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1]·罗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五岁时，他极其详细地跟妈妈说起了三年前他患肺炎的经历，那时他才两岁，病得很重。他说起了连妈妈都已不记得的医院名字，描述起了儿科医生的模样，说他虽然奇丑无比，但对付小孩子很有一套，甚至会让小孩子玩他下巴上星星形状的瘤子，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觉得害怕了。迈克尔·罗根还记得自己想把那瘤子扯掉时，医生滑稽地大喊了一声：“哎哟！”

迈克尔的记忆力让母亲既震惊，又有点儿害怕，他父亲倒是欣喜若狂。约瑟夫·罗根是位勤勤恳恳的会计师，他期许着儿子会在二十一岁前成为注册会计师，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预想仅限于此，直到有一天，小小的迈克尔·罗根从幼儿园里带回了老师的通知。通知上要求父母和儿子第二天都前往校长办公室，共同讨论迈克尔未来的学业问题。

会面简短而直接。迈克尔不能再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幼儿园了。他成了课堂上的不稳定因素：老师讲故事时，只要遗忘了一点点细节，他就要马上纠正；而且，他已经会阅读和写字了。他只能去特殊学校，或者借这个机会升入更高的年级。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去特殊学校。

当同龄的男孩子还戴着棒球手套或是踢着足球满街乱跑时，九岁的迈克尔·罗根已经开始拎着真皮公文包出门了。公文包上用烫金大字印着他的姓名首字母和家庭地址，里面装着他那一周要学习的科目的课本。通常，他用不了一周就能掌握普通人需要一年才能学完的课程。所有的课本，他都能过目不忘。这样的男孩子必然被左邻右舍当作怪人。

一天，一群和罗根同龄的孩子围住他，其中一个壮实的金发男孩问他：“难道你从来不玩吗？”罗根没有回答。金发男孩接着说：“你可以加入我的队伍，我们要踢足球了。”

“好的，”迈克尔说，“我参加。”

对他而言，那真是美好的一天。他发现自己有很好的身体协调能力，无论是踢足球，还是和其他男孩打架，都能应付自如。回家吃晚饭时，他昂贵的真皮公文包上全是污泥，他自己则一只眼睛发青，嘴唇肿胀，还流着血。可他无比自豪且开心。他大喊着跑向母亲：“我要参加足球队啦！他们选我去参加足球队啦！”

艾丽斯·罗根只看了一眼他伤痕累累的脸，便开始号啕大哭。

她试着讲道理。她对年幼的儿子解释他的头脑是如何珍贵，永远都不应该让它接触任何危险。“你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头脑，迈克尔，”她说，“也许有一天，你要用自己的头脑帮助全人类。你不能像其他男孩那样。万一踢足球或是跟别的男孩子打架时，伤到头怎么办呢？”

迈克尔听完便明白了。那天晚上，父亲回家时也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就这样，迈克尔放弃了成为普通男孩的念头。为了全人类，他必须保护好自己最珍贵的财富。如果当时他的年纪再大一点儿，他就会明白，父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过于自负了，甚至还有一点点荒谬，可那时的他还没有这样成熟的判断力。

他十三岁时，其他男孩开始羞辱他、嘲笑他，抢走他手里的公文包。迈克尔·罗根谨遵父母的教诲，不与那些男孩产生冲突，默默承受屈辱。最终，是他的父亲开始质疑儿子的成长方式了。

一天，约瑟夫·罗根把一副大大的拳击手套拿回家，教儿子自我防卫的本领。约瑟夫告诉他，在必要的时候，要保护自己，要敢于反击。他说：“比起成为一个天才，成为一个男人更加重要。”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十三个年头，迈克尔·罗根发现自己和普通男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当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成年人一起学习，所以他的父母一直教育他要着装得体，要打扮得像个大人。有一天，一群男孩又围住罗根，说要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挂到路灯上去。这种司空见惯的羞辱方式是不少男孩都经历过的。

当他们把手放到罗根身上时，罗根突然暴跳如雷，他用牙齿狠狠咬住一个男孩的耳朵，咬掉了一小块；他还掐住领头男孩的喉咙，差点儿把他掐死。别的孩子对他拳打脚踢，让他松手。等到终于有几个大人来将他们拉开时，罗根和对方的三个男孩都必须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惹他了。他不仅是个怪人，还是个狂暴的怪人，大家对他避之不及。

