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对家人的爱深深地隐藏起来，他们似乎都对这个曾经可亲可爱的人感到了陌生。但他从来没有情感枯竭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爱他们，甚至超过爱自己。他依然视他们为心肝宝贝，他只是分身乏术！

1986年4月2日，邓稼先终于将厚达几十页的《中国核武器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建议书》核对完了最后一个字。当许鹿希激动地手捧着这沉甸甸的“大书”走出病房时，她再一次听到身后传来邓稼先虽虚弱到了极点，但却仍然一字一顿的清晰的话：“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

许鹿希走出病房，眼泪潸然而下。她清楚这份建议书的分量，或者说她不懂这份建议书里说的是什么，但她最明白邓稼先的狂热绝不是心血**，她最能理解邓稼先的激动绝不是庸人自扰。33年来，她没有亲眼见证邓稼先是如何一步步从普通的研究人员成长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和一名天才般的领导的，她只是隔上半年左右才能猛地领悟到邓稼先的愈加睿智、愈加沉稳和愈加沉默。最长的一次，她隔了3年零7个月！

许鹿希坐进了车里，眼泪更加控制不住地刷刷淌下来，她顾不得司机的反应了，此刻的酸楚感无法控制地喷薄而出，**！

“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妻子的命，你真的看重过吗？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我心则降。”28年来，许鹿希几乎就是这么一天天忧心忡忡地过来的，现在，她终于是重新见到丈夫、可以拥着他了，但是她的心能放下来吗？老天，她的心这次提得更高了！可是，就在这种时候，邓稼先会说这番话！

但许鹿希知道，他是对的。

车子从北京301医院门前的复兴路飞驰向九院领导的办公室，坐在后座上的许鹿希终于像一个脆弱的小女子一样，伤心欲绝地哭个没完。

她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她从未说过自己像一座山那般厚重，在她需要被保护的时候，邓稼先远在天边，在邓稼先最后的几个月里，这份建议书熬干了他最后一点心血，而她，现在听到了这句话——“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

她忽然停止了流泪。在一刹那间，她忽然清晰地看到了罗布泊的一切图景，她完全相信在这天涯阻隔的28年间，邓稼先没有一丝的享乐，没有一丝的懈怠，甚至没有一丝的正常休息！

送完建议书回来时，许鹿希再次在车里流了一路的眼泪，她知道，邓稼先完全是靠着一股“死不起”的劲头才完成了建议书，现在，他再无力气弄他的专著了，他已经油尽灯枯，许鹿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他还有一些计划没做呢——他打算静下心来写《群论》，写《规范场论》，但他似乎已做完了一切。她看着形容枯槁的他，病号服显得如此肥大宽松，奇怪的是，如果不看他的脸色，他居然像个得道的炼丹师，飘飘欲仙。

人靠衣裳马靠鞍，但儒雅俊逸的邓稼先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只有两套衣服，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奇闻！

这两件衣服区别很大。一件比较旧，不过看起来相对还齐整些；另一件是则更加旧，非常破旧。

你没有看错，不仅旧，而且破，上面贴着奇奇怪怪的白胶布，乍一瞅，你不敢断定这是否算是一件正经的衣服。事实上，这第二件正是他每天在罗布泊风里来、雨里去的主要或者说唯一披挂，白胶布的作用是将一处处因各种原因撕裂开的口子黏上。这不是原子弹科学家的又一项重大技术创新，也不是骨子里爱玩的邓稼先心血**弄出来的行为艺术，我们只能对邓稼先的勤务员孟昭利的日常动手能力表示不敢恭维。当然，如果邓稼先自己是个女红好手，我们也不会欣赏到这件史上最奇葩的服装。

1963年某月某日，第一个撞见这件衣服的女人终于出现了，程开甲(“两弹一星”元勋)的妻子又气又笑地将白胶布小心翼翼地全部揭下来。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她终于落了泪。

我们国家第一流的科学家，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是没钱换套新衣服吗？当然可以这么说。原子弹研制，说穿了，绝对是举全国之力，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美国为搞出第一颗原子弹，即使是起点很低的钚239，也为此耗费了全国1/7的电量。中国呢？1963年左右的中国，五分之一的发电厂都在为这颗原子弹工作！六分之一的铁矿煤矿都在为这颗原子弹工作！还有，还有，还有……

