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皇上的意愿相违，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

逝者如斯夫。转眼，时间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的京官已经做了九年，因揭发文庙贪污案有功，而被升授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年底，逢三年一次的京察，即朝廷对京官的政绩考核，因成绩优异而被破格超擢为正三品主管宗庙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卿，俨然位列大清高官之列。

官当得久了，历练自然就多了，对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尔虞我诈也有了很强的适应，心里也超然、淡定了不少。曾国藩在自己这个时期的诗作中，以禅味实足的笔调写道：“得失升沉纷满眼，世闲人事等牛毛。”[5]

超然似乎是超然了，淡定似乎也淡定了，可一遇到具体事儿还是书生气十足，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在这一年上半年，曾国藩曾有过一次做地方大员的机会，但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胎死腹中了。原因是因为他的理解，恰好与皇帝的意图完全相左，把好端端的一张热脸贴到了道光帝的凉屁股上，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究其原因，曾国藩还是认为自己不够成熟、老道，还是太嫩。

清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44年满族入关，改国号为清。到了道光帝的手上，大清国已经历了二百多年漫长的岁月。总的来说，泱泱大清国还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享誉后世的“康雍乾”盛世就不用说了，就是后来的嘉庆、道光等也比较顺利，即使有些内忧外患也无伤大雅，动不了大清国的龙骨，伤不了大清的血脉。但到了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强虏的坚船利炮终于打破了大清封闭的国门，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帝国凭借着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禁锢的樊篱，逼迫大清国开埠通商，倾销鸦片，不仅掠夺了大量真金白银，严重销蚀着大清国民的意志和筋骨，拉开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至此，大清国的太平盛世宣告寿终正寝，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岁月。

1847年春夏之交，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奉圣命赴湖南办案，刚刚回到京师就接到了道光帝的圣旨，被告知升授为广东巡抚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且命他立刻赴任。

巡抚一职始设于明代。按清制，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民政、吏治、刑狱等事务，品级为从二品。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其地位略次于总督。在单设巡抚的省份，其职权与总督无二；在设总督的省份，巡抚例受总督节度。曾国藩此次升授广东巡抚并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正三品骤升为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又被超擢了。

在曾国藩为擢升而高兴之余，也为新任而忧心，因为当时的广东正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宁日。

西方与中国的鸦片贸易起始于唐，延续至明。尽管历史悠久，但输入的量很少，仅供药用。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遂成奢侈品。清雍正五年，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鸦片。清嘉庆元年，诏停鸦片征税，严禁鸦片的输入。自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十八世纪初和十八世纪末，英帝国开办的东印度公司先后取得了鸦片的专卖、制造特权，开始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据史料披露，清嘉庆五年（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为四千五百七十箱，而到了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就已经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激增了十倍，中国因此而损失白银三四亿两之多。鸦片的野蛮贸易，给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激起了朝野有识之士的满腔义愤，进一步加重了业已存在的危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就是时任湖广总督的一代能臣林则徐。林则徐上书道光帝，指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可以抵御敌人的兵力，没有了可以充当军饷的银子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力主抗英，坚决打击鸦片走私贸易。

林则徐，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生于公元1785年，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在任东河河道总督时，全力治理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大力兴修水利，减少百姓负担，口碑皆佳。历来反对鸦片贸易，痛感鸦片贻害无穷，致使国家民贫兵弱银涸，在出任湖广总督时，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底，道光帝委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罪严重的广州禁烟。次年三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协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严厉查禁鸦片，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及鸦片商贩交出走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始称“虎门销烟”。在多次武力挑衅失败后，同年十月，英政府正式决定出兵中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远征军组成，于六月抵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火，因遭到林则徐的坚决抵抗而无果，遂转攻厦门，被邓廷桢所部击退。遭到惨败的英军沿海北犯，乘虚接连攻占浙江定海、天津海口，直接威胁北京。迫于英军的压力，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可叹的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因抗英而声隆，又因为禁烟而罢官。英夷是满意了，而国民的心却伤透了。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华民族孱弱之时，是林则徐奏出了铁骨铮铮的最强音。

为解广东之危，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处理善后。琦擅自作主张，撤海防、裁水师、散兵勇，一味向英军示好。英军则背信弃义，发动突然袭击，迫使琦善投降。琦善贪生怕死，擅作主张，同意割地赔款，与英军签订卖国条约，后被道光帝革职查办。