以迈克尔·罗根的聪明才智，他知道这种暴怒是不正常的，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渐渐明白了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受益于过人的记忆力和超高的智商，却从未做过什么对得起这些能力的事，所以他感到愧疚。他和父亲谈起这种感受，父亲表示理解，并开始为他制订计划，希望能帮他过上更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约瑟夫·罗根还没来得及帮到儿子，便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即将十五岁的迈克尔·罗根高大结实，有良好的运动协调能力。现在的他正在学习高深的知识，而在母亲的绝对掌控下，他由衷相信自己的大脑是神圣的财富，需要加以保护，以在未来造福人类。这个时候，他已经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正在攻读理学硕士。母亲对他的态度就像对待君临天下的国王。也正是在这一年，迈克尔·罗根开始注意到了女人。

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正常的。可他懊恼地发现，女孩们都怕他，看到他就咯咯直笑，丝毫不留情面。他在智力上的成熟再一次让同龄人把他当作了怪人。这驱使他以更大的愤怒重新投入学习之中。

十八岁时，他在一所常春藤联盟[2]学校攻读数学博士。他发现，在这里，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都能对他平等相待，女生似乎也能被他吸引。他的身材在同龄人中算是高大的，肩膀很宽，很容易被认作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学会了伪装自己的聪慧，免得吓到别人。最后，他终于跟一个女孩上了床。

玛丽安·霍金斯是一位认真学习的金发美女，也同样喜欢通宵达旦的派对。在一年时间里，她成了罗根固定的性伴侣。罗根放松了学业，喝了不少啤酒，做了各种青春期普通男生都会做的蠢事。这一转折让他母亲很是苦恼，可罗根并没有让母亲的苦恼影响自己分毫。也许他自己永远都不会承认，可事实是，他并不喜欢自己的母亲。

在罗根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那一天，日军偷袭了珍珠港。这个时候，罗根正好对玛丽安·霍金斯渐生倦意，想找个体面的方法分手。他厌倦了头脑训练，也厌倦了母亲。他对刺激与冒险充满了渴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他坐下来，向军方情报部门的长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件，列举了自己在学术方面获得的奖励和成就。不到一周，他就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电报，要他前去面试。

此次面试算得上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之一。面试他的是一位剃着平头的情报机关上尉，他毫无兴致地看着罗根列出的清单，似乎无动于衷，尤其是当他得知罗根没有任何体育活动的经历时，便显得更冷淡了。

亚历山大上尉把罗根的资料塞回一个马尼拉纸文件袋，拿到里面的办公室。他离开了一会儿，再回来时，他手上拿着一张油印纸。他把纸放在罗根面前的桌上，用铅笔点着说：“这张纸上是一条加密的信息。这个密码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但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破译出来。如果你觉得太难了，也用不着吃惊，毕竟你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把纸递给罗根。

罗根浏览了一遍。这是一封标准的加密信件，相对简单。罗根十一岁时，为了锻炼头脑，曾学过密码学和编码理论。他拿起铅笔，开始破译，不到五分钟，他就把破译好的内容念给了亚历山大上尉听。

上尉走入另一个房间，回来时又拿着一个马尼拉纸文件袋，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上面只有两段话。这次的密码更难了，而简短的内容使得破译它难上加难。罗根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破解成功。亚历山大上尉看完他破译后的内容，再次进入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时，他身边多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上校。上校坐到了接待室的角落里，认真打量着罗根。

亚历山大上尉再递给罗根三张纸，上面全是符号。这一次，他微微笑了笑。罗根认得这样的微笑。以前，那些老师和专家都以为能把罗根难倒时，也会露出这样的笑容。所以，他格外谨慎，花了三个小时才破译出来。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任务，完全没有注意到房间里渐渐挤满了军官，大家都在专注地观察他。罗根译完后，将黄色的工作用纸递给上尉。亚历山大上尉飞快地扫了一眼，一言不发地把纸交给了头发花白的上校。上校低头一看，直截了当地对上尉说：“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对罗根而言，这一切只是一次有趣的练习，可他却惊讶地发现，上校面露忧色。他对罗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年轻人，你今天可是让我有罪受了。”

“对不起。”罗根彬彬有礼地说。其实，他才不在乎呢。之前亚历山大上尉的态度早已惹恼了他。

“这不是你的错，”上校高声嚷嚷着，“我们都以为你不可能破译最后那套密码，那可是我们最好的密码之一。现在既然你全都知道了，我们就只能全部改掉。等我们对你的背景调查结束，接受你入伍之后，我们也许还能再使用那套密码。”

罗根难以置信地说：“您的意思是，所有的密码都是这么简单的？”

