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孩子大了,我一定教他读历史,自己用脑筋去读。我教他先要知道从前人的所谓是非利害,如何变迁,如何层层被发现,于是新的修正旧的,或索性推翻旧的。我再要告诉他,我自己心中的所谓是非利害又是什么,如何在努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何在矛盾地继续自己的生活,直到自己死亡之时为止。
——苏青
时下的孩子,一天也不得闲。不是钢琴苦练,便是声乐训练;不是提笔素描,便是走笔书法;不是水袖长舞,便是柔道拳术。高强的负荷,枯燥的日子,沉重的包袱,难免会心情压抑,滋生出一些心理疾病来。“独子独女”,这种现代家庭中的特殊人口现状,从而孕育产生了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孩子们在享受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教育项目,越来越频繁的教育活动的同时,他们的空间却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呢?
苏青说:“普通人教子可分两种主张:一种是要使得儿子酷肖自己,所谓‘克绍箕裘’,而且能够‘跨灶’更好。另有一种则是希望儿子再不要像自己一般没出息,或出力不讨好了,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如鲁迅的遗嘱希望其子不要再做文人,以及明思宗之痛语其女为何生在帝皇家,他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民间安稳地过活,不必做皇家的金枝玉叶受亡国灭种之惨。”
不管是现代社会中,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孩子转动,还是过去社会里,一个人打理一群孩子生活,何种情形,都让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却是心甘情愿的承受和接纳。苏青在说《教子》的时候,深有体悟,道来洋洋洒洒,胸臆满腔。
她说:“知教也自有其方法,方法对了还得看机会,有时还要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能否允许,孟母三迁是幸而当时找房子便当,若在今日,教她又如何筹措这笔预费呢?”
苏青的文章有种“糙”的爽利,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切中要害,快人快语吐纳似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掷地有声,很有分量。
她道:“革命家的儿子未必再肯革命,他也许进贵族学校,也许在政府中当一个现成的官吏。所以我对于许多革命家的宣传说:‘为我们的子孙找一条路吧。’这种话在我听来反而觉得力量薄弱了,因为替自己找一条路是我的迫切的要求,替子孙找一条路,我总怕徒劳无功。假如我千辛万苦的替他们找出来了,他们偏不爱走,要另辟蹊径,岂不是害得我白费气力。因为后辈的心不一定就如前辈的心,因此古人所尊的道始终不会实行。”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遵循这种固守的思维,以自己的经验为孩子的教育搭桥引路,常常得不偿失,未必适合其发展,因材施教,因时施教,才更得宜。苏青说过:“婴儿时教他动作,如以物勾引,使其手舞足蹈等,或授以假**,叫他吮吸解闷。稍长则教其行走,再大起来教其说话,识字。假如孩子到了十二岁以上,则我希望能多训练些技能,如打字啦,速写啦,或关于简单工程方面的。道德方面,我只教他凡利于合群的,便应奉行,因为一个人不能到处取厌于人,结果只好孤零零地活下去。”
苏青的教育心得丰富多彩,运用理论,她得心应手吗?
李钦后和苏青共养育过5个子女。1934年9月,苏青21岁,长女出生;1936年6月,苏青23岁,次女出生;1937年8月,苏青24岁,三女出生;1939年6月,苏青26岁,四女出生;1942年1月,苏青29岁,独子出生。
在人生最美好的华年里,苏青却是频繁生育,四女的出生,真真是印证她的戏谑之言:“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徜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这么多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紧跟着来到人世,先别说教育,从嗷嗷待哺起,养育就是大难题了。或许,这些难言的辛苦和困惑,苏青通过《结婚十年》来直言倾诉最好不过呢。
特别是在生育二女(实际是三女,苏青调换了顺序)时,小说中的苏怀青吃尽了苦头。
在《产房惊变》中,苏青道:“看护们慌张地嚷着满屋跑,我也惊醒明白过来了,有一个邻床年青的产妇锐声哭,说是不好了,开炮了,兵队马上就要到。又有人嚷着屋顶快悬外国旗呀,省得飞机投弹,于是又有一个产妇光着下身要爬到床下躲避去,我的心如丢在黑的迷茫的大海中,永沉下去倒反而静静的,贤不能再来看我了吧?大难临头,夫妻便永别了!各自飞散了……于是我垂泪向看护讨些吃食,她们给了我一碗薄粥,两碟小菜则是黄豆芽与酱瓜。我嚼着咽着觉得十分伤心,贤也许慌张地独自逃走了吧?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的房子也许全烧毁了。还有林妈,还有周明华,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挨着日子等死,即使成了鬼魂,也无依无靠地找不到归家路呀!”
