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

这番话尽管讲得像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但核心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无论是谁，无论要做什么，都一律需要“意诚”“修身”“知本”。当然，对于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意诚”“修身”和“知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身处官场，吃国家俸禄，它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恪尽职守，尽职尽忠。这也是曾国藩所思所想所为。为了恪尽为人臣子的职责，更是为了感谢皇上的隆恩，对得起皇上赏的这个饭碗子，曾国藩憋着劲儿要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对皇上、对朝廷的报答。然而，曾国藩却忘记了“允执厥中”[2]的圣训，没有把握好尽职尽忠的限度，结果是尽忠未果，反而给自己一次次地招惹祸端，甚至险些丢了性命。这些倒霉的经历使曾国藩恍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知埋头苦干，不一定就有好结果。

听话也会惹祸

因为听了皇帝的话而锒铛入狱，这让曾国藩糊涂了。

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至年底这一段是空白的。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难道曾国藩就未修一封家书吗？还是后人在编辑时有意漏掉或删除掉了？对于这些，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一些佐证史料中得知，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开了清一代官员晋身先河的曾国藩，却在这个阶段曾肩负了一项与翰林院侍讲、四川乡试正考官等职无关的特殊使命，也恰恰因为这个使命，使曾国藩身陷囹圄，险些命丧黄泉。

事情还得从曾国藩钦命四川乡试正考官说起。

曾国藩因不满附庸官场相互吃请的陋习，成为大清官场上的一个另类，不仅让所有人都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曾国藩，而且还引起道光帝对他的注意，进而声名鹊起，无意中成了名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被超擢，由翰林院候补检讨一跃而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六月，曾国藩又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主考，而副主考就是那位始终看不上曾国藩的赵楫。道光帝以五品官员做正主考，而以四品官员做副主考的圣命，开了大清立国八朝之先河，不仅大出当事人曾国藩、赵楫的意料之外，也使满朝文武百官无不惊讶。实在是搞不懂曾国藩到底使用了什么迷魂术，让大清皇帝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厚待。没有思想准备的曾国藩，也急忙给家里写信，一方面告之喜讯，另一方面对皇帝如此浩大的“皇恩雨露”表示悚愧。

就在曾国藩打点行装，准备启程赴四川之际，一道圣谕把他召到宫内。曾国藩不仅有些诚惶诚恐。

书房中的道光帝少了一些朝堂之上的威严，多了几分和蔼。

道光帝先吟诵了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然后感叹自己自登基以来未出过京师，不能像列祖列宗那样遍访天下，探究民情，对于像四川那样的偏远大省更难于顾及，欲知民情吏治，除了看折子外就只能靠想象。道光帝说这番话时，面色严峻，言语中透出不安和怅惘。

曾国藩能够体会到道光帝作为大清最高统治者不了解下情的苦衷，却未弄明白道光帝为何偏偏对自己讲这番话。正在狐疑之际，道光帝话锋一转，直奔主题，即命曾国藩提前入川，替他考察沿途民情吏治，搞一番调查研究，用眼看，用耳听，尽量多掌握第一手资料，回来后直接禀报。

曾国藩闻听大喜，因为这等于是钦差大臣应该干的活儿呀！难道道光帝是想让自己再挂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吗？

就在曾国藩的脑筋迅速转动时，道光帝却没有了下文。

只交代任务而不授权，也就是说，道光帝只让曾国藩负责看、听，而不需要实地解决问题。有职无权，这算哪门子钦差？有其名而无其实嘛，充其量只能算是“相当于”钦差而已。

不管有权无权，但圣旨已下，曾国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于第二天便带着两个随从踏上了入川之路，开始了一次凶险难料的旅行。

曾国藩主仆三人出京师、过保定，晓行夜宿十数日后，离开了直隶属地，进入山东境内，来到吏部“叙优”的古城平原县。

所谓“叙优”就是考核成绩优等。这是吏部对基层单位考核的一个等次。可让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刚刚踏上平原的地面还没站稳，就遭到衙役的缉拿，不容分说地被带到了官府。一打听才知道，敢情是违反了平原县“酉时净街”的规矩。看来被“叙优”的平原县就是与众不同，各项管理还真到位。