从小就不注重装扮的邓稼先，在这种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大潮流中，是不可能衣服坏了就去换新的。再说，在漫漫黄沙的罗布泊，一件新鲜的衣服，反而会与周遭很不协调，让人有一种扎眼的感觉。缝了又补，补了再缝，何止是罗布泊，八十年代之前的整整30年，灰、黑、绿老三色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但如果就这样给邓稼先的奇葩衣服下个结论，显然仍是过于简单化了。邓稼先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里指的绝非其漂洋过海到过美利坚合众国。

什么叫大世面？在邓稼先的心目中，跟科学大师有过亲密接触的人，才叫见过大世面。接触过科学核心的人，才叫见过大世面。邓稼先此生最感庆幸的就是能在西南联大待满四年，接触到如云般的高人。

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开山鼻祖金岳霖先生，有一次想买一部西方刚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其最得意的两大弟子之一的沈有鼎(另一个是王浩)直接就说道：“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

金先生不仅不以为忤，反而还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而当后来留美定居的王浩每次回大陆看望恩师时，金岳霖都必然要带上沈有鼎作陪——他清楚，自己在数理逻辑方面的功力，是远远不及这两位弟子的！

文史大师刘文典穿着极不起眼的旧袍子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鄙夷地疑问道：“你就是刘文典？”

刘文典慢吞吞地抛回一句疑问：“你就是蒋介石？”

这些高人的风采在四年中无疑对邓稼先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邓稼先怎么肯在穿衣戴帽这方面多下工夫？

所以，看到程夫人居然落了泪，邓稼先皱了一下眉，只能是无语状态。旁边的勤务员孟昭利却笑得很开心——他不用再费劲巴力地搞这些蹩脚工程了！

至于第一件“比较旧”的衣服，邓稼先只是去内蒙古看望插队的女儿典典时才舍得穿上。女儿4岁时，自己就离开了，28年来每次回家只是那么匆匆一瞬，说起来，这一生和女儿在一起的日子几乎主要就是在典典懵懂时期的那四年。他不想让女儿以为自己过得非常寒酸。

在满目荒凉的阿力奔苏木大草原上，一条细细的小路，两蓬衰草在路口摇曳成瘦弱的守路人，邓稼先不让女儿再送他了。她虽然长高了，但却是那么瘦弱，甚至比那两蓬衰草还瘦弱，假如草原的风刮得再猛一些，邓稼先都担心她会被风吹上天空，被胡乱抛向哪个空无人烟的角落。

女儿才14岁就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草原插队，草原离简陋的乌特拉县城还有荒凉的两公里路程。原本，她应该在中学的教室里朗朗读书，在明亮的阳光下玩耍。甚至，还可以时常陪在父母身边撒撒娇。但她现在已然独自承担起艰苦的生活！

他抱住心爱的女儿，但没让她看出自己牵肠挂肚的缕缕担心。之前，他把自己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罐头都积攒起来，还买了典典最爱吃的奶糖，还有一件蓝底带小白花的衣服，一股脑儿地塞给了她。但他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吃完用完，不解决她的问题，更不能免除他的牵挂和歉疚。他想了想，觉得得说点什么，于是他给她留下一句话：好好干，这都是人生的宝贵经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知道，女儿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待车开出很久，他才敢回头看一眼，刚刚父女拥抱的地方，已成遥远的天边，那个瘦小的身影似乎还在那里，成了真正的一“点点”。

画外音：

典典，若干年后，你能记住爸爸来过阿力奔苏木看过你吗？你还能记起，在你四岁以前爸爸每天都带着你玩耍的情景吗？

他太爱自己的长女，从来都视之为掌上明珠！

那短短的一瞬，和漫长的人生比起来，可怜得让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邓稼先的记忆中，这是时刻浮现出来的浓墨重彩！

在为女儿努力开罐头的时候，典典凝视着亲爱的爸爸，轻声说道：“爸，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上火车站的时候，平平说了一句什么话？”

邓稼先惊奇地看了一眼女儿，道：“平平？我怎么没听见？他说什么了呀？”

罐头被撬开了一条缝，一股浓汤轻微地溢了出来。典典抿了抿嘴唇，扭头看着窗外道：“你背着我的行李在前头走嘛！走得那么快，你知不知道我多难受！我那时还以为你想快点儿把我送走呢！我在你后边哭，可你都不知道……”

邓稼先皱紧了眉头，努力搜索起1968年的画面。典典刚步入初二年级，整个中国的学生都被“文革”的巨手驱离于课堂之外，在家待了两年后，上山下乡的洪流在全中国的城市中蔓延开来，她很自然地被携裹进去，但对此邓稼先完全同意，对女儿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到表示高兴和支持。

