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孩子大了，我一定教他读历史，自己用脑筋去读。我教他先要知道从前人的所谓是非利害，如何变迁，如何层层被发现，于是新的修正旧的，或索性推翻旧的。我再要告诉他，我自己心中的所谓是非利害又是什么，如何在努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何在矛盾地继续自己的生活，直到自己死亡之时为止。

——苏青

时下的孩子，一天也不得闲。不是钢琴苦练，便是声乐训练；不是提笔素描，便是走笔书法；不是水袖长舞，便是柔道拳术。高强的负荷，枯燥的日子，沉重的包袱，难免会心情压抑，滋生出一些心理疾病来。“独子独女”，这种现代家庭中的特殊人口现状，从而孕育产生了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孩子们在享受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教育项目，越来越频繁的教育活动的同时，他们的空间却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呢？

苏青说：“普通人教子可分两种主张：一种是要使得儿子酷肖自己，所谓‘克绍箕裘’，而且能够‘跨灶’更好。另有一种则是希望儿子再不要像自己一般没出息，或出力不讨好了，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如鲁迅的遗嘱希望其子不要再做文人，以及明思宗之痛语其女为何生在帝皇家，他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民间安稳地过活，不必做皇家的金枝玉叶受亡国灭种之惨。”

不管是现代社会中，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孩子转动，还是过去社会里，一个人打理一群孩子生活，何种情形，都让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却是心甘情愿的承受和接纳。苏青在说《教子》的时候，深有体悟，道来洋洋洒洒，胸臆满腔。

她说：“知教也自有其方法，方法对了还得看机会，有时还要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能否允许，孟母三迁是幸而当时找房子便当，若在今日，教她又如何筹措这笔预费呢？”

苏青的文章有种“糙”的爽利，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切中要害，快人快语吐纳似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掷地有声，很有分量。

她道：“革命家的儿子未必再肯革命，他也许进贵族学校，也许在政府中当一个现成的官吏。所以我对于许多革命家的宣传说：‘为我们的子孙找一条路吧。’这种话在我听来反而觉得力量薄弱了，因为替自己找一条路是我的迫切的要求，替子孙找一条路，我总怕徒劳无功。假如我千辛万苦的替他们找出来了，他们偏不爱走，要另辟蹊径，岂不是害得我白费气力。因为后辈的心不一定就如前辈的心，因此古人所尊的道始终不会实行。”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遵循这种固守的思维，以自己的经验为孩子的教育搭桥引路，常常得不偿失，未必适合其发展，因材施教，因时施教，才更得宜。苏青说过：“婴儿时教他动作，如以物勾引，使其手舞足蹈等，或授以假**，叫他吮吸解闷。稍长则教其行走，再大起来教其说话，识字。假如孩子到了十二岁以上，则我希望能多训练些技能，如打字啦，速写啦，或关于简单工程方面的。道德方面，我只教他凡利于合群的，便应奉行，因为一个人不能到处取厌于人，结果只好孤零零地活下去。”

苏青的教育心得丰富多彩，运用理论，她得心应手吗？

李钦后和苏青共养育过5个子女。1934年9月，苏青21岁，长女出生；1936年6月，苏青23岁，次女出生；1937年8月，苏青24岁，三女出生；1939年6月，苏青26岁，四女出生；1942年1月，苏青29岁，独子出生。

在人生最美好的华年里，苏青却是频繁生育，四女的出生，真真是印证她的戏谑之言：“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徜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这么多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紧跟着来到人世，先别说教育，从嗷嗷待哺起，养育就是大难题了。或许，这些难言的辛苦和困惑，苏青通过《结婚十年》来直言倾诉最好不过呢。

特别是在生育二女(实际是三女，苏青调换了顺序)时，小说中的苏怀青吃尽了苦头。

在《产房惊变》中，苏青道：“看护们慌张地嚷着满屋跑，我也惊醒明白过来了，有一个邻床年青的产妇锐声哭，说是不好了，开炮了，兵队马上就要到。又有人嚷着屋顶快悬外国旗呀，省得飞机投弹，于是又有一个产妇光着下身要爬到床下躲避去，我的心如丢在黑的迷茫的大海中，永沉下去倒反而静静的，贤不能再来看我了吧？大难临头，夫妻便永别了！各自飞散了……于是我垂泪向看护讨些吃食，她们给了我一碗薄粥，两碟小菜则是黄豆芽与酱瓜。我嚼着咽着觉得十分伤心，贤也许慌张地独自逃走了吧？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的房子也许全烧毁了。还有林妈，还有周明华，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挨着日子等死，即使成了鬼魂，也无依无靠地找不到归家路呀！”