上海的时局剧烈动**,苏怀青正赶巧这时候生孩子,且又是一个女儿,当崇贤与院方交涉保证得以提前出院,预备三五天一起逃回N城去时,怀青心中忐忑动摇着,她说:“我不愿再看公婆失望的面孔,我不愿回到N城去,隆隆的炮声虽然震得玻璃窗格格抖动着响,但是我决不恐惧,宁可守着我的女儿在这里同成炮灰,我不能带她回去让她受委屈呀!”
正当苏怀青还在犹豫挣扎是否随崇贤回N城时,她得到了一个令人心碎万分的消息,她的贤在送人上火车时,已然挤上轰隆隆的列车,随着茫茫的逃难队伍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刚出生的孩子与她。这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将怀青的心猛然击碎,先前,她还心情不佳地驳斥着林妈关于“莫不是姑爷觑空儿自己也挤上去了。大难临头来哪里还顾得什么夫妻”的话语,不想真是一语成谶了。是崇贤上了火车真下不来了,还是本来心随车动就上去了,其实都不重要了,终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既成事实。
这个灰色的插曲,深深地烙印在了苏怀青的心中,不可磨灭,成为一根隐形的导火线,随时能点燃怀青对崇贤的不信任感,导致夫妻危机频出。
而历经辛苦、跌跌撞撞带着新生女儿逃回N城的苏怀青,因为战事频繁,不得不辗转住到乡下,她与孩子、崇贤,躲避着这一场战火纷飞,但是终究躲不了经济的告急,崇贤不得不回到上海工作,赚钱养家养孩子。得到崇贤说上海军队撤离,市面基本太平的消息后,怀青打算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当她将这个想法告诉公婆时,老人考虑一夜后建议:“你要到上海去住也好,只是带着小女儿不便,万一再有变化,岂不要累崇贤脱不得身吗……我看还是留乡下找人养吧,等到断了奶,你再来领回去,那时天下也太平了。”
怀青听从了老人的这个建议,将襁褓中的女儿留在了乡下抚养,却不曾想,这一去,竟是与孩子永远离别了,母**阳相隔。
“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已在甘八年春天死去,凄惨地死在童妈的家乡,像百卉欣欣向荣中的偶然掉下来的一片落叶……我们把忏悔之泪一齐化做了爱的情液尽量灌输到菱菱身上去,尤其是贤,他毫不犹疑地高高捧起了这个尚在襁褓的小女儿,给放在至情至性的精神宝座上,用深切的父爱来保护着她,给她享受,予她满足,谁都动不得她分毫,甚至连我也在内。”
一个生命骤然猝死,世间却又有多少生命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这生生灭灭的循环规律亘古不变。人之生如夏花,落如秋叶,从光明中蹒跚而来,又归于漆黑寂静里,如此这般的轮回,一茬茬的因缘注定了。秋去秋来,谁还会记得,谁曾路过谁,路过人间,谁又在征程中早早地做了逃兵,留下痛彻心扉的由头,却转身不管不顾地离去。
据记载,真实的情形是:1939年春,苏青的三女殇。同年夏,四女诞生。
苏青的人生经历中,《结婚十年》间,忙于生养孩子,《续结婚十年》后,忙于养家糊口。她担当的重任,不仅仅是抚养年幼的四个孩子,还有母亲、弟妹,甚至伯父,她也经常予以关怀和资助,这哪是一个女子应该承受的负荷啊!
至于对孩子的教育,长女随公婆在老家生活,她有心尽母亲的责任,却终究被挡在外面。而其他孩子,苏青与李钦后离婚后,离婚证上写明的仍然是由丈夫抚养。其实,由于时局不稳,战事频发,工作不稳定的李钦后时常经济窘迫,哪有更多的能力照顾好孩子呢?
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对怀青是如何回到孩子们身边,又是如何与离婚丈夫贤生活的作了详尽的阐述,或许,这就是她自己切身体会的最有力的佐证。
在孩子的教育上,苏青显然是有心难为的,社会的动**,离异的隔阂,经济的困扰,使得她不得不投身到职场中打拼,以保证孩子们有安稳的生活。而疏于对孩子日积月累的知识灌输,教育灌输,是在所难免的。
在苏青去世三年后,小女儿崇美远赴大洋彼岸,又三年,外甥带着苏青的骨灰盒,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