画外音：

是的，我想起来了，是我亲自去送的典典，我背着她的行李，走在前面，行李很沉，在这之前，似乎早有准备的希希把家里最好的被褥都装了进去，似乎就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如果可能，她大概想把自己也塞进行李中，陪着女儿一起走天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此时已经被下放去了另一处“天涯”！我不得不快些走，公交车的站点离火车站距离不近，我顾不得后面那些送行的同事们了。谁说我不心疼典典，她才14岁多一点！但是，这是国家的政策，城市里暂时安置不了这么多的小青年，出去闯一闯、看一看也是有好处的，至于吃苦，年轻时多吃些苦，总比泡在蜜罐里更有助于成长。总之，我不是那种螳臂当车的人，在国家的号召下，我必须支持她，鼓励她，关键时候还得劝导她，我得让她树立起勇气和信心啊！

典典，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把你生下来却没有提供多少照料，连最起码的父爱都没有提供多少。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居然还厚着脸皮让你一连声地叫“好爸爸、好爸爸、天下最好最好的好爸爸！”

邓稼先唯一的欣慰，是他辅导自己的女儿考上了大学。让一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给孩子辅导初中理化课，这幅图景该有多奇特而温馨，但一想到这儿，邓稼先的心里对女儿的愧疚却愈发强烈起来。女儿从小就喜欢学习，但作为父亲，他一直没有提供过半点帮助，不仅仅是女儿4岁时他就离开了她，当女儿在12岁刚刚读到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邓稼先没有办法解决女儿的停学；当女儿在14岁去内蒙古阿力奔苏木草原插队时，作为一名为国家做出如此大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却态度鲜明地支持女儿到广阔天地去，女儿的学业一耽误就耽误到了1978年！

这年，女儿已经24岁了，已在北京一家皮箱厂工作了5年，1977年国家终于恢复了已被取消了整整10年的高考，她热烈地期盼能够像父母一样进入大学学习，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但是，整个中学，她都没有读过几天，知识的欠缺让她手足无措，那厚厚的一本本教科书，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着她的大学梦。她将课本捡起来，拼命地苦读，但她丢失的太多了，欠缺的更多，这一年冬天进行的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她没敢参加，她知道从10月份公布高考消息，到12月份就开始考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苛刻了，她参加了也考不上，她需要在下一次考试之前做好最充足的准备，考上最理想的大学！

但来年能否如愿，她依然没把握。

这时，父亲回来了！

画外音：

不不，这是典典争气啊，当我后来听到她被大学录取的消息时，我立刻哭了，我很少哭的，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但那次我就在很多同事和下属面前哭了。我激动，我为女儿感到骄傲！有时我也产生一点儿小小的自傲：看，典典的身体里流的是我和希希——两名高级知识分子的血液嘛！你要知道，典典的母亲，希希，当年可是被五所大学同时录取的呀！

典典，爸爸以你为荣！

1978年春节刚过的一天，因为工作上的原因，邓稼先回来了，并且还要在北京待上三个月！这是老天有意要为邓稼先补上对女儿的巨大亏欠？自从1958年起父女隔绝，这还是20年后第一次有如此充沛的相聚时间呢！

大救星来啦！

女儿的全部斗志都被点燃了。白天，典典去上班，邓稼先去工作；晚上5点典典下班，赶紧吃饭睡觉，睡到晚上11点，邓稼先回来了，把女儿喊醒，父女开始挑灯夜战，从11点一直学习到凌晨3点。

邓稼先为女儿讲数学，讲物理，讲化学，甚至有时也讲语文，从初中一直讲到高中，整整三个月。

女儿从差点儿自生自灭的梦里一点点苏醒，奇迹就要在父母的手中诞生了。但这种奇迹的诞生，该是多么痛苦的过程！不要说父女俩都严重地睡眠不足、用脑过度，当时，大院里还每天播放着影片，吵吵嚷嚷的声音此起彼伏，经常要放映到半夜1点多才消停，父女俩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但女儿依旧被那些隔窗而入的噪音所干扰，她见父亲一丝不苟地给她讲课，讲得非常清楚，终于忍不住地问了父亲，爸爸，外面闹得这么厉害，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你怎么还能够这么专心地讲呢？邓稼先扭头瞥了一眼窗外的浓浓夜色，然后抬头看了她一眼，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笑着随口吟出了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聪慧的女儿立刻懂了。从此，无论外面有多么混乱嘈杂，她都能一心一意地听父亲的讲解，看父亲演算。三个月后她的数理化成绩突飞猛进，随之就是高考胜利的消息传来，她被一所大学录取了！

