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站在了北京的街头，用整个身心快乐地拥抱着这个崭新的国家。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身轻如燕，幸福满满，满腹的“子曰诗云”让他气质高雅，二十年的天涯苦读让他学富五车，一切的苦难似乎都已成为历史的烟尘。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若有若无地呼唤他，他知道那是什么。他真的准备好了。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大面积转移，速度明显加快，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他几乎快顶不住了。不得已，医生再次给他做了一次小手术。

就在这次手术的前一天，3月28日，邓稼先勉强用手写下一张给九院副院长胡思得的纸条。

老胡：

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技术(现在国内所用的专业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9院)。

老邓　3.28

因为手臂无力，邓稼先这张纸条是用铅笔写就的，但从几个括号能看出来，他对待每一项工作的极端认真性。事实上，这样一个对平常人来说非常简单的举动，邓稼先却是坐在橡皮圈上，由身旁的妻子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完成的！

关于这一份建议书，大体东西都已经完成了，但要确保实施起来的正确性以及时间进度上的把握十足，邓稼先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动手，将建议书的每一行字都重新阅读一遍，该修改的修改，该加重的加重，他算计着自己的有生之日，他觉得还够用。

许鹿希对这次小手术能彻底转变邓稼先的病情已不抱期待，这不是悲观，这是实事求是。事实上，病魔已牢牢占据了其身体的各个关键部位，神仙也救不了邓稼先了。

从这次小手术以后，邓稼先自己已经翻不了身了，巨痛让他浑身僵硬，如果我们看不到他那偶尔尚能动弹的一只手和一颗从未停止过思考的头颅，他更像一块在病**生了根的顽石。每次护士来打针时，许鹿希都要乘此帮他费力地翻一次身。

许一次鹿希明显地苍老了，她的年龄当然不算很大，但满头白发，皱纹成为脸上一道道酸楚的年轮。你只有面对面和她对视的时候，才能从她清澈明亮的眼睛里，蓦地意识到她也是名知识分子，并且是中国著名学府的一名博士生导师。

岁月的沧桑，揪心的思念，离别的折磨，让此刻在病房里忙碌的她，看上去更像个操心了一辈子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

她如何能不衰老？这么多年来，对丈夫她除了支持，就是牵挂，连一点“主导权”都没有。你看现在，他身上插着这么多管子，头上呼呼冒着虚汗，可他还是让她把各种书拿进来，英文的、俄文的、德文的、法文的。刚一藏好，护士一走他就开读，许鹿希根本制止不了他。再说，她也不忍制止他。真的，她想就让他把他想做的做完吧，这件工作做不完，比他所遭遇的肉体之痛要痛过一百倍，别人不知道，许鹿希知道这一点。

是的，尽管肉体之痛已达到了极限——每小时打一针止痛的杜冷丁，然后，还要打富含维生素K的止血针，还要打止压用的尼莫地平注射针。口服药对邓稼先已经不起作用。一针一针，邓稼先即使夜里艰难地睡着了，这些针也绝对不敢省下。现在的情况是，打针就无法连续睡眠；不打，则痛得无法睡眠。但是，对邓稼先这样的人物来说，心灵之痛一旦发生，更甚于肉体之痛，肉体之痛无论如何也能忍捱过去。他懂得取舍。

邓稼先有时会在几度挣扎之后，忽然不动了，然后就虚弱地发出一声笑，这是人生被逼到悬崖边上的笑，佛家叫“大彻大悟”，他想起了钱学森在美国长岛监狱被关押时，狱卒每十分钟来开一次灯的故事。

画外音：

那是人为的恶意折磨，那种不堪钱学森都挺过来了，而且长达五年，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赵九章在1968年10月的那个夜里自杀身亡时，我们都知道不仅仅是因为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如果是这些，赵老师不可能忍受不了，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吃也吃不饱，住得也提心吊胆，还不是每天笑着来上课？是个人都能猜出来，他是因为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而觉得生命自此毫无意义了！

和赵老师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毕竟，我还在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明天，于敏还要来找我呀！

