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55：《巴西的食人部落》

出自：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巴西旅途报告》（1578年）。收录于：特奥多雷·德·布里，《美洲第三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592年，温森斯，航海档案馆

上帝之怒

哥伦布的美洲冒险经历让世界经济的轴线开始推移，地中海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欧洲的新地中海是大西洋。卡洛·李维笔下的消逝之地是这一变化中的输家：这里本就在西班牙帝国的边缘，随着多极化的新全球经济的出现，这里同时成为双重边缘，因为地中海不再是中心之地了。

到1550年前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几乎扩张到19世纪以前的范围，从试探性的接触变成了统治主导。腓力二世的一个朝臣认定，世界历史历经6000多年后似乎来到了终点。天主教与西班牙帝国合为一体。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476—1541）领头的财团用区区300人设法降伏了印加帝国，并敲诈了成吨的黄金和白银。而在征服者到来之前，秘鲁土著人当中刚刚爆发了争夺王位的战争，这样的分歧令他们的企图更加轻而易举就得逞，西班牙人兵刃上的血都无法凝结。被劫为人质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死于非命。在遥远的北方，突击部队已经进军至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地区。尤卡坦的城邦对西班牙人展开激烈抵抗，最后一个城邦奇琴伊察直到1697年才陷落。

想迁居美洲的人聚集在塞维利亚——这里被称为“吞没一切的海洋，所有河流的终点”——从此处踏上前往充满期许的不明之地的旅程。1564年，一个裁缝从普埃布拉给他留守西班牙的妻子写信：“我们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生活。如果你在我身边，你会非常满意的，我会很快变成富翁。”1552年的同名小说《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那可怜的小拉撒路狡猾地谋生——他的许多真正的兄弟都想在新世界碰碰运气。好奇的人希望有所发现，银行家和商人期待获利，科尔特斯或皮萨罗那样童话般的事业成就在遥远的土地上招手。一些征服者是西班牙小贵族，他们想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寻找新的角色。格拉纳达的战争已经结束，在故乡那个半岛上已经不可能倚仗砍杀摩尔人的骑士行为得到荣誉和财富。除了希塔尔戈（Hidalgo）[49]外，工匠和商人，水手、士兵和所有市民阶层出身的人也成为征服者的主力军。到1800年前后，八九百万人移民海外。其中女性是少数，她们占美洲移民的四分之一。

碰运气的人越来越多，如狼群般成群结队。许多人都在遍布疟疾的沼泽地、丛林，大海上的某个地方或安第斯山脉的冰冷高地上失去了踪影。无数人死于饥饿，许多人因毒箭倒地不起，或者死在竞争对手的枪口下。其中一人是洛普·德·阿奎尔（Lope de Aguirre，约1510—1561），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令人厌恶和黑暗的神话。他被塑造成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疯子，这当然与党派斗争有关，这个疯子为了杀人而杀人，他将其船长任命为秘鲁国王，只是为了之后谋杀他。阿奎尔——号称“陌生人洛普”“至死方休的反叛者”——向腓力二世写了一封回绝信，它可能是从古至今西班牙统治者从臣民那里收到的最怪异的一封信件。他凭借“人头”在委内瑞拉近海的一个岛上建立了恐怖统治，后来也未能逃脱同类人的命运：谋杀、分尸、遗体遭亵渎。他自己可能说过：“我是上帝之怒，是自由的统治者，是大陆王国和智利各省的侯爵。”

印加城市库斯科的征服者想得到黄金简直易如反掌，但对阿奎尔和几乎所有拥入新世界的人而言，这是空虚的幻想。迭戈·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1475—1538）曾经是科尔特斯的先遣队长，参与过秘鲁战役，也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现实。得到总督和总队长的称号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成了秘鲁的主人，阿尔马格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避免与合作伙伴进行对决，率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向南行军，一直到达伊塔塔。在这里，一群马普切的土著战士抵抗他们的侵袭。阿尔马格罗军团的大部分人都死于翻越安第斯山脉途中，或者倒在沙尘四起的阿塔卡马沙漠中，他们甚至不知道西班牙人已经在北部的查纳西约地区发掘出世界上最富有的银矿之一。尽管他们筋疲力尽，带着可怜的战利品回到库斯科，却成为第一批看到智利的欧洲人。“在南极附近的富饶而著名的土地”，随军的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Alonso de Ercilla y Zú?iga）亲眼见证了这次远征，并在史诗《阿劳卡纳》中这样描绘智利。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西班牙人通过堡垒和定居点一直占据太平洋沿岸地区。最先建立的城市是圣地亚哥——该城以征服者的主保圣人（Schutzheiligen）命名——后来则是康塞普西翁和瓦尔迪维亚。阿尔马格罗最终还是试图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手中夺权，最后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次密谋导致征服者之间内讧，阿尔马格罗的追随者和弗朗西斯科的支持者之间展开厮杀。在这个过程中，皮萨罗也被谋杀。他的兄弟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继续战斗。直到世纪中叶，总督佩德罗·德拉加斯卡（Pedro de la Gasca）才平息秘鲁动乱。

南美其他地区的欧洲人对黄金国的传言越来越深信不疑，相传那里的国王身上曾被一遍又一遍地撒上金粉。韦尔泽家族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派遣雇佣兵开发大量土地，也慢慢吸引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16世纪30年代中期，拉普拉塔河被探明。1546年，波托西附近的“富饶山”矿藏被发现——不久之前在墨西哥也发现了沉积地——引发了淘银热。采矿的定居点扩张成为拥有10多万居民的大都市。同时，从安第斯高地传来了探明亚马逊河的消息。人们在报道中幻想如何躲过敌对的土著铺天盖地的毒箭，在丛林中行军并沿河而上，黄金国却一直未被发现。直到17世纪末，人们才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已经宣示其在巴西沿海地区的主权。他们成功扼杀了法国人的计划，这些进犯者还打算建立“法国的南极地”。1565年，西班牙的火枪让胡格诺派止步不前，使其无法在佛罗里达定居。