上校不动声色地说：“显然，对你而言，它们都很简单。可对其他任何人而言，它们都是相当难的。你准备好立刻入伍了吗？”

罗根点点头：“现在就可以。”

上校皱起眉头：“规矩不是这样的，你还得接受安全审查。在通过审查之前，我们必须将你关起来。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能让你到处乱跑。不过这只是个流程。”

事实证明，所谓的流程其实就是情报部的监狱。在它面前，恶魔岛[3]的监狱简直只能算夏令营。那时的罗根并不知道，这是对所有情报人员的惯例。一周后，他宣誓入伍，成为少尉。三个月后，他成了破译欧洲国家密码的部门负责人，但该部门不处理苏联的密码，那是亚洲部门负责的范围。

他很开心。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做了一件刺激的大事。他超群的记忆力、他不可思议的聪明才智都在帮助他的祖国打赢一场伟大的战争；在华盛顿，他可以任意挑选年轻的女孩；他很快就得到了提拔。生活已经不能更美好了。可到了1943年，他又开始感到愧疚。他觉得自己是在利用头脑的优势躲避上前线的义务。他主动请缨调往战地情报部门，却被拒绝了：他太重要了，不能去冒险。

这时，他又想出了一个点子：他希望成为一台行走的密码交换机，打入法国内部，协调盟军攻入法国的行动。他制订了详细而高明的计划，参谋部同意了。于是，聪明的罗根上尉被紧急指派到法国。

他很自豪。他也知道，父亲如果还在世，一定会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然而他的母亲哭了，因为他要拿他们保护并培养了那么久的聪明头脑去冒险。罗根对此不以为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利用自己的头脑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许战后，他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发掘出真正的天赋。只是现在他明白，天生的聪明才智也需要长年累月的辛苦努力，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成长。战争结束后，他就会有时间了。1944年元旦，迈克尔·罗根上尉被紧急派往已被德军占领的法国，成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盟军通信部门的指挥官。他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一起受训，学会了如何操作秘密无线电收发机，并通过手术在左手掌心植入了一枚微型自杀胶囊。

他临时的藏身之所在巴黎南边，是塞纳河畔维特里小镇上一户姓查尼的法国人家。在那里，罗根组织了自己的通信员来建立线人网，并通过无线电将加密情报发往英国。有时，他也会收到无线电发来的请求，要他提供盟军进攻欧洲所需的某些细节信息。

这里的生活是平静祥和的。在一个晴朗的周日午后，他和查尼家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查尼一起野餐。克里斯蒂娜手脚纤细、长相甜美，有一头栗色的秀发。她在当地的大学学习音乐。她和迈克尔·罗根成为情人，并怀了孕。

罗根戴上贝雷帽，拿着假的身份文件，在镇公所与克里斯蒂娜·查尼成了婚。婚后，他们回到克里斯蒂娜父母的家，共同开展地下工作。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罗根要用无线电发送和接收的情报太多，他开始大意了。两周后，盖世太保[4]突然冲入查尼家，逮捕了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他们不仅逮捕了查尼一家和迈克尔·罗根，还抓住了六名等着传递情报的地下组织通信员。短短一个月里，除了迈克尔·罗根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盖世太保对其他所有人进行了讯问、审判和处决。从对其他犯人的审讯中，德国人知道了罗根记忆复杂密码的能力，他们想给他特殊的关注。他的妻子也因此没有被处死，德国人微笑着告诉罗根：“这是特别的礼遇。”当时，她已有五个月身孕。

在他们被捕后第六周，迈克尔·罗根和妻子分别被关进盖世太保的两辆指挥车里，车子开往慕尼黑。在那座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广场，矗立着慕尼黑正义宫，在其中一幢法庭大楼里，对迈克尔·罗根最终的——也是最可怕的——审讯开始了。它没完没了，持续的日子多到他无法计算。然而在之后的岁月里，他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不曾给过他喘息的机会。痛苦的过去一秒接一秒、一遍又一遍地重演。他做了上千个不同的噩梦，梦境却总是从正义宫那个穹顶高高的房间开始，七个人的审讯小组正等着他，耐心地、愉快地等着他，因为接下来的行动将带给他们乐趣。

七个人都戴着纳粹万字臂章，但有两人的制服是不同的颜色。从衣服的颜色和领口的徽章来看，罗根知道他们其中一人属于匈牙利武装力量，另一人则来自意大利军队。一开始，这两人并未参与审讯，他们只是官方的观察员。

