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学者的研究表明，陈鲁论战，既有“公理”又有“私仇”。9

陈西滢为何最终在论战中失败？有人认为，陈西滢在论战过程中缺乏像鲁迅那样一种对学术的严谨态度。由于当时陈西滢正在追求凌淑华，而凌淑华当时又卷入鲁迅挑拨起的“剽窃”之嫌当中，陈西滢为其辩护，污蔑鲁迅也有“剽窃”之嫌。因而，又有人认为，陈西滢在这场风波中理亏是因为爱情，甚至怀疑其人品。

学者张翠丽在《陈源（即陈西滢）在论战中为何败给鲁迅》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陈西滢的文化性格，以及在这场论战中所持观点和立场，及失败的原因。她的观点是较为深刻的。

（一）陈西滢的文化焦虑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陈西滢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一方面，他出身于中国传统的富裕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中国式教育，深受传统文化和礼教的熏陶，因而具有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儒雅与潇洒，热爱并推崇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另一方面，他16岁赴英留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1922年26岁的陈西滢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旋即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在他留英的十年间，深受西方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追求西方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连他自己都说自己中了“英国自由主义的毒”。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礼教所固有的保守、人格的圣贤化追求，与西方自由主义中所提倡的保护人的个性自由，这二者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文化趋向。当中西两种文化的养分同时在陈西滢的血液里流淌时，或许连他自己也产生了一种晕眩，心态在这两种文化中摇摆。钱穆曾把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比喻成一条鸿沟，他说，陈西滢“既不在鸿沟的这一边，也不在鸿沟的那一边”，他是徘徊不定的。10

于是，陈西滢在面对文艺、文化时显示出一种既革新又保守的矛盾和焦虑。

西方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赋予陈西滢大刀阔斧进行文艺改革的勇气。他非常赞赏罗曼·罗兰的精神和信仰，想用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陈西滢理念中的革新又不是激进的革新，而是理性的革新。他主张在看戏听音乐的“娱乐”中去启发、训练、节制情感，开启国人的民智。这是一种在文艺中用理智来节制情感的方式，体现着他对理性的宣扬。

虽然如此，陈西滢同样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礼教的影响，这可以从他的文艺主张中看到。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口号，有的人态度极端，一味推崇白话文的好处，全盘否定文言文。例如，陈西滢的表舅吴稚晖，当时就主张把古代文言文的线装书扔进“茅厕”里。但陈西滢主张不要对文言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指出文言文对丰富白话文的积极作用，他主张学生应该读一定量的线装书。

又如对待中医的态度。当时中国深受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医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巫术。例如留欧回来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回国后抵死不肯看中医，只看西医。这一类人对待中国传统大都比较激进。尤其是鲁迅，当年就是因为觉得中医不科学，才赴日本留学，学习现代医学。但是陈西滢认为，中医是在实践中经过无数次反复实验和实践后才得到的结果，“他们的方法也是实验，不仅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判断，不仅是本能的触发”，他说：“与其攻击，还不如‘充分地研究’一番，也许经了一番科学的探察之后，中国在世界医学上也会有些微的贡献。”陈西滢的这种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仍然是可贵的。

再如，在政治思想上，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是君主专制，西方是民主自由”的，而陈西滢在《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中却借用威尔思和萧伯纳的话指出，“民主专政并不是万能的圣药”，而中国固有的科举制度和弹劾制度却很符合“民主精神”。可见，陈西滢对待中国传统所持的观点在当时来讲是独到的，异于“革命”主流，显现他出对中国传统的推崇甚至偏爱。

这样以来，在中西文化的混合冲击下，陈西滢既想“牺牲一切”去革新，但又不愿突破传统，所以在他的文化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文化紧张与焦虑，这种紧张与焦虑使他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感。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之下，他努力加强自己文化认同的策略便是积极去发掘自己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合理因素。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陈西滢在与鲁迅的论战中，在“女师大风潮”中反对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批评国内群众运动。而鲁迅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战斗性的，与鲁迅战士般的激进精神相比，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激进相比，陈西滢的保守难免格格不入，所以陈西滢在论战中背负了骂名。

（二）《现代评论》与政治立场

学者黄乃江在《从〈现代评论〉的两度“变风”看“现代评论”派》一文中，把“现代评论”派分为“攻讦期”“论战期”“分化期”。而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正是处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期”。

《现代评论》创刊初期，由于其近于“攻讦”的批评态度不为段祺瑞政府所容忍，受到了当局的一系列封杀举措。例如，京师警察厅把1925年3月21日出版的第十五期《现代评论》周刊“尽数搜去”，第十六、十七期也“因警厅干涉，不能如期邮寄”。在这以后《现代评论》受到重挫，失去了战斗精神。后来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全面分析评价当时“中国定期出版”的报刊时说，“……第15期被扣后，尝到了段政府威严，于是退缩因循，日甚一日。因杨荫榆而诬证女师大，因章士钊而反捧‘段执政’，事迹昭然若揭。”

陈西滢当时作为《现代评论》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在段祺瑞政府的政治压迫下，开设了一种较为远离政治的“闲话”栏目，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个时期，“闲话”是陈西滢开展论战的主要武器，其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主要就是通过它传达出来的。这样的政治形势，也影响了陈西滢的政治立场，他选择了因循退缩，因而在“女师大风潮”中采取了袒护章士钊、杨荫榆的立场。在“三一八”事件中，他更是颠倒是非，认为请愿的群众是盲目的、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杨德群女士“原本不愿去”，是受人“怂恿”才不幸罹难的。迫于政治形势而发表的这些不当言论，让陈西滢背上了骂名。

（三）20世纪20年代言论空间的局限

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陈西滢的言论不被接受甚至全盘否定。范玉吉在《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一文中指出了2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开创中国言论空间的过程中遇到的局限性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画地为牢，脱离了更为广大的知识群体，从而失去了他们在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号召力和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

其二，各派知识分子力量悬殊，建立批评空间的呼声被别的嘈杂之音淹没了。

其三，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大潮中，愤怒的阴云遮蔽着理性的光芒，破坏的冲动代替了建设的可能，建立批评规则的设想像一张刚刚规划好的蓝图，被一场突然而至的救亡暴雨淋得面目全非。

其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政治生活的不民主，限制、压制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批评空间的积极性，从而也挫伤了批评规则“公正”的可能性。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陈西滢作为一名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很想通过言论来变革社会，但是由于以上种种言论空间的局限，使他的立场和观点不被人们所接受。

总的说起来，陈西滢在论战中败给鲁迅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源于陈西滢在中西文化的徘徊中产生的文化焦虑感，另一方面，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势力的阻碍以及当时言论空间的局限等。陈西滢在这些论战中的很多言论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但不能因为这次论战而否定陈西滢有价值的言论，今时今日的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论争、辩证地看待陈西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