一些征服者攫取了权力，就想寻求合法性：总督头衔、军事指挥权，或者像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那样两者兼得。科尔特斯在这方面也打破了一切壁垒，不仅赢得了侯爵的头衔，在第二次婚姻中还娶了一位贵族小姐。然而，在征服者最初的动**岁月之后，这种平步青云的生涯戛然而止。美洲的形势也逐渐僵化，日趋接近于西班牙国内的等级制度。由于王室没有足够的资金招募专业军队，为了筹措资金，殖民者们抓捕大批奴隶并勒索贡品。边境战争发展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土著中的高等贵族被彻底清洗。

让广大的殖民领地臣服于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这是一个巨大挑战，是独一无二的举措，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新颖。西班牙皇室野心俱现，他们投入巨大的精力，渴望“完全了解”这片征服地。美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快速推进，中世纪的欧洲为此已花费数百年，但这一进程在各单独区域以不同的速度进行。西班牙王室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利马建立第二个总督辖区，利马是皮萨罗为秘鲁选定的首都。直到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任职期间（1569—1581年），秘鲁才有了稳定的官僚机构。他的统治手段强硬严厉，人们借用古希腊的立法者梭伦的名字称托莱多为“总督梭伦”（Solón Virreinal），因为他为西班牙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法律基础。1572年，他征服了土著居民的避难所比尔卡班巴，处死了年轻的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一世（Túpac Amaru Ⅰ），但一位烈士也因此诞生，甚至现代的游击队组织还以他为名以示纪念。印加帝国的最后堡垒被夷为平地，成为丛林的猎物。

18世纪，随着许多总督辖区的进一步设立——新格拉纳达和拉普拉塔联合者纷纷从秘鲁独立出来——西班牙在新大陆的主要结构也大致完工。西班牙为新大陆管理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模板。在许多行政区，州级官僚机构都相应地设有上层“听证会”，负责多个州的管辖，这一高级别当局拥有极大权力的上级主管机构以及上诉庭。但这种管辖权延伸到地方乡镇一级时，发号施令的声音也变得微弱。领导市议会是皇室官员的职责，而只有正式公民才能参选进入市议会。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逐渐构建出自己的身份。此外，还出现了很多混血儿，他们是当地妇女与欧洲人的后代，更少数人则是土著男性与欧洲女人的子嗣，他们觉得自己既不属于父亲的文化也不认同母亲的文化。从非洲贩卖来的男女奴隶也与当地人结合，他们的孩子被称作“桑博人”（Zambos）。非洲人与欧洲人的后裔则被称作“黑白混血儿”（Mulatten）。西班牙人和混血儿有时也会住在“印第安共和国”和因多层建筑样式而得名“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村庄中，他们享有最低限度的自治权。然而，因为监护征赋制的推行，即便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要被迫为保护他们的西班牙人卖苦力。大多数情况下，印第安土著要忍受西班牙人和己方贵族的双重剥削。相比较来说，生活条件相对可以忍受的应该是在耶稣会创建的30个印第安“集合教化村”，位于今天的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一带。土著人在这些秩序井然的村庄里生活和工作——每个村子约有几千人——他们也要接受神父严苛虔诚的统治。他们在这里差不多是安全的，不会受到奴隶猎人的威胁。他们本来以狩猎、捕鱼和耕种为生，或过着游牧生活来回迁居，现在都成了欧洲人。这种“教化村”（reducciones）在17世纪达到了繁盛阶段，但在18世纪就宣告失败。

马德里想把教会事务也掌控在手。西班牙国王就像是美洲的一位“副教皇”。他决定主教的任命，甚至有权批准教省宗教会议的决议。在利马、墨西哥城——这座城市建立在特诺奇提特兰的废墟上——以及卡塔赫纳均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其需要**的对象首先是“犹太教徒”、新教徒和本土的“异教徒”。托钵僧最先四处云游传教，后来耶稣会士也开始传福音，教区神父蜂拥而至。到1520年，美洲被分为35个教区。圣母玛利亚在劝人皈依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她现身于世——最早在瓜德罗普——特别是让女性找到了榜样和身份认同的典范形象，就像在欧洲一样。

要消灭古老的偶像崇拜还需要很长时间。“他们相信上帝，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旧习和恶魔的仪式。”迭戈·杜兰如是说。1560年前后，在尤卡坦半岛的教堂中似乎还有用人类献祭的迹象。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1524—1579）是尤卡坦的方济各会大主持，他宣称曾在最后一刻阻止一个男孩被杀。为了揭露秘密的“偶像崇拜者”圈子，他曾对4500名土著施以酷刑，没有哪条法律能为他的行为辩护。其中158人没有经受住这场严刑拷打，有些人因害怕而自杀。1562年，兰达组织了一场信仰审判，鼓励异教徒和异端者进行公开忏悔，其间有数千“崇拜偶像的人”被送上火刑架。尤卡坦主教弗朗西斯科·德·托拉尔（Francisco de Toral）曾经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这一轰动事件的受害者“非常简单和听话，是善良且没有恶习的人”。兰达不得不回西班牙接受质询，但很快官复原职，1571年托拉尔去世后，兰达继任了他的职位。1585年，墨西哥宗教议会对“印第安人”颁发新的禁令，不准他们吟唱“关于他们的古代历史或虚假宗教的歌曲”。