审讯小组的组长是一位高个子的军官，眼窝深陷，颇有贵族气质。他向罗根保证，他们只想知道储存在他头脑中的密码，只要说出密码，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就都可以活命。第一天，他们不停逼供，罗根保持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第二天晚上，罗根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克里斯蒂娜求救的尖叫声，她一遍又一遍，不断喊着他的名字：“迈克尔！迈克尔！”她显然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罗根看着审讯组长热切的眼神，终于悄声说道：“停手吧。停手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接下来的五天，他把已经过期停用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不知怎的，也许是通过对比拦截到的信息，他们发现了罗根在搞鬼。第二天，他们让他坐在椅子上，在他周围站成一圈。他们没有问他任何问题，也没有碰他一下。穿意大利军服的男人去了另一个房间。没过多久，罗根又听到了妻子痛苦的尖叫声，声音中的悲惨超出了他的想象。罗根开始低声说，他愿意告诉他们一切，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可审讯组长摇了摇头。他们都沉默地坐着，任由尖叫声穿过墙壁，直刺他们的脑门，直到罗根从椅子上滑落，瘫倒在地，泪流满面，痛苦得快要失去知觉。他们拖着地上的他穿过了有着高高穹顶的房间，拖进了隔壁的屋子。穿意大利军服的审讯者坐在一台留声机旁，不断旋转的黑色胶片将克里斯蒂娜的尖叫声传遍了整座正义宫。

“你压根儿就没骗到我们，”审讯组长鄙夷地说，“我们比你聪明。你妻子早在第一天受刑的时候就死了。”罗根仔细打量着他们每个人的脸。如果他们让他活下来，总有一天，他会把他们杀光。

后来，他才明白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反应。他们向他承诺，只要他交出正确的密码，就让他活下去。为了复仇，他照做了。接下来的两周，他向他们交出了密码，并解释了使用方法。然后，他就被送回单人牢房，又被关押了数月。每周都会有一次时间，他还会被押送到有着高高穹顶的房间，接受那七个人的审讯，但他后来发现这纯粹只是例行公事而已。罗根无从得知的是，就在这几个月，盟军已横扫法国，攻入德国，兵临慕尼黑城外了。当他被召唤前去接受最后一次审讯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七位审讯者马上就要隐藏真正的身份，溜之大吉了——他们孤注一掷，想要隐入德国的普罗大众，以逃避对他们罪行的惩罚。

眼窝深陷、带着贵族气质的审讯组长对罗根说：“我们准备放你走了，我们会遵守自己的承诺。”他的语气那么诚挚，那是演员的语气，又或者说，是演说家的语气。另一个人指着搭在椅背上的平民衣服，说：“把你身上的破烂儿脱下来，换上这些衣服。”

带着难以置信的情绪，罗根当着他们的面换好了衣服。其中甚至还有一顶宽边的软呢帽，他们中的一个人把它扣在罗根头上。他们都友好地冲着他微笑。那个有着贵族气质的军官用诚恳的语气声如洪钟地说：“马上就要自由的感觉是不是很好？能活下去的感觉是不是很好？”

可是在突然之间，罗根就明白了他在撒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房间里只有六个人和他在一起，而且，他们的笑容是诡秘的、邪恶的。就在这一瞬间，罗根感觉到冰凉的枪口顶到了自己的后脑勺上。枪管推着帽檐，帽子往前歪了下去。罗根感到了将死之人的恐惧。一切都只是一个残忍的幌子，他们将像杀死一头畜生那般杀死他，如同一个笑话。紧接着，一声巨响传入脑中，他如同坠入了水下，他的躯体从空间中抽离，炸裂在无边无际的黑色空洞里……

罗根还能活下来完全是个奇迹。他后脑中枪，被扔到了一堆尸体上，这些尸体都是在正义宫院子里被处决的囚犯。六小时后，美国第三军先头部队进入慕尼黑，医疗分队发现了这巨大的尸堆。他们准备抬走罗根时，发现他竟然还活着。子弹偏离了头盖骨，在头上打出一个洞，但并未射穿——炮弹弹壳的碎片经常会造成这种创伤，但在小型武器中，就相当罕见了。

罗根在前线战地医院接受了手术，然后被送回美国。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数家军队医院进行特殊治疗。枪伤损害了他的视力，他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东西，横向视觉相当有限。经过训练后，他的视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足够让他考到驾驶执照，并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他已经习惯了尽可能地去依靠自己的听觉而不是视觉。两年后，头骨里将碎骨连接在一起的银片似乎成了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在压力巨大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脑子里所有的血液都在向它冲击。

