱光潜与鲁迅的这场争鸣看做是“功利与超功利”美学问题在深度学术层面的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