于敏说得有待商榷，但我说得也不尽然，大家的观点应该综合起来考虑。不过，很多步骤上我们都取得了共识，最大的共识当然是这个规划必须在十年内完成。

这个期限绝不能再延长了！美、英、苏三国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应该已到了极限，核禁试可能马上就要出台，若不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实现计算机模拟爆炸测试，我们这些年的成就就会像写在水上的名字一样，一阵清风就会倏然不见。到那时，再想重新发力去追赶，无异于痴人说梦。机会，就在现在。这个机会不是谁给的，是因为我们的第一代核武器和第二代核武器已经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核爆炸，这史无前例的惊世一炸，比中国早了足足有19年！虽然是钚弹，也就是说威力是有限级的，但美国随后就在第二年制造出了铀弹！面对科技、经济和各方面人才都数十倍于中国的美国，在核武器研制上的追赶成了新时期的“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最终被烤焦，那么追赶美国的中国呢？起步晚，那就起点高！中国从一开始就将铀235作为主攻方向，将前苏联“你们最好还是先试着做颗钚弹”的建议扔在一边；在原子弹还没引爆，就已经开始了氢弹的研制。等美国人无比惊愕地发现中国的氢弹威力居然达到330万吨TNT当量的时候，第二代核武器突然又在1984年爆炸了！

从组队上马到原子弹引爆，美国用了3年，苏联用了6年，英国用了7年，法国用了6年；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中国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而苏联是6年零3个月，美国是7年零3个月，英国是4年零7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在这条艰辛曲折险象环生的追赶之路上，无论是内行还是外行，都应该能够想象得到，这里面中国人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现在，别人不知道，但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总负责人，邓稼先清楚得很。作为“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也清楚得很，美国近年来的试验数据已与理论数据越来越接近，这说明核武器的现场爆炸理论设计已接近了极限，地面和地下核试验都已无多大意义，而他们已经掌握了计算机模拟爆炸，在这种情况下美苏肯定是要道貌岸然地推出核禁试条约的，为的就是封锁、封杀全球其他国家对核武器的研究。如果在美苏出台这样的条约之前我们不能也掌握这项关键技术，那就等于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的核武器水平将越来越高，我们则始终是原地踏步，到时候就不是撵得上还是撵不上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法儿撵！

1986年，邓稼先的名字终于被解禁了，但关于他的大部分事迹，还是不能在阳光下流淌，其工作内容和研究成果更是依然牢牢被锁在保险柜中封存。无论如何，邓稼先终于算是可以重见天日了，但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情况包括其他涉及到的专家等很多方面依然秘不示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还未真正成为核大国，而其关键核心就在于掌握计算机模拟爆炸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型号和性能的核试验。直到1996年，中国完成最后一次核试验，彻底掌握了核武器的各式爆炸常规后，计算机模拟正式推向前台，这时，一切才敢大白于天下。

但从此，也开始了民间的万种版本传说。这也难怪大家，毕竟，这属于尖端武器，依据的是尖端科学，不理解是正常的，一看就懂才是怪事。

打针的护士又进来了，从之前的一天一针杜冷丁，早已变成一小时一针，一天24针，任你是天兵天将，也会把你扎成肉体凡胎。许鹿希无法想象出邓稼先当年的模样了，眼前的一切摧毁了她的记忆，现在她的眼里是病得奄奄一息的他！这真的是他吗？这是那个每天唱着歌上班去、吹着小曲回家的邓稼先吗？

那时的邓稼先，每天都用明亮而深情的眼睛瞧着她看，他那越看越喜欢的样子，真让她动心，可现在他的眼睛总是无力地闭着，没有时间再看她一眼了。

画外音：

我不怪他。

即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每天还是有人来跟他谈工作上的事。但我也不怪这些同事。

这都是邓稼先约来的。谁忍心违背一个说话都费劲的老人？

每次来人，邓稼先大多时候是听，在最关键的地方才缓慢地发表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往往都是结论性的定语。

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这哪像是在养病治疗，分明是将九院院长办公室搬到了301医院！邓稼先啊邓稼先，你就不能听听张爱萍上将的话，好好休息吗？