出院时，医生告诉罗根，喝酒对他的身体无益，过度**也会造成伤害，最好也不要抽烟。医生向他保证，他的智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他比普通人需要更多时间休息。由于颅骨的损伤和银片的存在，颅内压力有时可能会过高，引起头痛，于是医生又给他开了缓解间歇性头痛的药物。

简而言之，他的脑子在面对任何形式的生理压力和情绪压力时都相当脆弱。如果足够小心，他可以活到五十岁，甚至六十岁。他必须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包括镇静类药物），每月前往荣军医院报到，去接受体检、更换药物。罗根得到了承诺，他那无与伦比的记忆力绝对没有受到丝毫损伤，这恰恰成了最大的讽刺。

其后十年，他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每月都去荣军医院报到。可最终的事实证明，祸根其实是他神奇的记忆力。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过去的经历就仿佛电影那样在他眼前重演。他能看见那七个人在慕尼黑正义宫穹顶高高的房间里，从不漏掉任何一个小细节。他感觉到头顶的帽檐往前一歪，冰冷的枪口顶在脖子上。呼啸而来的黑洞将他吞噬。一闭上眼，他又能听到克里斯蒂娜恐怖的尖叫声从隔壁传来。

那十年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梦魇。他出院时，决定在纽约定居。军方发出他在战争中失踪的通报后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回到故乡已没有意义。他想，也许在纽约还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可他惊讶地发现，他竟无法胜任简单的统计分析工作，因为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因为不称职被解雇了，这样的羞辱让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急转直下，也使他对其他人更不信任了。战场上，他为了保住他们的命，连脑袋都被崩了，可现在他们却开除了他，他们算什么东西？

他在纽约退伍军人管理局得到了一份政府文员的工作。他属于三等职员，每周可以拿到六十美元的薪水，而他需要做的只是最简单的文件归档和整理。二战后，政府为退伍军人新建了数百万份新档案，这也使得罗根开始思考计算机使用的问题。可直到两年后，他才真正研究出这类计算机系统所需的复杂数理程序。

他在大都市里过着单调的生活。每周六十美元的收入只能勉强应付必要的开销，比如，在格林威治旁边租的这套便捷小公寓、速冻食品以及威士忌。他需要威士忌，因为只有喝醉以后才不会做梦。

每个工作日，他都在整理枯燥无聊的文件。回到家，回到那间破败的小公寓后，他会拿出速冻食品，煮成热乎乎却寡淡无味的浆状物。然后，他会喝下半瓶威士忌，倒在凌乱的床铺上，陷入昏睡，有时甚至连衣服都不脱。噩梦仍会出现，只是和现实相比，它也没有糟糕太多。

在慕尼黑正义宫，他们剥夺了他的尊严。他们做的事，和他十三岁时那些男孩子威胁要对他做的事一样。和脱掉他的裤子并挂到灯柱上相比，那七个人的所作所为是更加残忍的成人版本。他们把泻药掺到他的食物里。因为早餐是稀稀淡淡的燕麦粥，晚餐是清汤寡水的炖菜，再加上心里的恐惧，他的肠道开始不受控制，食物穿肠而过。当他从牢房里被拖出来，在长桌旁接受每日例行的审讯时，他能感觉到屁股周围的裤子全是黏糊糊的。他能闻到那股恶臭。更可怕的是，他能看到审讯者们脸上残忍的怪笑。他觉得耻辱，和一个小男孩感觉到的耻辱一样。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耻辱竟让他觉得与折磨自己的这七个人更贴近了。

好几年后，他独自躺在公寓里，又再次记起了身体所受的屈辱。他很羞怯，不愿走出公寓结交朋友，也不愿接受聚会的邀请。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也是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文员。她显然对罗根颇有兴趣，而罗根鼓起了极大的勇气才给出回应。她来到他的公寓喝酒，共进晚餐，明确表示愿意留下来过夜。然而，当罗根和她躺在**以后，却无法**。

几周后，罗根的上级把他叫进人事办公室。这位上级也是二战退伍军人，在他看来，既然他能监督这三十名文员，那就说明他的智力比他们更胜一筹。他尽量委婉地向罗根表达：“对你来说，这份工作目前可能有点儿太难了；也许你应该做一些体力方面的工作，比如开电梯什么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上级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可这令罗根更觉羞辱。作为残疾退伍军人，罗根有权就被解雇一事提出申诉，可参与谈话的人事主管建议他不要那样做。“我们可以证明，你的智商确实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他对罗根说，“我们有你参加入职考试的分数，才勉强及格。所以我认为，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从政府部门病退。然后，你可以去上上夜校，也许会好一点儿。”