西班牙人认为他们给原住民带来的灾祸是上帝在惩罚这些“恶劣和腐败的”异端者，这一观点要归咎于固化的欧洲世界观。“谁想否认，”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1478—1557）写道，“用来对付异教徒的火药，对我们的主来说只是一捧熏香？”人们甚至反问自己，皈依的“印第安人”是否有资格接受圣餐。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种植园当牛做马，还是在4000米高的波托西“富饶山”上，西班牙世界帝国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他们的肩膀上。随着贵金属的大量开采，西班牙终于获得了一种交易商品，亚洲市场对白银尤为感兴趣，特别是中国的纸币系统已经在通货膨胀的火焰中付之一炬。银成为正在生成的“超级世界经济”的黏合剂，也是天主教国王的帝国政治的燃料。

皇帝在欧洲领土四处巡游，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国王埋首审阅堆积如山的公文，他们几乎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自己派遣的征服者征服何地，以及进攻何方敌人。涉及剥削、奴役和压迫时，宗教诫命几乎没用。比欧洲人的剑锋更危险的是他们携带的病毒和细菌。土著居民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抵挡，他们在大陆和岛屿上大批大批地死去。1585年，一名英国船长在佛罗里达记述道：“野蛮居民很快就死了，他们相互传言，是英国的神让他们这么快丧命。”这些人力空缺由进口的非洲奴隶补上。每年仅从圣多美就有多达1万名奴隶被运送到美洲。16世纪末，他们在美洲的人口可能达到25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数字几乎增加了五倍。

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就此成形。欧洲向非洲运送纺织品、武器、工具和小玩意儿。作为交换，奴隶被送到加勒比海和美洲大陆。然后种植园的果实被运往欧洲，后来还被带到北美市场，包括：“无产者的”可可，被怀疑是魔鬼的产物的烟草，棉花，以及最重要的——糖。糖很快就征服所有社会阶层。一位德意志旅行者在英格兰逗留期间注意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牙齿特别黑。他断言，英国人吃的糖太多了。

交流让两方都发生改变，旧世界和新世界都一样。阿基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所谓的“黑人境遇”（conditio nigra）已经超越国界。疫情在全球蔓延。16世纪初，在**欲弥漫的广州，梅毒就在情人间传播。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烟草随着欧洲的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日本、韩国，经过西伯利亚传到中国北方，默默杀死许多人。从安第斯地区，豆类和西红柿被运往欧洲。一种非凡的植物马铃薯于1600年前后抵达日本，在欧洲，它可能哺育了整个工业化。作为回报，旧大陆送上小麦、酒、美利奴羊、猪、马和牛。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潘萨就曾夸耀墨西哥人的马术。

美洲文艺复兴，忧郁的热带

一些推崇文艺复兴的欧洲人以及阅读了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地理学家著作的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待美洲。但是他们常常缺乏词汇来描述其面对的新事物。因此，他们就用自己熟知的事物来强行解读未知的事物——美洲驼（Lama）被称为美洲大山羊，阿兹特克金字塔被称为清真寺（Moschee）；或者把未知融入人们熟知的故事里。印第安土著的做法相同，他们把马叫作“卡斯蒂利亚的貘”。多明我会修士迭戈·杜兰认为美洲居民是流落海外的以色列人的支系，秘鲁突然变成《圣经·旧约》中的产金地俄斐。美洲也可能是柏拉图提到的海中大岛亚特兰蒂斯，本来应该由于地震而沉入海底。普林尼的观点在描述自然时大有帮助。殖民城市的规划与维特鲁威的建议相符，遵循棋盘格样式。圣多明各的老城区就是一例。这里有一座1521—1540年修建的大教堂，外立面的中间是查理五世的徽章，酷似罗马一处凯旋门。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地区处处可见画像、雕塑、挂毯和公共仪式，都昭示着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存在。

如何描述印加帝国——它的城市、它雄伟的街道和它的历史？罗马帝国为此提供了典范。人们寻找二者之间奇特的相似之处：在库斯科一座房屋的前庭有一幅1600年前后绘制的湿壁画，恺撒和庞培在马上交战，这可能是在影射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之间的秘鲁“内战”（插图56）。壮观的亚马逊河也因人文主义教育而得名：1542年书写的一本游记中记载，一群女人在河岸边与西班牙人战斗，游记的作者把她们与希腊神话中纯女性部落的“亚马逊人”联系在一起。这些骁勇善战的女性总是能激起男人的幻想，类似的记述也出现在中亚，非洲和印度洋的岛屿上的女人也被这样称呼。

插图56：作者不明，《恺撒和庞培在马上交战》（细节图），16世纪下半叶，库斯科，加尔西拉索大街265号

美洲的文艺复兴颇具个性，混合了西班牙过去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当代文化。欧洲画家的作品向土著居民生动地展现了基督教，比如迁移到墨西哥的佛兰德斯画家西蒙·佩里恩斯（Simon Pereyns，约1530—约1600）。为了向刚刚去世的查理五世致敬，墨西哥城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为他举办了一场葬礼并修建了衣冠冢，让神祇、英雄和统治者以奇特的方式聚集到一起，当中包括朱庇特、阿波罗和阿兹特克战神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后来突变为魔鬼“维齐利普齐利”（Vitzliputzli）〕、恺撒和科尔特斯、亚历山大六世、“天主教徒”费尔南多二世、蒙特祖玛和阿塔瓦尔帕。而与蛇妖许德拉搏斗的赫拉克勒斯要表现的应该是与路德宗异端战斗的皇帝伟像。