许鹿希没有这么说。她比谁都清楚，邓稼先已经拼了！

画外音：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年龄，多少老人已经完全地投入到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中来，你为什么加入这个阵列中来就这么难呢？何况，你已是一个做出赫赫成就的科学家，你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算有个终点？或者说，你就没有个结束的时候吗？

那一天，邓稼先努力地挤出笑容，对前来商谈工作的九院副院长**说：“你看，我都快成蜂窝煤了！”

他努力地翻了个身，展示自己后背的英姿，但**实在是不忍下眼，继而惊慌失措地说道：

“出院后我们再也不工作了，我们就是玩！”

画外音：

玩？我都快忘记了我什么时候玩过。跳木马算不算玩？我说不算，可王淦昌说那就是玩。1958年的那个晚上我们正在西郊宿舍里玩得热闹，他过来就把我呵斥了一通，我说这叫“互相跨越”啊，不分青红皂白的王老倒是有些可爱，他“唔”了一声，摇摇头就走了。我们继续玩。有个笨蛋总是卡在别人的腰上，我们笑得天翻地覆。越笑，他卡得就越严重！

这几乎算是我最近一次的“玩儿”，也已经过去了20年！

针头深深地扎入他干瘦的身躯，许鹿希在一旁颤抖着抚摸他的脚，邓稼先尽力地回想着，以分散肉体之痛，这招法偶尔也灵验，尤其是当他回想起自己少年光阴的时候。

他虽然老实，但谈不上内向，更不是书呆子。他活泼好动，爱好极其广泛。

他喜欢翻跟头，翻得有模有样。

冬天在冰面上最能出风头的无疑是他，他溜冰的技术实在是太出色了，“里八字”“外八字”都玩儿得纯熟，甚至已进入了“花样滑冰”的范畴。

而他最得意的当然是抖空竹，他把空竹抖到了极致，从最开始玩的两头大、中间细的经典空竹，到后来一头大、一头小的“葫芦”，普通的空竹很快就不够他过瘾了，后来他抖的都是茶杯盖之类的形状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是那么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几乎一天不玩儿就觉得手痒，于是他把父亲抽的烟偷偷拿出一盒，央求拉黄包车的老岳师傅陪他下棋。老岳陪他下了棋，却没有收他的香烟，并告诉他不许再这么干，养成这样的坏脾气可不行。

老岳是邓稼先一直记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劳动人民的朴实让他记住了一辈子。也因此，他和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关系都非常好，比如家里的保姆，还有街上的苦力们。他从没有觉得自己更高一些。

他还喜欢弹球，弹球的技术惊人！他能精准算出球的运行轨迹，落点往往极准，准确命中，一个“实践”物理学家的未来，在其少年时就已折射出非凡的预兆。

会玩儿的人一生都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玩儿。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该较真的时候就较真。说到玩儿，邓稼先是把好手，而且“里里外外”都是好手。许鹿希最难忘记的就是和邓稼先一起去买退票。风轻云淡的北京夜晚，丁香花浓烈的香气从德胜街飘到展览路，邓稼先握着许鹿希的手，在戏开演之前到了售票处，很多人因为没买到票而急恼恼的样子，邓稼先不言不语，只是密切观察着周围人群。突然，他像豹子发现了羚羊一样，猛地冲了出去，在别人还没来得及醒悟之前，已从一个退票人手里拿到了宝贵的票，许鹿希极喜欢看这一瞬间的邓稼先的表情——欣喜若狂加得意洋洋！

有时一次只抢到一张票。不要紧，再来一次就是了。

谁让邓稼先总是下班回来得非常晚呢？他几乎算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最后一个出来的人。而在白天工作时间，他是不可能出去偷偷买两张票的。

9点钟一过，走廊里开始传来噼里啪啦的强劲的脚步声，那是邓稼先无比熟悉的带有浓烈九院风格的脚步声，快速而直接：所有的人走路都是用最快的速度，走最近的捷径。

门直接就开了，一个铮亮的脑门先拱了进来，这是于敏。瘦削而谢顶的于敏来从来都不敲门，从青海、新疆和四川积攒而成的工作作风走哪儿带到哪儿，现在又带到了九院的首都分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他风风火火，惜时如金。

