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是从我在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的辩论视频开始，知道“赛茜”这个名字的。

我必须承认，牛津辩论社赋予了我巨大的光环。这个从1826年建立之初开始，就集智慧、思辨、荣誉为一体，享誉世界的辩论社，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之所向。

这里拥有最佳的辩论土壤，也是争议性话题的探讨良地，同样，也有众多名人在这里完成他们精彩的演讲。从爱因斯坦、丘吉尔、迈克尔·杰克逊到史蒂芬·霍金、摩根·弗里曼，甚至是《权力的游戏》剧组，都在这里留下过思想的痕迹。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首次公开演讲的地点，就是牛津辩论社。这里成就了数十个国家首相和总统，也凝练了无数的智慧言论。

几乎每一个进入牛津的学生，都向往着这里，包括我。

进入辩论社的过程，不可谓不艰难，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部分我会在下一章节更详细地分享。在这一章我更想分享的，是我进入牛津辩论社后，感受到的光环背后的“阴影”。

与其他学社不同，牛津辩论社的入社费用就要3000元人民币，这对于英国那些贷款上大学的同学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费用上的门槛使得辩论社的成员普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爵学校出身的富家子弟；第二类是有着政治野心的同学。虽然有些刻板印象，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大部分都是非常具有自信、目的性极强的白人精英男性。

几乎在每一次辩论社选举时，我都是少数在场的，甚至是唯一的女性，更别提亚洲女性了。

进入辩论社后，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少数派带来的“异化感”。相信大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固有语言系统、话题会变成一道坚固的墙，它们无形地把你隔离在主流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我9岁来到异国他乡努力适应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谈论、了解和计划着在辩论社的未来了，大家对于学社的历史文化说得头头是道，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另类的压力。

但我憧憬的，是与全球顶尖辩手们交流的机会，把这个核心目标记在心里后，行动就会变得纯粹。大学第一年的我克服了“圈子式”的文化隔离带来的不适感，几乎每日都忙于辩论社的活动中。假期时，我也都会留在学校，和辩论社的其他委员们一起策划和执行下学期的8场辩论。

回顾当时来到辩论社正式上任的第一天，所有的委员都聚在了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会堂里。长达8个小时的头脑风暴，我们筛选辩题，从哲学、地理、政治到艺术，否定了数十个选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精心准备的“科技帝国与社会关系”的选题，幸运地成为8个辩题中的一个。

当我接到通知能以二辩的身份出席“科技帝国威胁社会”这场辩论时，距离辩论赛仅剩4天。

这意味着，我只有4天的时间可以准备，在牛津每周3篇论文的繁重的课业下，我需要拿出200%的精力，来对待这场辩论赛。

最不幸的是，我发烧了。

但我知道，人生的高光时刻，都是在至暗的黑夜之后发生的。这样一个机会对于社里一些白人精英男性来说，可能非常正常，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在有限的选择中，穿上了自己的最高仪式礼服（White Tie）。

[img alt="" src="../Images/Figure-0114-0001.jpg" width="95%" /]

“让我们欢迎辩论社委员、来自圣凯瑟琳学院的赛茜。”（We now welcome Cecilia Zhao from the Secretary’s Committee, St Catherine’s College.）伴随着辩论社主席的介绍，我终于迎来了发言的时刻。

站在发言台上，迎面对着我的是500多名牛津的学长学姐，以及一台录像机。

我开始发言，准备好的发言稿就像电影一样，早已在我的脑海里演练过千百回。

感谢一切，那18分钟，我有好好地享受。

演讲完的那一瞬间，我甚至有一些恍惚，过往10多年的努力，曾经受到的质疑、排挤和孤独好似一下都感觉值得了。现在我在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辩论社，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言。

我想起了曾经因为母亲向老师求情，而在厕所偷偷哭泣的那个懦弱的小女孩。

隔着时空的距离，我仿佛看到了她，她仿佛也看到了我。

我仿佛听到她说，谢谢你，成了我想成为的大人。

辩论结束后，生活一如往常的平静。然而在两个月之后，一切忽然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几个辩论社的同学让我打开网站，我才发现我的辩论视频在一个月内竟然达到了50多万的播放量。

大家调侃我“一战成名”了。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定全是正面的，大量的关注淹没了我，是的，“被淹没”（Overwhelming）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那些好的、坏的评论，就像湖底被搅动后翻涌而起的泥沙，向我袭来。

作为一名亚洲女性，我的面孔是具有争议性的；我的种族、性别，成为别人热议的对象；我的身材、穿着，成为遭受攻击的靶子，那些充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男性凝视的言论，像刀子一样向我扎来。

懦弱、退缩，不是我的风格。对于赞美，我欣然接受；对于恶评，我也会以直报怨。

因此，当我接到央视和凤凰卫视纪录片的采访时，我决定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讲出来。

“我是一名女性，更是一名亚洲女性。我要付出300%的努力才能与这些白人男性站在同样高的平台上。”这是在整段纪录片中不断被重播的一句话。

诚然，作为牛津主流之外的人群，我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跟别人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甚至当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后，依然会因为我的性别、种族而遭到各种各样的揣测、质疑。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机会。不仅要争取，也要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勇敢地发声。

我非常感恩牛津辩论社，是它给了我展现自己、为少数派发声的机会。

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建这个辩论社的初衷，是希望在当时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年代，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无忧无虑发表言论、进行辩论的地方。

这里坚信言论自由至上，奉行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时至今日，它依然坚持着这个原则，我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