罗根惊讶得哈哈大笑。他推测，一定是他档案里的某些文件丢失了，又或者，是这些人以为他在填写履历表时弄虚作假了。一定就是这个原因了，他在看到他们都冲着自己微笑时心想。他们肯定以为，他的教育背景都是造假的。罗根又笑了，他走出人事办公室，走出办公大楼，离开了这份单调到令人觉得屈辱可他仍无法胜任的工作。他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月后，他收到了解雇通知的邮件。他不得不依靠之前从未动用的伤残抚恤金生活了。

现在，他的自由时间更多，酗酒也更厉害了。他在包厘街附近租了个房间，成为无数社会弃儿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整日喝着廉价的酒水，直至不省人事。两个月后，他又作为病人回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但这次并不是要治疗头部的创伤，而是因为营养不良和极度虚弱，哪怕是普通的感冒也能要了他的命。

住院时，他偶遇了童年时期的一位朋友——菲利普·霍克。霍克是来治疗溃疡的。他现在是律师。霍克帮助罗根找到了第一份在计算机行业的工作，这让他回忆起了自己以往的辉煌，并开始与其他人有了交往。

然而，重归社会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罗根在医院住了六个月，头三个月是要“彻底戒酒”，后三个月则接受了对头骨损伤的一系列新检查以及特殊的脑力疲劳测试。迈克尔·罗根第一次拿到了对自己全面正确的诊断：他的大脑仍保持着近乎超人的记忆力以及部分的创造力，但它不能承受长时间不停歇的使用，也不能承受过大的压力，否则就会由于疲劳而变得糊涂。他永远都不能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了，可这是创造性研究所必要的。现在，即便是很简单的任务，只要它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工作，对他而言也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结果并没有让迈克尔·罗根垂头丧气，相反，他很高兴，他终于准确了解了自己的情况。他感到如释重负，他不再愧疚了，因为他不再需要为“人类的财富”负责了。菲利普·霍克安排他去一家新成立的计算机公司工作后，罗根记起，早在还是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档案文员时，他就已经无意识地在思考计算机建模的问题了。不到一年时间，他利用数学知识解决了很多计算机技术构建的问题。霍克帮他争取到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并成为他的财务顾问。接下来几年，罗根的公司一跃成为全国最顶尖的十大计算机公司之一，并成功上市，不到一年，股票价格翻了三番。罗根成了业内公认的天才，并在数个政务部门并入国防部时，受邀对他们的管理程序提出建议。他成了百万富豪。战后十年，他终于成功了，尽管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

菲利普·霍克负责打理他所有的商业事务，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霍克的妻子尝试着让罗根对她那些未婚的女伴产生兴趣，可每一次都只是露水情缘。他惊人的记忆力还在干扰着他。在心情不好的晚上，他还能听见克里斯蒂娜在正义宫的尖叫声，还能感觉到屁股上黏糊糊的裤子，还能看见七个审讯者带着轻蔑的嘲笑看着自己。他想，他永远都不可能再和另一个女人开始新的生活了。

这些年来，罗根一直密切关注战后德国对战犯的每一次审判。他订购了欧洲报纸的剪报服务。当他开始收到计算机程序的专利使用费后，他又聘请了柏林的一家私家侦探社，让他们寄来所有受指控战犯的照片，无论这些战犯级别的高低。他不知道那七个人的名字，而对方也一定是竭尽全力藏身于欧洲的千百万人之中。想要找到他们，似乎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任务。

可当私家侦探社给他寄来了一张相貌威严的奥地利市政官员的照片时，他迎来了第一次突破性进展，照片说明如下：“艾伯特·莫尔克，无罪开释。尽管他曾与纳粹有关系，但仍保住了选举资格。”照片上的那张脸正是他苦苦寻觅的七人之一。

罗根从来没有原谅自己在诺曼底登陆日那天收发电报时的粗心，正是他的粗心，导致了他领导的地下小组被敌人发现，全军覆没。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一次，他每走一步都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他给德国侦探社支付了更多的钱，让他们对艾伯特·莫尔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严密监视。一年结束时，他又拿到了三张照片，每张都附有姓名和地址，这三个人也都是在正义宫杀害了他妻子并以酷刑折磨过他的人。一个叫卡尔·普凡，目前在汉堡做进出口生意。另外两个是兄弟俩——埃里克·弗莱斯林和汉斯·弗莱斯林，他们在西柏林开着修车店和加油站。罗根认为，时机已到。

