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之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最终在爱情中得到了一次人性的升华。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

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这里面应该说一方面仍然有因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而结下的怨恨；另一方面，是从鲁迅原来的妻子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周作人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南下的过程中，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包办婚姻及至晚清在中国仍是一种普遍性的传统习俗，这其中很难谈得到什么爱情。按照当时最新潮的观念来说，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然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不过，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固然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也可见，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