曾国藩不想多事，也就没有亮出身份，而是花钱免灾，被当庭释放。曾国藩不甘心就这样不了了之，希望多了解一些“酉时净街”的内情，于是略施小计，从衙役那里套取了不少内幕信息。原来，平原县“酉时净街”并非是为了强化治安管理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是衙门变相捞钱的一个主要渠道，更有甚者，当局与省、京勾结，把罚来的银子坐地分赃。因此，全县居民，包括过路之人，常常被无故缉拿，或罚银或受刑，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曾国藩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立即给道光帝上了一份折子，参奏山东巡抚及一干属僚，派随从返回京师上奏皇帝。期望道光帝能够整肃山东吏治，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

道光帝也真不含糊，还没等曾国藩一行离开山东境内，就传来了山东巡抚被撤换，平原县令被就地正法的消息。

曾国藩深为道光帝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更为道光帝雷厉风行的作风而叫好。可刚刚高兴了一半，曾国藩忽觉事情有些不对头，感觉有些蹊跷和跑偏：难道这样一个上下串通、省京勾结的大案，仅仅就撤换了一个巡抚、正法一个贪婪的县令就完事儿了吗？

曾国藩的这个问题正触到了此事的软肋上。

除了曾国藩已经了解到情况外，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内幕。此案除了山东官府上下勾结外，还可以追根溯源到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英和。山东的那个被撤换的满巡抚，当年正是经过英和力荐，又打通了穆彰阿的关节才得以外放的。

其实，当道光帝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在第一时间就把穆彰阿和英和召进宫里，质问这两个当朝主管干部的重臣：年年吏部叙优、被他们

力捧的这位山东能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命他们二人拟旨，速将山东巡抚和平原县令一同押解来京问罪。

穆彰阿和英和读着曾国藩证据确凿、义正词严的奏折，心里的那个气就不用说了。按照曾国藩所说的那些个事儿，如果真把那两个该死的巡抚和县令押解京师的话，肯定会露出底细，如果那样的话，不光是一年十几万两的孝敬钱没了，还要自己牵扯进去，那事可就不是闹着玩儿的了。这个该死的曾国藩，他哪里是在参一个巡抚、县令啊，这分明是要砸这二位大佬的饭碗子，想要这二位的项上人头啊！

想到这儿，老官痞穆彰阿和英和急忙拦阻，堂而皇之地劝说道光帝把山东巡抚革职罚款，以“用不着大动干戈”的理由就地处斩平原县令，以消弭民怨，抚慰民心。

道光帝并非弱智，轧不出其中的苗头，在思前想后了一番后，道光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其实，道光帝也不想为此事而“大动干戈”，能够杀一儆百，以效儆尤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坐车的总需要驾车的。只要这些驾车的懂得忌惮，知晓厉害，好好干活就行了。

不日，山东巡抚被押解京师，矢口否认上下勾结、同流合污的罪行，只承认用人不当，约束失察，把一切罪过悉数推到那个死鬼县令身上。山东巡抚这边言之凿凿，雷打不动，穆彰阿和英和那边则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最后，经道光帝批准，将该巡抚革职并罚银百万两，撵回了奉天原籍。穆彰阿和英和使的这个杀人灭口之计，不仅保住了那个巡抚的小命，而且又从中收取了大量的银子。此事就这样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得以了结。这些背后的细节，曾国藩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狐疑归狐疑，不解归不解，毕竟参倒了一个昏聩的巡抚，处斩了一个霸蛮的县令，拨开了笼罩在山东上空的阴霾，取得了考察沿途民情吏治的开门红，曾国藩对此还是很满意的。于是乎，愈加地信心满满，劲头儿实足，决心继续尽心尽力地履职履责，一路走下去，为道光帝好好办事，好好卖力气，以谢浩**的皇恩、眷遇。可曾国藩的信心和劲头没保持几天就泄了。因为刚刚走到河南洛阳，曾国藩就稀里糊涂地被河南按察使英桂就地擒拿。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曾国藩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身陷巡抚衙门大狱，成了一名阶下囚。

身陷囹圄的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究竟触犯了哪条王法而弄成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局面。

