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尽皆知的是，在近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

这段文字里有什么影射意味呢？原来，顾颉刚曾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顧）”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頁)”（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

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

例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

再例如同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

直到鲁迅的晚年，在1934年7月6日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刻薄地写到：“三根（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三根’即指鼻梁，这里仍指顾颉刚）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鲁迅为什么屡屡这样称呼顾颉刚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看起来这是一种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样近乎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理鲁迅并不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文坛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很不少，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但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么多，也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人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相反的，鲁迅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

1919年3月26日，在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受到北大学生魏建功《不敢盲从》一文的批评，文中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

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在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愤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