许鹿希出去了，每当九院来人，她总会知趣地出去，她知道，她既听不懂他们说的，更要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她总是趁这个时候马上去外面买一些吃的，邓稼先现在能够吃得进去的东西。

还有报纸，邓稼先每天都要她读报给他听。

九院的人开始对邓稼先在病**一个字一个字艰难拟好的建议书进行最后一次修订。病房里的思考是紧张的，每个人针对自己的领域对建议书里的文字进行推敲，对数据进行核实，而邓稼先负责总的结果。这样的思考和探讨是邓稼先司空见惯的，但在病房里，几个月来他都仍然感到不很适应。

尽管，他也知道，现在他们所探讨的是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最重大课题，但他多想站起来四处走动地发表意见，他喜欢打手势，那有助于他更深刻地思考和及时地纠正自己和大家的错误。也许，这是实践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外部的一些微小差别？但现在，他长久地躺在病**一动不动，他只能偶尔地点下头或摇下头。

画外音：

我真地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一天，不，不是我想不到这种结果能发生，这种结果的发生早已是必然的了。只是，它来得太早。我原以为会在岗位上把这一切都弄完，在绵阳这个美丽的地方，我能把这篇建议书写好，把手头的行政事务全部整理清楚，我好专下心来把我的这三部著作整理好，交给年轻人去学习，让他们快点入门，少走弯路，我们这个破烂而巨大的国家，太需要人才了，我干了这一辈子，要是不把我的东西悉数掏出来，让后来人榨干，我此生就是白活！

在邓稼先的回忆中，1950年祖国的天空是历史上最晴朗的天空，尽管在家门口附近，他还是遭遇到了一点点不愉快。9月20日，大洋彼岸驶来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但因中英当时尚未建交，英国当局不允许船上的中国人在香港登岸，100多名远渡重洋而归的学子们只好无奈地分批次乘坐小木船，“乘风破浪”地划到中国国境上岸，最后大家在广州集合。

经历了20多天的曲折，终于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邓稼先无比激动。但他暂时没有心情浏览新广州街头的巨大变化，他急匆匆地又是一路颠簸回到北京，在满耳朵响彻着《十月的北京好阳光》的歌声中，他走进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敲响了“松风水月”匾额下的红门，他终于见到了红光满面惊喜有加的父母亲。王淑蠲出来眼带泪花地抱住了儿子，高大硬朗的父亲站在母亲的身后冲着儿子微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扫邓稼先肩挎的不算鼓囊的背包，内心里也许在嘀咕着：两手空空的，也没带瓶洋酒回来给我喝！

这是邓稼先把父亲惯出来的毛病。从16岁离家远赴重庆和昆明后，邓稼先偶尔每次回家，都成了家中最热闹的大事，跟过节一样。最高兴的无疑是邓以蛰，他能喝到儿子亲自买给他的好酒，假如邓稼先节省下来的学费还够买酒的话。

经常是这样一种状态：父子二人各拿一个杯子，你一杯我一杯地碰，然后儿子抿一小口就放下，父亲却慌不迭地一饮而尽，儿子只好再给老父亲斟满。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就会借机给儿子开讲，讲四壁悬挂着的字画的来历和八卦新闻，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绝对是妙语连珠，把儿子弄得神思迷醉、咋舌连连，这时，父亲就趁机再给自己的酒杯满上——儿子本不许他再喝了。可他爱喝，爱跟自己的得意儿子一起逸兴豪飞。

邓以蛰印象最深的就是1946年的夏天，刚刚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儿子，在回到阔别6年的北平后，就用第一个月的全部薪水，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邓以蛰抽着儿子奉上的香烟，品着儿子斟满的好酒，那种快乐真是无以言表，假若不是在动**的岁月里，这当真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之家图！