他十分谨慎地做着准备。他让公司任命自己为欧洲销售代表，并开具了写给德国和奥地利计算机公司的介绍信。他不害怕会被认出来，严重的枪伤和多年的痛苦折磨早已大大改变了他的样貌；再说，他是已死之人。他的审讯者们都认为他们早已杀死了迈克尔·罗根上尉。

罗根坐飞机前往维也纳，并在那里建立了业务总部。他住进萨赫酒店，享用了精致的晚餐，品尝了鼎鼎大名的甜点萨赫蛋糕[5]，又在酒店著名的红色酒吧小口啜饮白兰地。接着，他漫步于暮色苍茫的街道，听着从咖啡馆里传出的齐特琴[6]声。他走了很久，一直到他觉得放松了，才回房间睡觉。

接下来的两周，他在两家计算机公司认识了不少热情友好的奥地利人，通过他们的安排，他受邀参加了维也纳的好几个重要聚会。终于，在一次市政官员悉数出席的舞会上，他见到了艾伯特·莫尔克。莫尔克的变化之大，令罗根大吃一惊。他满头花白银发，圆润的脸上体现着优渥生活和美味佳肴带来的满足，气质中流露出政客惯有的浮于形式的客气。他挽着妻子，那是一个苗条快乐的女人，明显比他年轻很多，但也明显是深深爱着他的。莫尔克注意到罗根正盯着自己，便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似乎在说：“是的，感谢您投我一票。我当然记得您，记得很清楚。欢迎您随时来我的办公室找我。”这是一个专业政客的鞠躬。罗根心想，难怪他逃脱了战犯的指控。可罗根很快又高兴了起来——正是他的无罪释放和随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照片，才真正宣判了他的死期。

艾伯特·莫尔克对这个陌生人鞠了一躬，尽管他的脚疼得要命，让他一心只想回到家里去，好坐在壁炉旁，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吃点儿萨赫蛋糕。这些舞会啊、宴请啊，是多么无聊！可是没办法，毕竟政党需要借机募集选举的资金。况且，在最近这个多事之秋，同事们都忠心耿耿地支持他，这点儿小事是他应该做的。莫尔克感觉到妻子厄休拉捏了捏自己的胳膊，他又朝那个陌生人弯了弯腰，隐隐觉得这应该是个重要的大人物，他应该记得更清楚才对。

是的，当他被指控为战犯时，他的政党和他亲爱的厄休拉都团结一致支持他。而当他被宣判无罪后，他人生中最幸运的时刻也来临了。他赢得了选举，进入了本地的市政委员会，他的政治前途尽管有限，但毕竟从此有了保障，他也将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不安的念头还是会跟以前一样不时地冒出来：如果政党和厄休拉发现那些指控都是真的该怎么办？他的妻子还会爱他吗？她如果知道了真相，会离开他吗？不，不管有什么样的证据，她永远都不会相信他曾犯下那些罪行。毕竟，连他自己都很难相信。以前的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更刚毅、更冷酷，也更强壮。在那个时候，要生存就必须如此。只是……只是……怎么可能？当他给躺在**的两个小孩盖上被子时，他的双手有时候都会犹豫着不敢去触碰他们。这样的一双手怎么能去碰天真无邪的孩子呢？可陪审团释放了他，他们在衡量了所有的证据后，宣布他无罪，他也不会再次受审了。他，艾伯特·莫尔克，根据法律，将永远无罪。只是……只是……

陌生人向他走来。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脑袋的形状很奇怪。他很英俊，有一种德国人的阴暗气质。可艾伯特·莫尔克随后就注意到了他裁剪合体的西装。不，这个人显然是美国人。自战争结束以来，莫尔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见过很多美国人。他微笑着，欢迎这个美国人，并转过身准备介绍自己的妻子，可妻子已走远了几步，正在跟别人聊天。就在这时，美国人做起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罗根，莫尔克隐隐觉得有些耳熟。“祝贺您荣升高职，也祝贺您之前无罪开释。”

莫尔克对他彬彬有礼地笑了笑，背起了自己的标准台词：“爱国的陪审团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做出了决定，这是我的幸运，毕竟我的确是一个无辜的德国人。”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美国人提到他正在开拓计算机业务，需要一些法律方面的帮助。莫尔克立马有了兴趣，他知道，这个美国人的真正意思是想要规避一些政府方面的税收。根据以往的经验，莫尔克意识到他可以从这次的合作里大捞一笔。于是，他挽起美国人的胳膊，说：“要不我们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去散散步吧？”美国人微笑着点点头。莫尔克的妻子没有看到他们离开。