清道光二十一年，即公元1841年，道光帝决定对英宣战，但因用人失误、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时在京师的曾国藩，自始至终关注着鸦片战争的进程。自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始，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止，在这个时期的曾国藩家书中，每每提到鸦片战争的进程，并通报最新战况。翻看这个时期的家书，诸如“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回京”“广东事已成功”“近又传异辞”“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等内容不绝如缕。

在关注战争进程的同时，曾国藩也表现出应有的爱国心和对战胜英夷祈盼，并对清军的软弱无能表现失望。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十八给父母的家书中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在同年四月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言：“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同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告知家人：“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平！”七月，战事继续恶化，“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了。在英夷的炮口下，大清国只剩下了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份儿。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接替琦善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完全按照英方的条件，签订了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世界面前，泱泱中华帝国在自己的家门口损兵折将、割地赔款，颜面扫地。

曾国藩曾分析英夷取胜的原因，他认为“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6]，所以逼迫大清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7]，“实出于不得已”[8]。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国将士在战争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曾国藩痛心疾首，认为“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9]。靠一味的割地赔款、妥协安抚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发展趋势，凭曾国藩的识见完全可以预判得到，但曾国藩似乎也为暂时的和平所蒙蔽，说了一番很没智力，但很顺耳的话，如“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10]难道曾国藩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装傻？事实证明，曾国藩此举是故意的，因为五年后，当曾国藩有机会出任广东巡抚时，他的观点不是“和”而是“战”。

鸦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中英之间关于鸦片的纠葛并没有完结，英夷的目的不在于获取二千一百万银元，割一个香港，开放几处通商口岸，而有着更大的野心，其中就包括夺取中国东南的门户广州。

面对英夷的狼子野心，广州军民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欲拼死力保，主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众更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与英夷不断发生摩擦，火药味越来越浓，形势愈演愈烈。胆小如鼠的耆英把全部矛盾都推到林则徐的身上，说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惹下的祸端，并以有病做托词，请朝廷另选能员主政广州，他准备玩一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道光帝把目光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接到圣旨，曾国藩迅速返京，并在抵京当日就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接到了道光帝的任命，他被升授为广东巡抚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要求他即刻赴任，不得有误。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读书人，其根本目的就是渴望通过科举这华山一条路走上宦途，跻身士林，不仅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抱负。

做官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漫漫的宦途上顺利地走下去、走多远，而能出任督抚，就更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尽管接连被超擢，早已跻身大清高层官员的行列，看似仕途顺遂，但也绝对没有做一名地方大员、主政一方的奢望。因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在，道光帝慧眼识英才，把广东巡抚的红顶子送到曾国藩的面前，不仅使他对日常浩**的皇恩“悚怵”，而且激起了他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

英夷对广州垂涎三尺，其野心昭然若揭。对于这些混乱、危急的情况，曾国藩略知一二。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道光帝把曾国藩放任广东是做何打算呢？

曾国藩主观认为，道光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维护大清的江山社稷出发，顺乎民意，坚决打击英夷的嚣张气焰，誓死捍卫民族尊严、保全国家主权。

在曾国藩的信条中，圣命不可违，那叫抗旨不遵，有违君纲；父命不可逆，那叫对父不孝，有违父纲；民意亦不能拂，那叫违民心，会惹众怒，毁江山，尤其是后面之一条最重要，连圣人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所以即使是一言九鼎、金口玉牙的道光帝也不能与天下的百姓作对。现在，在抗击英逆的问题上，前有林则徐做榜样，现有道光帝的信任，特别是有广州军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做后盾，君命、民心高度一致，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曾国藩信心满满地以为，下一步就看自己能不能趁势而上，震**乾坤了。

曾国藩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深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为圣上、为国家出力尽忠而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曾国藩精神亢奋，夜不能寐，立即动笔，给道光帝上了一个折子，阐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提出用持久战来对付英夷的侵略。

就在折子递上去的第三天，也就是曾国藩打点行囊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接到圣旨，着“曾国藩即日起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毋庸署理广东巡抚”。

事出突然，曾国藩不明白道光帝为什么朝令夕改。当他面见道光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道光帝根本就没有“战”的打算，而是仍然希望采取“和戎之策”，以达到罢兵的目的。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那么在道光帝看来，把曾国藩这样一个活脱脱的翻版林则徐放到堆满炸药的广东，无异于火上浇油，粉身碎骨。

等曾国藩弄明白缘由时已经晚三秋了。虽然升了级，位列卿二，但却丢了巡抚实职。

枉揣君心的曾国藩，刚刚还畅想在地方大员任上一展身手，现在只好望职兴叹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