当初在内蒙古兵团时一起插队的400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这对24岁的典典来说，是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取得的啊！而对白天用脑过度、晚上过度用脑的邓稼先来说，这种精力和体力上的透支，又该是一种多么大的毅力！

当然，对学业有着极为要求严格的邓稼先，对女儿的高考成绩不是非常满意，发榜后的一天，他和岳父许德珩聊天，说孩子这次考得不算好，许德珩马上对他说：

“你不能批评孩子！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整月甚至有时候整年都不在北京，你对孩子的帮助有多少？你不能帮助他们，就不要批评他们！”

许德珩一直亲热地称呼邓稼先为“邓孩子”，并视如己出，这次谈话，是许德珩对邓稼先唯一的一次责备！

典典在乌特拉前旗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5年多。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艰苦劳动，让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娇娃娃患上了胃病，经常疼得在营房的床铺上打滚，邓稼先对此一无所知。很多家长托关系走后门，将自己的孩子往北京调，在1972年中苏关系趋于稳定之后，这种回调大面积增长，但典典依然在内蒙古草原上苦熬着。直到1973年的秋天，因青光眼而无法再在边疆劳动的典典，才因病需要治疗，回到北京的家中。邓稼先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作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一名副院长，居然让自己的孩子一直留守在大漠荒野听狼嚎，坚守到最后时刻，在那个兵团典典几乎是最后一个回城！

“平平曾对你的同事们说，‘我爸要是像你们一样爱笑该有多好啊！’”典典眼泪汪汪地告诉我。

罐头终于被全部启开了，屋子里的香味越来越浓郁，邓稼先的手忽然停在了空中，心猛地被击中，狠狠地痛了一下。

画外音：

那时的平平才11岁，这句话想必是一直以来憋在心里，今天才敢当着这些大人们的面说出的话！

自己是个不爱笑的人吗？不是，我肯定不是。刚上班的时候，我是全所最喜欢笑的人，所有的同事们都知道我有一个特点，我总是眯着眼睛听你说话或者对你说话。

但平平说的不可能是假话！典典还能记得她小时候我和她快乐游戏的情景，平平太小，记不得那时候了，等他稍稍懂事后，他印象里的我，就是个从来不笑的家伙？但平平对我有意见不是第一次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才9岁，当我偶然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刚刚被抄得破破烂烂，两个孩子正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可是我连清理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我只是分别地抱了一下两个孩子，他们脸上刚刚绽放出来一丝笑模样的时候，我却不得不走了，楼下接我的车已到。可怜的儿子，我记得你当时脸上那一点点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笑意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你边哭边气急败坏地冲我喊：“你要走你就是坏爸爸！我打倒你！”

平平，你知道吗，当时爸爸的心都碎了！不，一直到很久很久，爸爸的心都痛得厉害！不为你骂我，而为你的哭求！

亲爱的平平，爸爸对你说声抱歉！爸爸不是不会笑，爸爸更不是不想笑，那一段时间，爸爸是笑不出来！你的妈妈顶着一个走资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天津的茶淀农场去了，你的姐姐这么大点儿就要学会去独立生活，还是在离家那么远、生活那么苦的一个地方！她是一个女孩儿啊！还有你，我不得不把你放到你的姥爷家，想到你天天看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我的心里很难过，儿子！不只是这些，还有，爸爸的身边太乱了，很多那么好的同事忽然就死了，爸爸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等以后爸爸慢慢跟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和我的同事们一次一次地去青海，去新疆，一次一次地去做实验，我们刚刚超过法国做出了氢弹！

爸爸太累了，爸爸是忘了笑！

“啊，典典你快吃啊！”邓稼先发现自己居然傻在了女儿面前，红着脸，把罐头推向全神贯注盯着自己看的女儿。他看到，女儿的脸上挂着两行泪。

“爸，今天的你，就跟那天一模一样！你看到我也不高兴吗？”

邓稼先狠狠地抹了一下自己的脸，就像猛地扫去了困扰自己几十年的阴霾一样，他笑了，笑得非常由衷，他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头发，道：“爸爸真的高兴！爸爸这一路上都非常想看到你，现在看到我的典典这么大了，怎么不高兴呢！爸爸以后一定改掉这个毛病，要多笑，哈哈大笑！哈哈！”

他果然就哈哈了两声，像个轻松愉快的老顽童。典典被逗乐了，泪珠还沾在脸蛋儿上，但已经小心翼翼地吃起罐头来，用勺子小口小口地抿着吃，很快，她开始大口大口地吃，在爸爸面前，她没必要再拘束了，像刚来时那只温顺的小绵羊。另外，最主要的是肉罐头真是太好吃了！