当然，虽然没有给父亲带几坛子好酒回来，但这次孝顺的长子绝对没有两手空空。几天后，在政府举办的为留学生接风洗尘的宴会上，当有人问邓稼先回国后都带回些什么好东西时，他憨厚地笑了，道“给父亲买的几双尼龙袜子，还有一脑袋的核物理知识”。

到处是忙忙碌碌的人群，人们精神焕发，走路虎虎生风，指日可待的好日子让人们充满了劲头儿，干什么都“劲劲儿”的！1950年的北京，街道上还看不到今天的“2.0版车水马龙”——“首堵”状态，无论是西四、东单、复兴路还是地安门大街，虽然每条路上都是人，但秩序极其井然，让人觉得整个北京是一个正在发酵的大馒头，热气腾腾，但个个齐整、标准、规范。

那种蓬勃与朝气，正是邓稼先已经很久没看到的，甚至从他出生起就没看到过。全国人民都在为投入新中国建设而努力着，尽管很多人不是很明白“高积累、低消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几乎没有多少人像今天的大街小巷一样到处弥漫着浓重而辛辣的牢骚。

“这就是我要的新中国！”

邓稼先推着自行车，在街头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一个穿着短襟上衣的壮汉匆匆走过，憨笑着，给他一个赞。这一切是如此的顺理成章，如此的自然大方，这一切让刚满26岁的邓稼先充满了**！他甚至想高喊一声：我回来了，北京！他很想模仿一下《红与黑》中于连初到巴黎时的野心勃勃和兴趣盎然，但立刻觉得很不合适，就没有喊出来。他只是听见自己的心跳非常厉害。

他又高，又胖，但很英俊，很儒雅，虽然从不刻意穿着，但整体给人的感觉从来都是书香四溢，应了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所写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境。

有人会说，一个理工男能读过几本社科书？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说邓稼先是个半瓶子理工男，在中国谁敢说自己是整瓶子？但另一方面，多少年以后，当邓稼先躺倒在301医院的病**时，他总在最疼痛的时候用默诵古诗词来缓解，大段大段地、整篇整篇地默诵古文。这有赖于父亲的谆谆教导。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邓以蛰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极其勤奋地投入学习的状态，深深地感染和带动了幼年时的邓稼先，他三岁时就认识了五百多个汉字，四岁时就开始跟着父亲读《左传》，读《论语》，读《诗经》，摇头晃脑地吟诵唐诗，只读了一年已经能够轻松地在父亲面前整本书、整本书地全文背诵，这让邓以蛰都非常惊讶。

将门出虎子，这样优雅浓郁的书香氛围，这样的勤学苦读晨吟暮诵，邓稼先的国文水平和国学基础若不高，简直都没有天理。

何况，邓稼先从小就听父母的话，头脑还特别的聪慧。也正是基于此，父亲原本是希望邓稼先学文的，现成的“博导”在此，何必荒废这大好的资源呢？

每次邓以蛰看到大儿子在书桌旁认真读书时，就手捏下巴，微微颔首，当得意到不可收拾时，就会忙不迭地吩咐老婆王淑蠲：“快去，快去弄两个小菜！我心快慰啊！”

从邓稼先的名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文化底蕴以及对孩子的未来期望。当年为了邓稼先的取名问题，邓以蛰是颇费心思，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王淑蠲兴奋地说道：“我想到了！我们的儿子就取名为‘稼先’吧！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儿子叫‘稼先’如何？”还没等妻子回答，已成竹在胸的他又说：“‘稼先’这个名字内蕴很深，预示着我们的儿子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

“稼”是已成熟的庄稼，“先”则是早立于大地，父亲的憧憬明明白白写在儿子的名字里。然而，邓以蛰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寓意极好的“先”字，也许在冥冥中同时也预卜了一代核物理学家的英年早逝。

邓以蛰为儿子的灵秀与勤勉而兴奋，幻想着将来一个远超自己的文学巨擘将在自己的熏陶和指点中诞生，想到这些，他更加心花怒放。不过，这种渴盼不久就被动摇了。某天，邓以蛰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老同学、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来访，看到邓以蛰为儿子特意请来的私塾先生正在训导小小的稼先苦读古文，不解地问道：“五四运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让孩子背老古董？”