上海的时局剧烈动**，苏怀青正赶巧这时候生孩子，且又是一个女儿，当崇贤与院方交涉保证得以提前出院，预备三五天一起逃回N城去时，怀青心中忐忑动摇着，她说：“我不愿再看公婆失望的面孔，我不愿回到N城去，隆隆的炮声虽然震得玻璃窗格格抖动着响，但是我决不恐惧，宁可守着我的女儿在这里同成炮灰，我不能带她回去让她受委屈呀！”

正当苏怀青还在犹豫挣扎是否随崇贤回N城时，她得到了一个令人心碎万分的消息，她的贤在送人上火车时，已然挤上轰隆隆的列车，随着茫茫的逃难队伍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刚出生的孩子与她。这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将怀青的心猛然击碎，先前，她还心情不佳地驳斥着林妈关于“莫不是姑爷觑空儿自己也挤上去了。大难临头来哪里还顾得什么夫妻”的话语，不想真是一语成谶了。是崇贤上了火车真下不来了，还是本来心随车动就上去了，其实都不重要了，终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既成事实。

这个灰色的插曲，深深地烙印在了苏怀青的心中，不可磨灭，成为一根隐形的导火线，随时能点燃怀青对崇贤的不信任感，导致夫妻危机频出。

而历经辛苦、跌跌撞撞带着新生女儿逃回N城的苏怀青，因为战事频繁，不得不辗转住到乡下，她与孩子、崇贤，躲避着这一场战火纷飞，但是终究躲不了经济的告急，崇贤不得不回到上海工作，赚钱养家养孩子。得到崇贤说上海军队撤离，市面基本太平的消息后，怀青打算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当她将这个想法告诉公婆时，老人考虑一夜后建议：“你要到上海去住也好，只是带着小女儿不便，万一再有变化，岂不要累崇贤脱不得身吗……我看还是留乡下找人养吧，等到断了奶，你再来领回去，那时天下也太平了。”

怀青听从了老人的这个建议，将襁褓中的女儿留在了乡下抚养，却不曾想，这一去，竟是与孩子永远离别了，母**阳相隔。

“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已在甘八年春天死去，凄惨地死在童妈的家乡，像百卉欣欣向荣中的偶然掉下来的一片落叶……我们把忏悔之泪一齐化做了爱的情液尽量灌输到菱菱身上去，尤其是贤，他毫不犹疑地高高捧起了这个尚在襁褓的小女儿，给放在至情至性的精神宝座上，用深切的父爱来保护着她，给她享受，予她满足，谁都动不得她分毫，甚至连我也在内。”

一个生命骤然猝死，世间却又有多少生命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这生生灭灭的循环规律亘古不变。人之生如夏花，落如秋叶，从光明中蹒跚而来，又归于漆黑寂静里，如此这般的轮回，一茬茬的因缘注定了。秋去秋来，谁还会记得，谁曾路过谁，路过人间，谁又在征程中早早地做了逃兵，留下痛彻心扉的由头，却转身不管不顾地离去。

据记载，真实的情形是：1939年春，苏青的三女殇。同年夏，四女诞生。

苏青的人生经历中，《结婚十年》间，忙于生养孩子，《续结婚十年》后，忙于养家糊口。她担当的重任，不仅仅是抚养年幼的四个孩子，还有母亲、弟妹，甚至伯父，她也经常予以关怀和资助，这哪是一个女子应该承受的负荷啊！

至于对孩子的教育，长女随公婆在老家生活，她有心尽母亲的责任，却终究被挡在外面。而其他孩子，苏青与李钦后离婚后，离婚证上写明的仍然是由丈夫抚养。其实，由于时局不稳，战事频发，工作不稳定的李钦后时常经济窘迫，哪有更多的能力照顾好孩子呢？

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对怀青是如何回到孩子们身边，又是如何与离婚丈夫贤生活的作了详尽的阐述，或许，这就是她自己切身体会的最有力的佐证。

在孩子的教育上，苏青显然是有心难为的，社会的动**，离异的隔阂，经济的困扰，使得她不得不投身到职场中打拼，以保证孩子们有安稳的生活。而疏于对孩子日积月累的知识灌输，教育灌输，是在所难免的。

在苏青去世三年后，小女儿崇美远赴大洋彼岸，又三年，外甥带着苏青的骨灰盒，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