如果想寻找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文艺复兴”，要到“银路”（Silberstra?e）上的伊斯米基尔潘附近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看一看，这里有一幅16世纪最后20多年中绘制的湿壁画。创作这幅画的是土著画家，即“在石头或木头上工作的人”（tlacuilos），这一概念最初意味着石壁画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图像语言也已经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模式的影响，而这些艺术家并未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受过古典教育的僧侣可能给他们提供了这些主题。一匹极富异域风情的半人马也混入这一战争场面（附图27）。珀尔修斯的出现意味着僧侣们已经读过奥维德的《变形记》。

这位古代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大西洋彼岸续写它的成功。1577年，美洲第一版《变形记》在墨西哥城出现。1536年，方济各会修士在特拉特洛尔科[50]创立“圣克鲁斯学院”，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它就被废弃，但这个学院拥有一个藏有诸多拉丁文经典的图书馆。该世纪中叶成立的墨西哥城大学，在土著贵族子嗣的教育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们对教育的渴望很快就让西班牙人疑窦丛生。有人警告说“阅读和写作与魔鬼一样危险”。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熟练掌握拉丁语的“印第安人”，他们与西塞罗一样谈吐优雅。伊索的寓言被翻译成当地的纳瓦特尔语，同时把狐狸翻译为土狼、寒鸦翻译为鹦鹉。维吉尔甚至被传播到南美洲的世界尽头，毕竟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激发了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创作《阿劳卡纳》的灵感。这部史诗为马普切人的勇气竖立了纪念碑。在他笔下，当马普切人的首领考波利坎（Caupolicán）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接受刺刑慷慨殉难时，他身上混合了高贵的野蛮人和圣人的气质。与之相反，阿隆索把他的西班牙同胞描绘成残酷野蛮的形象。

欧洲人拼命想为他们的罪行寻找理由，因此刻画了许多扭曲失真的形象，而欧洲人的游记则充当了背景。例如，德国人汉斯·施塔登（Hans Staden，约1525—1576）曾为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担任雇佣兵，他笔下的“历史”充斥着“野蛮的、**裸的、凶猛的食人魔”。书中还提到会飞的鱼和海面上会放电的火球，用羽毛做饰品、睡在吊**的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人的仪式、食物和住所。游记的**是作者描写自己被图皮南巴人[51]俘虏的经历。读者跟随作者的目光，惊恐不已地见证了食人仪式的全过程（插图55）。

许多作家都编造陈词滥调来描写这群没有受到文明教化的异教徒，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是瓦隆人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1528—1598）。他编纂了一套游记全集——施塔登的报告也收录在内——其中一卷的扉页以一座“古代样式”的建筑为背景，前面站着一对**的土著夫妇，他们正在享用人类的手臂和大腿，旁边的几个男人正在对偶像祈祷。基督徒难道没有义务，把这些可能与自己的女儿甚至母亲**的野兽征服在脚下并让他们皈依真正的信仰吗？许多人都提出相应的论点，其中包括西班牙神学家胡安·吉恩斯·德·塞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ulvéda，1490—1573）。他援引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把“印第安人”置于西班牙征服者的“自然秩序”中，以此把侵略者的不人道行为合法化。

然而，并不乏批评之声。早在1511年，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就在一次基督降临节的布道中向他的同胞讲述了利未支派的故事，试图警醒这些人，“由于你们对无辜的人施以酷刑和暴政，你们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反对强加给印第安人的强迫劳动，尤其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医疗物资的情况下。“为了每天掠夺黄金，你们在杀人！”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甚至提出法学依据，他强调“印第安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教皇绝对不是教皇国境外的天主教徒或异教徒的统治者。因此，用战争来降伏“野蛮人”并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没有法律依据。

维多利亚的多明我会兄弟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曾经发表过的一次煽动性讲话最为著名。这篇“非常短小的报告是关于惨遭**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描写了征服者各式各样的暴行。相对于善良聪明的土著居民，西班牙人成了真正的野蛮人，他们谋杀土著，把土著集体毁灭。1542年终于颁布了为“印第安人”制定的保护法，这部法律的出现离不开拉斯·卡萨斯的巨大贡献。查理五世的《新法》（Leyes Nuevas）禁止推行新的监护征赋制度，现有的监护征赋区域在其所有者去世后归国家管理。这部法律还禁止将赋税转变为劳务，以结束对土著居民的奴役。然而，种植园主群起反抗，甚至谋划起义，这部法规不得不迅速失效。但拉斯·卡萨斯从未厌倦为人权而战，直到其生命结束。不过，他认为“印第安人”是无辜的、孩童般的存在，这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西班牙人残酷对待土著，但阿兹特克人对待被俘的西班牙人也没好到哪儿去。