邓以蛰似乎早有准备，略微一沉吟，道：“我不是叫他学古董，他快要上学了，我想叫他先了解一点儿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以想见，正在旁边屋子里朗朗而读的邓稼先，也一定为这句话而浮想联翩。

当然，假如邓稼先从小立志并终生学文，我们毫不怀疑他将成为陈寅恪、胡适一样的文化泰斗，但此刻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幸亏历史没有假设。事实上，邓稼先虽然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对文科总体来说并没有深度钻研的兴趣，三四岁时父亲的教导只是让邓稼先对中国文化有了初级的接触和了解，让他懂得了这些祖上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可珍惜的天赐，是断断不能抛弃的。但当他在5岁时进入北京四存小学时，在这所极其尊孔的学校里，他对严格的古文训练已经不太感冒。学习《四书》《五经》的兴趣既不大，学习成绩当然也不是很好，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学科叫“数学”，他立刻欣喜得不得了。家里的大量藏书中，他开始更偏爱一些百科全书之类的科学书籍，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自此，一个高深莫测但奇幻美妙的科学世界开始十足地吸引着幼年的邓稼先。

兴趣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要素，古往今来概莫如是。作为哲学家、文学家和美学家的邓以蛰，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他不再强迫或者“勾引”儿子读古文了，他早已辞退了私塾先生，但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又请来了一名英语教师，他知道如果要学理，目前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显然在国外。

这是邓以蛰作为家长最具远见卓识的地方，这些远远超出其他大多数家庭的提早举措，对后来邓稼先能够游刃有余地出国留学及阅读学习西方文献，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小学刚毕业，邓稼先的英语水平已达到了当时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水平。

学文还是学理，也许在于父母的一念之差，也许在于本身的一厢情愿，但今天的我们还真的是不敢设想，假若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中缺少了邓稼先，那一项项震惊世界的试验将推迟多少年？那是争分夺秒的试验啊，是在和美苏核垄断争分夺秒，是在和掐脖子的核条约争分夺秒，是在和国家的衰朽沉沦争分夺秒！

邓稼先不可能没想过这些问题。但在五十年代初的北京街头，他是轻松愉快的。这时候的邓稼先如日中天，我们都知道，这里指的是他的身体。他爱好极其广泛，同时擅长各种运动，每天从家里出来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班时，脚步是如此的轻盈，速度奇快，是那种恨不得甩掉鞋子的速度。他那么热爱上班！

每天从研究所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左手和右手都占满了，拎着买回来的各种好吃的，一点看不出他在单位忙碌了一天的样子。这就是年轻时候的邓稼先。他喜欢微笑，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那种一切顺风顺水的微笑。实际上，那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这里指的是精神状态。

那时的时光，像廉价的易耗品，快乐的日子如哗哗的流水一样欢畅地过去，正如同痛苦的日子里，我们通常觉得度日如年。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生活版解读。毕竟，这时候像邓稼先一样能够出国留学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靠的绝对都是才华，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他很快成了中坚力量，虽然年轻但已很有些“明星范儿”了，当然，他绝对没有沾染到一丝一毫颐指气使或矫揉造作的做派。

至少，邓稼先的生活无忧无虑，前程似锦，名利双收，一切都看似手到擒来。钱当然是不缺的，工资自不必说，那是到日子就给的，从来没拖欠过一天。另外还有外快——他发表过几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这说明邓稼先的才华此时已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论文是有稿费的。

已是午夜两点了，邓稼先仍然睡不着。幸好，他的脑海里接续上了一件件跌宕起伏的往事。

他不想把妻子喊起来陪她聊天，她太累了。此刻，她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在**，呼吸刚刚均匀起来。

星光若有若无地在窗外忽闪，邓稼先睡不着，他嘴角浮起一丝复杂的微笑：

年轻时的锋芒毕露，若干年后回头来看，其实也正是他即将一脚踏入“面壁之洞”的开始。

画外音：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

邓稼先的脑袋忽然如当年在罗布泊与大家争论时一样，兀自在暗夜里摇了摇：“反正学物理的就得干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