英桂缉拿曾国藩的那天，倒是当场宣读了道光帝的圣旨，但不是为了曾国藩开脱，而是为了证明曾国藩打着钦差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草菅人命，重伤绿营把总，引得上上下下民愤鼎沸。经河南按察使英桂、开封总兵清同、游击肇衍等查实，着河南巡抚和春奏报后经皇帝御批拿下的，待进一步查实后问罪。一想到这一连串的人名和围绕这些人所发生的事件，曾国藩的脑子慢慢清醒了，思路也渐渐清晰起来：噢，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旗开得胜后，曾国藩一行离开山东，进入河南境内，来到了古城开封。

开封，古称大梁、汴梁、汴京。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位于河南中东部，黄河南部的豫中平原上。曾有战国时的魏，五代时的梁、晋、周、北、北宋以及金朝在此建都。

一到开封，鞍马劳顿的曾国藩顿时就来了精神头，不仅为“七朝古都”雍容气度所折服，更为铁塔、龙亭、相国寺、禹王台等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牢牢地吸引住了眼球。他决定要好好逛逛这座包青天主政过的开封府。可是还没逛上两天，曾国藩的雅兴就被搅了。原来，曾国藩在闲逛时，遇到了一位飞扬跋扈的绿营把总。这个把总不仅欺弱逞凶，而且在公堂之上仍然颐指气使，气焰嚣张。曾国藩气不过，当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责成开封知府摘去了那个把总的顶戴。

事情到这里本来就算结束了。想不到曾国藩在离开开封的途中又遇到了那个把总，因记恨曾国藩的摘顶之仇，欲官报私仇，竟然不容分说包围了曾国藩一行。就在那个把总得意之时，突然被曾国藩的随从踢断了一条腿。曾国藩这边刚刚制服了饭桶把总，紧接着把总的救星就到了。这个救星不是一般的八旗兵，而是一名官居三品的武官，也就是圣旨说所说的那个游击肇衍。肇衍一向眼高手低，牛皮哄哄，没问青红皂白，就命令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曾国藩一干人马统统拿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给英大人一个交代。曾国藩的随从可不吃这一套，上前一脚踢翻肇衍，随即亮出大内侍卫的腰牌。一见到这个物件，肇衍的骨头顿时就酥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逐渐地地理出了一些头绪。看来，事情的起因就在那个绿营把总。接连伤了把总和游击，触犯了地方利益，因而得罪了河南的高层，才有今天自己这场牢狱之灾。

一连几天，曾国藩被孤零零地扔在大牢之中，吃残羹睡冷铺，日夜与老鼠为伍，既不过堂也不审讯，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一样，无人问津。令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时时困扰着他。这个疑惑既不是英桂、肇衍等的诬告，也不是和春的听信谗言，而是道光帝对此事的态度：皇上怎么能够不分青红皂白，仅仅凭和春的一面之词就把自己下了大牢呢？

曾国藩自认为一路之上恪尽职守，尽心尽责，严格按照“有贪赃枉法者，有权请旨革除”的谕旨办事，从未越雷池一步，道光帝何以偏听偏信，要治自己一个“打着钦差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草菅人命”之罪？把一个堂堂的翰林院侍、四川乡试正主考拘押在地方的巡抚衙门看管，既不押解回京闻讯，也不按例交刑部问罪，这算是怎么回事？抑或是皇帝糊涂了，抑或是满人无视法度？还是他们上下勾结，官官相护？

一连十几天的光景，曾国藩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分不清天分不清地，更不知道时间，精神备受煎熬，几近崩溃。

就在曾国藩即将绝望、疯癫之时，突然拨云见日。道光帝把诬告曾国藩的巡抚革职查办了，并着曾国藩官复原职，而且对他一路之上的尽职尽责予以充分肯定，极尽抚慰之能事。曾国藩愣怔着，脑筋一时有些不够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又突如其来地烟消云散了。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对又是赏银又是叙优的道光帝来说，吃尽牢狱之苦的曾国藩是没有资格与胆量说点什么的，但是免不了心里产生一些感触。比如说，只知道埋头干活而不知抬头看路，这在官场上是一定要吃亏的。再比如，在大清国，道光帝对汉员仍然是不托底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皇上点头，英桂就是再猖狂，也绝不敢轻易地把曾国藩下了大狱。还有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道光帝也有道光帝的难处，管还是要管的，但不能过分，否则……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既然想明白了，看开了，曾国藩也就释怀了，只是暗暗叮嘱自己，以后凡事要多长脑袋，多长记性，别一味地埋头傻干，小心自己项上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