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1499/1500—1590）的著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接触“印第安人”的生活世界，他在墨西哥生活了将近60年。他从人种学的角度看待阿兹特克人，也没有把他们理想化。他所著的《新西班牙诸物志》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宏大的日趋衰亡的文化的全景。萨阿贡的书保留了一项流传下来的传统——编年史书写，它能够回溯阿兹特克失落已久的历史。历史的书写者和画家可能都参与过编纂，“手握好奇之笔”，用生动和层次繁多的色彩描述那些勇敢的“骑士和老爷”如何生活、有过什么丰功伟绩，这样他们的名望与日同辉、远播四方。萨阿贡辩称，基督教化使阿兹特克人的境遇变得更糟。人们夺走了他们的神祇和风俗，社会的整个伦理框架已经失衡。塞皮尔韦达认为“印第安人”不如欧洲人，萨阿贡对此并不赞同：“不管怎么说，肯定的一点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后人，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萨阿贡并不否认他的文化背景。他将阿兹特克神祇与古典神话中的众神等同起来，七蛇神（Chicomecoatl）就相当于农业与丰收女神克瑞斯，洁净女神（Tlatzolteotl）如同维纳斯。同样——就像穆斯林认可耶稣先知的地位——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莫托里尼亚（Toribio de Benavente Motolinía，1482—1568）创造出“墨西哥的十二使徒”。他从蛇神和神话中的统治者羽蛇神身上演化出可敬的苦行僧和自然法则的布道者——和其他神祇一样，古老的骗子撒旦也溜进了印第安人的众神之列。萨阿贡也为人牲准备好了理由：“印第安人”认为神祇都是真实的，他们用人牲献祭，就是为神祇奉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宝贵的东西。对土著来说，新颖的和难以理解的圣经故事都通过本土化的方式被他们接纳。这样，《最后的晚餐》中的羔羊，在18世纪的绘画中——例如在库斯科大教堂——变成土著熟悉的动物，即一只鼠海豚。

拉斯·卡萨斯、萨阿贡及其同盟者提出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些为西班牙的敌人提供了弹药。这些“黑暗传说”描述了阴险的天主教力量，它焚烧异教徒，把“印第安人”赶尽杀绝。欧洲用这些故事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思潮，这是欧洲第一次出现超越国界的反帝国的意识形态。同时，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陈词滥调也开始萌发，在未来造成了巨大影响：无耻的**变成无辜，荒野变成天堂，“野蛮”的生存变成与自然和宇宙和谐相处的生活。欧洲探险家的“第二次人类发现”——在加那利群岛他们遇到了14世纪的石器时代——又带来了第三次。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把这些发现与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对自我的认知归为一类。这样就出现了奇怪的颠覆。除经典文本外，加那利群岛原始居民的生活情况也影响了人们看待新世界土著的目光；另一方面，他们的皈依过程非常平和，显然是上帝预先确定并通过奇迹促发，这与美洲暴力的基督教化过程形成鲜明对比。

“黑暗传说”绝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童话故事。西班牙人确实奴役和谋杀土著，他们摧毁土著的崇拜场所，烧毁他们高度尊崇的古代著作，磨灭他们的记忆。尤卡坦半岛上出现的《先知巴兰之书》搜集了16—19世纪的玛雅文本，记载了遇见西班牙人所带来的时代断裂。“真正的上帝，真正的迪奥斯（Dios）[52]，意味着我们的苦难开始。这是税收的开始，教会赋税的开始，不和谐的开始。”书中如是说。以前没有疾病，没有骨骼疼痛，没有高烧，没有天花，没有灼烧的胸部，也没有头痛。是东方来的强大的男人“把第一种疾病带到我们国家，带到我们的土地，玛雅”。这本书的作者相信，他们自己的神祇都陷入沉默，也不会再承诺未来。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玛雅人称尤卡坦是“火鸡和雄鹿”的美丽领土，现在已不复存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说这里是“忧郁的热带”，忧郁的历史就始于哥伦布踏上圣萨尔瓦多岛的那一刻。

如果在陌生文化中度过数十年，绝对不能不受其影响，人们会开始理解。即使是钢铁般的科尔特斯，在看到特诺奇提特兰城时也满怀钦佩，虽然可能更多的是胜利的骄傲之情，而不是彼特拉克面对罗马废墟时的惆怅之感。他的同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在看到阿兹特克人的偶像崇拜时觉得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其中一些美丽的画作让他联想到贝鲁格特和米开朗琪罗。就连想消除一切异端事物的杜兰在听到阿兹特克人的赞歌时也深受感动。“我想在我的这个故事里说说他们的荣耀，”他写道，“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留在备受祝福的记忆中，因为他们会被上帝和人类喜爱，之后会和荣耀的圣徒一般，而且这是他们理应得到的真实的怀想。”特诺奇提特兰城的美丽甚至让丢勒着迷。在设计理想城市时，他借鉴了刻画阿兹特克大都市的木版画，随着埃尔南·科尔特斯呈送查理五世的信集结成册，信中所附的图画也随之出版并传播开来。

很少有土著居民在历史上留下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听到的声音。瓜曼·波马·德·阿亚拉（Guaman Poma de Ayala）写下了一部编年史，内中包含近400张图画。这本书虽然谴责西班牙人的进攻和强占，但同时试图用基督教的历史形象美化印加人的命运。他将这些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回溯到诺亚，并以基督的名义宣布第五世界纪元的开始——“君主尤利乌斯·恺撒”是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和“图留斯”（即西塞罗）展开哲思，而在安第斯山脉中君主辛奇·罗卡（Sinchi Roca）统治印加。那时，据说是使徒圣巴塞洛缪就向安第斯的居民传播了关于基督的消息，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其他人觉得应该归功于游历甚广的圣多默）。对阿亚拉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标志着当时的最后一个时代的到来。一张插图上画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来自查理五世的徽章上的图案，柱子高高耸立于波托西的山上：背负柱子的是印加统治者和“辖区”（suyu）的国王，他们统治着王国的几个行政区（插图57）。查理以支持他们的皇帝的形象出现，而不是征服者。

插图57：瓜曼·波马·德·阿亚拉，《富饶的帝国之城波托西》，选自：《第一本新编年史与善政》，1600—1615年，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

