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吉蒂：

终于我可以安静地坐在桌旁，面对着窗框的缝隙，对你写下想说的话。

这几个月以来都不曾这么痛苦。就算是有小偷闯入的那次，我也不曾这样彻底地、从里到外地感到心灰意冷。一方面，是凡·豪亦文先生被捕的事，犹太人的问题（房里人人都在细细讨论），进攻（迟迟不见动静），难吃的食物，紧张，可怕的气氛，对皮特的失望。另一方面，是贝普的订婚，五旬节①[① 或许出自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鲜花，库格勒的生日礼物，蛋糕，关于酒店、电影和音乐会的消息。两方面的巨大鸿沟一直存在。前一天我们哈哈大笑，笑躲藏生活有趣的一面，第二天（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充满恐惧，脸上全是畏惧、紧张和绝望的神色。

弥普和库格勒先生为我们、为所有躲藏的人们肩负着最大的重担—弥普竭尽所能，库格勒先生为我们负担着巨大的责任。有时巨大的责任、长期压抑的紧张情绪、压力使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克雷曼先生和贝普也特别照顾我们，可是他们有时也只能将密室的事放在一边，哪怕几分钟或几天，因为他们也有自己要担心的事。克雷曼先生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贝普烦恼订婚的事（这事不容乐观）。可是他们可以出门，探亲访友，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紧张情绪能够得以释放，哪怕只是暂时。但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两年来从未放松过。越来越无法承受的负担还要压在我们身上多久？

排水管又堵了。我们用不了水，就算能用，也只有一小股。不能冲厕所，只得用刷子，脏水用一只陶罐来装。今天我们还能应付，可是如果水管工一个人修不好的话，该怎么办呢？卫生部门要星期二才派人来。

弥普给我们送来了葡萄干面包，上面写着“五旬节快乐”。这有些嘲弄的味道，我们一点都不“快乐”。

自从凡·豪亦文先生被捕之后，大家更加害怕了。一听见“嘘”声，就轻手轻脚。当时警察是强行闯入凡·豪亦文先生的家，想要强行闯入我们这儿也同样容易！要是我们……不，我不敢写了。可是今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之中，挥散不去。相反，所有的恐惧渐渐逼近。

今晚八点，我下楼去上洗手间，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在听收音机。我想鼓起勇气，可是很难。和宽敞安静的房子相比，我一直觉得待在楼上更安全。每当一个人在楼下，听到那些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声音和街上的汽车喇叭声，我必须加快速度，提醒自己身在何处，才不会怕得全身发抖。

弥普和爸爸谈过后，对我们更好了。我还没告诉你这事呢。一天下午，弥普通红着脸走了进来，直接问爸爸，我们是不是认为他们也染上了现今的“反犹风潮”。爸爸惊呆了，马上否认，可是弥普仍然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为我们做了更多的事，对我们的问题也更加关注，虽然我们实在不该再拿自己的悲惨遭遇去烦他们了。他们实在是好人，品格高尚！

我反复问自己，如果没有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已经不在人世，那就不必经受这般折磨，特别是不必给他人带来负担，这样是不是更好。可是我们都回避这个想法。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仍然记得大自然的声音，一直心怀希望，希望……一切。

赶紧发生些什么事情吧，就算空袭也好。没有什么比这种焦虑更要命的了。赶快结束吧，无论多残酷。至少到那时，我们会知道自己到底是胜利者还是被征服者。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