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在诗中，为了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芸生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甚至下流的语言，比如“×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等，诸如此类。

鲁迅在看到这首诗后认为有批评的必要，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即著名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以表达了鲁迅对《文学月报》文风的批判。他在文章中说，“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起应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2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3。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4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5（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好。

鲁迅　十二月十日

应该说，鲁迅写这封信，目的是要确保“左联”用正确、正当的方式进行斗争，使其既拥有充沛的战斗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风。对于主编周扬，鲁迅写这封信既是批评，也包含了期望。这封信被周扬发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的合刊里。随后，周扬以貌似缄默的方式向鲁迅的意见提出挑战，从而把鲁迅推上了论争和矛盾的焦点。

次年的1933年2月3日，“左联”刊物《现代文化》出现了公开反驳鲁迅的文章，即《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这篇文章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1934年，《大晚报》又指责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

这使鲁迅感到“左联”内部的复杂性，有人存心与他暗中为敌。1935年，鲁迅曾对萧军和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同年，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联”的党团领导周扬等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可见周扬主持下的“左联”在内部对鲁迅的斗争，也可以看到鲁迅所承受的压力和强烈的隐忍之情。

还有一件事情也引来了鲁迅的愤怒。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的领导人。但不知何故，其中有一期未寄给鲁迅。后来鲁迅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的内容是总结1934年全年工作的报告，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问题提得很尖锐，而作为领导人的鲁迅却一无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不满：“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

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绳索，由一个公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过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称谓，明确表达对周扬的反感：“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另外，鲁迅很看好萧军《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帮助出版，并为之作序。但此书出版后，周扬却写了一篇书评，对其多有指责。鲁迅对此也较为生气，在上文中他又对徐懋庸说：“……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鲁迅与周扬的矛盾公开化了。在鲁迅的眼中，周扬将“左联”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机构和组织，内部有着完整的权力结构，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而周扬个人则在竭力建立个人权威，志在做“文坛皇帝”。在鲁迅看来，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根本上还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