其他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模式，例如白种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费尔南多·德·阿尔瓦·科尔特斯·伊斯特利尔索奇特尔（Fernando de Alva Cortés Ixtlilxóchitl）1625年出版的《奇奇梅克民族史》[53]。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1539—1616）书写了印加帝国和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历史，被视为“印第安文艺复兴”的代表：他把印加帝国塑造成南美帝国，库斯科相当于“另一个罗马”（otra Roma）。人们可以把罗马帝国看作与印加并立的古老帝国，随着它的衰亡，印加帝国也要分担奥古斯都的帝国所承担的功能：为基督准备统治的土地，现在在新世界也一样。救赎史的逻辑发展迫使印加帝国的文化遭到破坏，这对作者而言是一场悲剧。

加尔西拉索几经改名最终决定叫自己“印加”（Inca），他身份繁多。加尔西拉索出生在库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个征服者，他的舅舅是印加统治者，在父亲去世后，他凭借遗产在安达卢西亚扎根定居。他翻译了莱昂·赫布里阿（Leone Ebreo，1460/1465—1535）的著作《爱的对话》作为其文学处女作。莱昂·赫布里阿是塞法迪犹太人，他对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很感兴趣，曾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长期居住，而他的译者是一个受洗的拉丁美洲裔混血儿，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全球化开启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继承者。

西班牙挺进东亚

西班牙试图包抄世界的野心并不局限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的零星进攻已经越过了佛罗里达。一次远征甚至到达埃尔帕索地区，那里的传教据点很晚才建成。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前往今天的孟菲斯地区并抵达密西西比河。1542年他在这里去世，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另一支探险队从加利福尼亚湾出发，在同一时期到达了埃斯塔卡多平原。人们在这里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黄金七城之一的希波拉，虽然土著居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也没有发现贵金属，探险家的热情熄灭大半。直到世纪之交，探险活动才再次推进到得克萨斯。胡安·德·阿纳特（Juan de O?ate）是征服者阶层中一个特别残暴的晚期代表人物，1598年，他为国王占领了格兰德河周围地区。因为阿纳特对定居河畔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进行了野蛮的屠杀，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憎恨。10年后，圣达菲建城。但“新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长期被争夺的边远省份，有时候甚至被放弃。

这些初步探险的结果令人失望，所以马德里对于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几乎丧失了兴趣。1542—1543年，一支部队越过了今天的旧金山地区，他们的目的也是寻找黄金城镇希波拉，以及一条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北部通道，即传说中的“亚泥俺海峡”[54]。这次旅程仍然没有结果。等到把一路上的基地和传教据点串联起来，并在后来发展成为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主要城市——从圣地亚哥和洛杉矶到旧金山——还要很久的时间。尽管如此，人们不仅把目光投向北方，也远眺西方：向太平洋出发，自巴尔沃亚开辟航道以来西班牙王室一直把太平洋看作自己的属地。科尔特斯就曾经请求查理五世下旨，允许他组织探险队从墨西哥前往香料群岛，以打破葡萄牙在那里的贸易垄断。由于损失太大，该计划从未成功，在当地甚至还与葡萄牙的岛屿主人发生冲突。查理五世最终决定，把马鲁古群岛拱手让给竞争对手。1529年签署的《萨拉戈萨条约》是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补充。现在边界线略向西方推进，亚洲分界线也进入双方的商讨范围。除巴西外，西班牙保留对美洲的管辖；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被视为葡萄牙王室的势力范围。若昂三世（John Ⅲ，1521—1557年在位）为此向皇帝支付了35万杜卡特金币。皇帝的这一决定让他损失惨重，这些钱甚至还弥补不了一半损失，但足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争。在哈布斯堡想象的世界地图中，当时意大利的堡垒地位可能比半个亚洲都重要。另外，当时的人手也不够，那时的一位王室官员估计，新世界里的西班牙家庭总共不会超过2.5万个。

然而，越来越多的探险队起航。1565年，一支舰队从墨西哥出发，成功到达菲律宾——在早先的旅行中，这个群岛就被冠以查理儿子的名字“腓力”，他也是未来的国王。西班牙人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蹒跚而行，时刻提防着土著居民和中国海盗，还要建造桥头堡。1571年，他们征服了苏丹统治下一处富饶的定居点，该地的本名被他们弄巧成拙称为“马尼拉”。这个中国、暹罗、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商品集散地，成为新殖民地的中心。传教士成功地让许多土著居民跪拜十字架，这主要是因为，受洗的人希望借新来的信仰兄弟之手与国内的竞争对手抗衡。但西班牙在这里的建国过程远比美洲平和。

欧洲人获胜不仅归功于他们的步枪和对手的分裂，还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坚定的国家。“描笼涯”（Barangay）是一个由几百个家庭组成的集体，在苏丹的统治下组成松散的联盟。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和巴拉望岛的苏丹国抵制了征服者的企图。与葡萄牙人不同，西班牙人并没有在海边建造防御基地，而是建立一个领土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框架中传教士建立了1000多个定居点。马尼拉成为一位仍然担任墨西哥总督职位的官员的官邸所在地。自1579年以来，它也是主教管区所在地。随着伊比利亚王冠的统一，这个城市渐渐与葡萄牙人的商业网络相连，已经延伸到日本。