邓稼先尽力让自己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见到典典，他是开心的，但太多的事情似乎让这种快乐仍然不是很彻底、很纯粹，他痛恨自己的三心二意：几场批斗会就让你颓废了吗？当初，母亲的去世，难道比这还让人痛心疾首？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试验基地的人们陷入狂欢之中。邓稼先登上前沿指挥车，冲向爆炸中心，他要尽可能地在最近距离研判现场的核爆炸威力，这有助于在随后马上进行的各种资料数据判读中做到更快速清晰，更有说服力。当他从返回的指挥车上下来时，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眼含热泪地走过来，递给他一封信，他匆匆地打开，看到了“母病危速归”五个大字，他像被刀子扎中心脏，险些一个趔趄栽倒在地。

他上了飞机，3个小时的飞行后，又转乘特快车，在飞机上，在火车上，他紧紧地将这封信贴在心上，他要按住自己的心跳，他肆无忌惮地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幸好，这是软卧车厢，没人看到他的激动和不安。

这封信，已被缓交了三天，邓稼先毫无怨言。在原子弹即将爆炸的这几天，任何一个小小的分心，都有可能将几十万人的心血付诸东流，都有可能将6亿人的热望体无完肤地摧毁。邓稼先相信，换做任何一个在场的参与者，都会无条件理解。

在301医院，他跪在了老人的床头，他极度惊喜，并在内心中向冥冥中的护佑者谢恩——妈妈还在安详地呼吸着。他奋力抑制住自己欣喜和愧疚的复杂心情，看到母亲从枕头后面拿出一张报纸来，一行大字震撼了邓稼先的眼睛：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一张套红的《人民日报》！每一个字，似乎都写满了喜悦，写满了骄傲，邓稼先的心咚咚咚跳得狂热，这不就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吗？他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母亲脸上，母亲苍白至极的脸上出现了点点红润，写满了喜悦，写满了骄傲：

“儿子，妈不怪你才回来，真的，妈知道你忙，你是真忙，妈和你爸一点都不怪你。可是，你应该早点告诉妈，你是做什么的！你应该让妈早点为你骄傲！”

头一偏，母亲彻底安详地睡去了。

母亲此生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词，是“骄傲”！

世上最了解我们的，自然是母亲，即使母亲不清楚儿子具体在做什么，但他一定清楚儿子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世上最欣赏我们的，无疑也是母亲，她多么想时时刻刻为儿子的每一个成功喝彩，为儿子的每一个进步而祝福！世上最能原谅我们的，自然只有我们的母亲，她从来不会怪儿子，怪只怪命运如此悭吝……

邓稼先失声痛哭，一个男人的哭声让人撕心裂肺，他的哭声盖过两个姐姐，这是一个男人最真实的心迹。不仅仅是因为对母亲的热爱，更包括对母爱最崇高、最深切的敬意：

画外音：

妈妈，你是为了等我，一直挺到这个时候啊！

在一次次漫长的离别之后，那是一次突如其来但无比真实的离别。

现在，邓稼先终于拥有了第三件衣服！而且，不用自己洗、自己缝——也许，邓稼先早就预料到，早晚有一天，自己会穿上这身白底蓝布条的病号服。

是从他推开众人、独自走向核弹头的那一刻起？还是早在风云突变的1958年？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个偶然，但此生走向何处则完全是必然。性格决定命运，任何年代都是如此。

天亮了，光明来得如此迟缓，让邓稼先和许鹿希在黑暗中握着的手几乎粘在了一起。许鹿希早早就醒了，她现在的睡眠已经自然地被浓缩到两个小时以内，只在最困的午夜2点到4点之间肯睡一会儿，白天则一整天一整天地精神抖擞。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许鹿希轻轻哼着年轻时两个人爱唱的歌，一些优雅抒情的旧上海歌曲，邓稼先听得很认真，疼痛稍微缓解一些的时候，他也跟着唱，歌词记得清清楚楚：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

许鹿希的回忆已不仅仅是脑海中的活动，她的身体随着回忆的喜怒哀乐而四下起伏，她把邓稼先的手紧紧地攥着，忘了他会很疼。

邓稼先就这么忍着，他暂时还能受得了。他甚至想到，把手切下来送给她也行。他欠她太多，一只手不算什么。

许鹿希记不得自己唱了多少首歌，只知道在这期间，走路悄无声息的小护士又来打了四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