他们在城市街头散步，美国人漫不经心地问：“难道您不记得我的脸了吗？”

莫尔克皱起眉头，说：“亲爱的先生，您确实看起来很面熟，但毕竟我见过的人太多了。”他有些不耐烦，他希望美国人能赶紧谈正事。

一阵不安袭上心头，因为莫尔克发现他们走进了一条荒废的小巷。这时，美国人凑到他耳边，轻声说出了一句让他的心跳差点儿停止的话：“您还记得1945年的玫瑰星期一吗？在慕尼黑？在正义宫？”

就在那一瞬间，莫尔克记起了这张脸。所以，当这个美国人再次说出“我叫罗根”时，他没有一丝惊讶。恐惧，还有无法抗拒的羞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就好像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

罗根看到了莫尔克恍然大悟的眼神。他挟着这个小个子男人，把他带到了小巷深处，他感觉到莫尔克全身都在瑟瑟发抖。“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说，“我只想知道其他人的情况，你的那些同伙。我已经知道卡尔·普凡和弗莱斯林兄弟了，另外三个人叫什么名字，上哪儿能找到他们？”

莫尔克吓得胆战心惊，他笨手笨脚地沿着巷子跑了起来。罗根轻轻松松地跟在他身边，如同两个在一起小跑锻炼的人。罗根跑在这个奥地利人的左边，从肩带的枪套中抽出瓦尔特手枪，一边跑，一边把消声器装到枪管上。他没有丝毫怜悯，也没有任何仁慈。莫尔克的罪行早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在回忆里重复上演了上千遍。当克里斯蒂娜的尖叫声从隔壁传来时，是莫尔克笑着对他喃喃道：“算了，别拿你可怜妻子的性命逞英雄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顺利出生吗？”他明知克里斯蒂娜已经死了，却还是表现得那样通情达理，那样令人信服。莫尔克是七个人中最无关紧要的，可有关他的回忆必须消失。罗根朝莫尔克的侧面开了两枪，莫尔克向前俯冲着趴倒了。罗根接着跑，跑出小巷，跑上了大街。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了汉堡。

在汉堡，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卡尔·普凡。普凡是审讯小组中最为暴力的那一个，可正是他野兽般的行径，反而让罗根不那么鄙视他。普凡的所作所为出自天性，他就是个简单、愚蠢又残忍的人。罗根杀死他时，并不像对莫尔克那样充满了恨意。一切完全按计划进行。唯一没有按计划进行的是他认识了那位德国女孩罗莎莉，以及她身上的花香、她奇怪的漠然和她无关道德的天真。

此刻，在汉堡的酒店房间里，罗根躺在她身边，用手轻轻抚过她的身体。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他确信她不会背叛他——又或者说，他希望她背叛他，因为只有这样，他的谋杀行动才会终结。“还喜欢我吗？”他问。

罗莎莉点点头，把他的手拉到自己胸口。“让我帮你吧，”她说，“我谁也不在乎。谁死我都不在乎。可我在乎你——有那么一点点在乎。带我去柏林，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

罗根知道她字字出自肺腑。他直视她的双眸，却感到困扰。那眼神里有孩童的纯真，还有情感上的漠然，就好像对她来说，杀人和**一样，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决定带上她。他喜欢有她在身边，她也确实能帮上忙。再说，她似乎对其他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动于衷，而他绝不会让她参与真正动手的过程。

第二天，他带她去滨海大道和巴塞尔酒店的购物中心买东西。他给她买了两身新衣服，都很衬她淡玫瑰色的皮肤和湛蓝的眼睛。他们回到酒店，收拾好东西，在吃过晚饭后，坐上夜间航班飞向了柏林。

[1]　迈克是迈克尔的简称。

[2]　美国八所一流名校的联盟，包括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译者注

[3]　恶魔岛是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的一座小岛，四面峭壁深水，交通不易，美国政府曾在此建有恶魔岛联邦监狱，关押过不少重刑犯，该监狱于1963年被废止。——译者注

[4]　盖世太保（Gestapo），德语“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音译。

[5]　维也纳萨赫酒店独特的巧克力蛋糕，由两层甜巧克力和中间的杏子酱做成，上面还有巧克力片，是代表奥地利的国宝级甜点。——译者注

[6]　一种民间乐器，流行于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