“南方野蛮人”在长崎找到贸易联络点。通往中国的门户是位于珠江口的澳门港，它于1557年被转交葡萄牙人。在一段自给自足时期之后，永乐年间中国海上实力大大提升，北京对外贸易的态度逐步开放，伊比利亚人也受益于此。当然，内陆地区仍然封锁，对他们来说征服中国是个荒谬的想法。欧洲人心知肚明，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遥远的事物听起来往往比实际更庞大，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20—1570）写道，但这次情况相反：“中国比听上去更加庞大。”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s de Mendoza）的报告于1587年出版，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语言，书中描写了一个富有又干净的国家，宫殿里的宝石闪闪发光，军队庞大威武。门多萨对中国的礼节和餐桌礼仪也有提及，并认为这是最高文明的场景。他看到人们使用彩绘瓷器做餐具，筷子上也镶银镀金，还有音乐助兴。

传教士试图将基督教带到东亚。后来被封圣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是依纳爵的同伴，他在印度和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和日本传教。然而，葡萄牙人的努力和他们的战争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受威胁的当地人在先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美洲的神祇架构可能被基督教的上帝击败，上帝在日本也能找到追随者，但安拉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被战胜。

由于北京终止与日本的贸易——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海盗造成的危险——欧洲人钻了一个空子得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将中国的奢侈品、黄金和其他商品运往长崎，并在船舱里填满中国和印度急需的日本白银，在前往果阿之前还能在澳门捎带上中国的黄金。反之，中国商人和日本基督徒也纷纷来到马尼拉。菲律宾的这个大都市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城市。

在1565年登陆菲律宾后，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立即派遣他的领航员奥古斯丁派修士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s）起航，他的任务是探索便利的回程路线。乌达内塔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善用季风和日本暖流。三个月后，他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一处地方，这里是后来洛杉矶的所在地，然后继续航行到阿卡普尔科。这样，他发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直到今天重要性仍不减。之后在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有了定期航运。每年，一艘载重量高达1000吨的船舶，将西班牙的新世界与整个新世界联系起来。美洲的白银通过马尼拉和澳门涌入亚洲。欧洲人则得到了丝绸、瓷器和茶叶。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出发，甚至将欧洲的建筑形式也带到菲律宾。

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伊比利亚人起初几乎完全不受其他欧洲大国的干扰。后来首先出现的是尼德兰人，他们经过非洲航线前往东亚，英国人紧随其后。在那之前，英国人曾经试图在西班牙巨人的势力范围之外寻找黄金，打通贸易关系并建立殖民地。他们前往北美洲的海岸，寻找便利的港口和麦哲伦航线的替代品。英格兰王室对这些活动的监管不像西班牙人那么严格，私人资本在其中占据很高份额。同一个伦敦商人联盟既推动了对东北通道的搜寻，也为几内亚的贸易航行提供资金。此外，俄罗斯帝国现在也插手全球贸易关系。

海岬的魔力

1553—1554年的冬天，俄罗斯沙皇的宫廷迎来一位出人意料的访客——英国船长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和一些随行人员。沙皇满怀敬意地接见他们，并慷慨赏赐。一支小型舰队沿着挪威海岸航行，绕过北角并到达白海，而他们的船是唯一幸存的一艘。钱塞勒不假思索，从那里直接前往莫斯科，途经1000多千米。这次探险的直接成果是英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莫斯科公司”，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几大王国用单桅高舷帆船把持波罗的海，而英国现在直接与俄罗斯做起了生意。沙皇伊凡授予伦敦商人特权，通过这种方式驱赶汉萨同盟的商人。

钱塞勒开始这场寒冷之旅的最初目的是寻找东北通道，即沿大陆海岸到达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尽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还是一无所获。阿尔汉格尔斯克市位于德维纳河口，自1584年以来只有一座修道院和一座堡垒，多亏了与英国人的贸易以及很快到来的荷兰人，这个城市才有了起色。皮草、蜂蜜、鱼油、钾肥和类似物品被运往西方。作为回报，俄罗斯人获得了武器、布料、糖和香料。

尽管在俄罗斯的贸易利润微薄，英国对海洋的热情有增无减。第一次探险背后的动力是追求经济繁荣，这也影响了荷兰的贸易，另一种动力是令人恐惧的竞争和不可阻挡的欲望，这股精神力量驱使欧洲人前往美洲。这种繁荣表现在农村布料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或纽卡斯尔的煤矿开采大幅增加。低工资也有利于资本积累，大商人不仅寻找投资机会，也在海外项目中尝到甜头。然而，持续的通货膨胀导致国家预算失衡，吞噬业已储蓄的资本并引发食品价格和租金上涨，因为全球气候危机局势又进一步激化。遭受冲击的不只是英格兰。

葡萄牙人抗议他们的势力范围缩小，而伊丽莎白女王对此不以为意。毕竟，《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没有明确表明它也适用于加那利群岛以西和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那里的冲突不应该在欧洲带来后果。它是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海上战争的许可证。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经用一句强势的措辞总结这一原则：“越过线后就没有和平。”

寻找北方通道不仅是希望开辟更短的太平洋航线，而且还是为了避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一开始人们把目光投向东北方，现在也试图在西北方找到通道。第三种可能性是遥远的南方。托勒密就曾勾勒出对“南部大陆”的想象；在地理学家奥特柳斯（Ortelius）的世界地图上，今天智利领土的南边还有一大片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下方。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探险之旅才让人们知道，那里主要是海，零星散布着一些岛屿，但还有广袤的澳大利亚，它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让人联想到幽灵般的“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早在16世纪，欧洲航海家们就已经望见第五大洲的海岸。

