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异军突起的一个文学社团。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曾与创造社有过论战，但他一直把创造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团体，对创造社的绝大部分成员，特别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主要成员，都视为革命者或进步作家看待。

创造社当年本来和鲁迅有合作的意愿，并与鲁迅有过积极的接触。早在1926年，鲁迅去广州之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过，要“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鲁迅在广州时，和创造社成员有过接触。1927年4月1日，成仿吾和鲁迅、王独清、何畏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刊登在创造社办的《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宣言》愤怒地控诉了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帮助军阀孙传芳残杀中国工人阶级的血腥罪行，声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呼吁“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起来结合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1927年9月24日，鲁迅离开上海前夕到创造社门市部选购书刊，创造社人员执意免费赠送。

郭沫若回到上海以后，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找鲁迅商谈合作事宜，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述员。鲁迅欣然表示同意，但不主张另办刊物，说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一个共同园地。

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公布《创造周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为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30余人。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创造周报〉复活了》。

可惜这个合作计划没有实现，合作未成，反而引来一场论战。

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犁、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从日本回国后，情绪高涨，他们和郭沫若的计划接不上头，就像是日本的火碰到上海的水，呈现相持局面。郭沫若主张催回当时正在日本的成仿吾，于是发了电报。

但是成仿吾回国后，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一样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新办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出版。2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创造社在表明正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同时，点名批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看来，他们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总的批判。

《文化批判》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人的Don　Quixote　de（按：即“唐·吉诃德”）的乱舞》。5月1日，成仿吾更以“石厚生”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鲁迅对此十分反感。1932年4月24日深夜，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愤然写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这次论争持续到1929年初。由于党组织出面干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平息了。

1928年7月20日，鲁迅作《上海文艺之一瞥》讲演，评述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功过，指出创造社等在这场运动中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府权力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鲁迅又说：“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来看，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想是也有些才子加流氓式的。”

鲁迅尽管受到攻击，然而他高瞻远瞩，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怨言。”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