英格兰人向北航行，与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和布列塔尼人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并驾齐驱，卡蒂埃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旗帜下探索了圣劳伦斯河的大片地区。钱塞勒前往北冰洋的探险打通了通往东北的航道。越来越多的人深入这个迷宫，围绕极地冰封的岛屿打转。想寻找文艺复兴气质的人，在这里肯定能找到：功成名就的人和一败涂地的人、碰运气的人和海盗、聪明的导航员和鲁莽的赌徒。比如训练有素的海盗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他在1576—1578年多次登陆加拿大东北部，但只找到黄铁矿，于是就把一家因纽特人绑架到英格兰，后来还参加了无敌大型舰队的战斗。其他先驱者还包括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他勘探了格陵兰岛西北部，还有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和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他们跟随钱塞勒的脚步一直航行到新地岛。1596年北极经历了一个食物匮乏的凛冬，巴伦支在那里丧命，哈德逊则长眠于詹姆斯湾的冰面之下。

这些探险的传奇故事成为欧洲人内心**不安的幻想，他们用健康和生命冒险，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北极的极夜漫长无休、风刀霜剑严相逼，等待他们的还有饥饿、坏血病、北极熊和看似无法穿越的冰层。他们被海岬的魔力吸引，当他们逐渐靠近海边耸立的峭壁，不由得心潮澎湃，即使他们尚不确定现在是否到达了陆地的边缘，而在海岬后面是不是真的还有浩瀚的大海，可以为他们打开渴望已久的航道——或者，这些美好的希望会不会落空，或许他们不过是到达了一个大海湾或一条大河的入海口。法国船长雅克·卡蒂埃把米斯库岛北部海岸的一块地区命名为“希望角”（Cap de l'Espérance）；勇敢的巴伦支把新地岛的北端命名为“渴望角”（Hoek van Begeerde），但他不知道，这个海角背后只是一片小小的海域，绝不是期待已久的通往远东的航线。

许多以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地点一直流传到今天：巴伦支海、弗罗比舍湾、戴维斯海峡、哈德逊河、巴芬湾。有些人记录下自己的经验或出版地理著作，激发人们踏上新的征程。例如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约1537—1583）爵士发表的关于新的“契丹航道”的猜想让弗罗比舍大受鼓舞。吉尔伯特本人曾是爱尔兰的总督，因为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而臭名昭著。1583年，他到达了纽芬兰并让此地成为英格兰的臣属。在返程中，船只途经塞布尔岛[55]附近海域倾翻，吉尔伯特葬身鱼腹。他是个加尔文教徒，对神谕天命深信不疑。吉尔伯特乘坐的是一艘名为“小松鼠”的三桅快速战舰。面对狂风暴雨他岿然不动，站在后甲板上镇定地读书，还一遍遍地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在海上就如同在陆地上一样接近天堂！”午夜时分，附近一艘帆船上的目击者眼见这艘战舰消失了踪影。可怜的“小松鼠”被大西洋吞没，连同它的主人也不能幸免。

1600年前后，人们尚不能预知，将来英格兰的移民几乎成为整个北美的主人。在这里，他们不会遇到南美洲那样组织严密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定居在詹姆斯河和约克河周围的波瓦坦人，他们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英格兰最大的挑战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移民的缺乏。1585年，他们在北卡罗来纳海岸边的罗阿诺克岛上开始尝试建立殖民地——为了向“童贞”（virgin）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敬，这里被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一开始却以失败告终。四年后，100多个殖民者全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的下落到今天仍是一个谜团。1607年成立的詹姆斯敦也经历了艰难的开端才逐渐稳固。

跨洋冒险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编年史家的身影。法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约1570—1635），他详细记述了今天加拿大地区的情况。书中内容丰富，比如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如何穿过麦哲伦海峡到达香料群岛，也收录了真实的信件，比如船长亚瑟·巴洛（Arthur Barlow）曾经给他的资助人同时是伊丽莎白一世亲信的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1552/1554—1618）爵士写过一封语气冷静的长信，向他报告罗阿诺克的首次探险经历。1550年，威尼斯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开始出版关于非洲和亚洲旅行的笔记，让许多人深受启发，其中就包括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约1552—1616），他出版了12卷的汇编，收录了“英国民族最重要的航海、旅行和发现”，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历史与真相

为作家提供灵感的不光是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经历，还有故国的大事件，它们令作家文思泉涌、不能罢笔。文艺复兴晚期的史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不仅是因为大事件频发——其实，事件一直在发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刷术让人们可以更容易读到无数古代作家的著作，他们自身的作品质量也有所提高，各国民族意识觉醒也让竞争变得激烈。哈克卢特不仅是为英国书写，更是为了对抗西班牙。

伊丽莎白时代的塔西佗是古董商人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他接受了伯利勋爵下达的任务，为“处女女王”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立传。他的编年史罗列出年复一年的大事件，详细记录了女王和国王如何抵御天主教的进攻。在此之前，威廉还写了一本《不列颠尼亚》（Britannia）献给伯利勋爵，梳理古英格兰的历史，弗拉维奥·比翁多和其他一些意大利学者用这个拉丁语词指代北方群岛。这本书涉及地理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详细讲解了英国。

大部分的史书还是会寻求上帝指示并模仿前人著作，只有少数例外。西班牙征服者中的编年史家试图把前所未闻的土著居民纳入古老的救赎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都坚持自己的真理。这样就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新大洲的利润是上帝要补偿路德叛乱造成的损失。与之相应，颇具争议的神学家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1520—1575）带领几位路德宗学者编写了教会史书《马格德堡世纪史》，打算以使徒的纯洁为开端一直写到教会的沉沦，但可惜只写到1298年就搁笔了；路德本来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位英雄。

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分别发展出务实的历史书写方式，努力追本溯源。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约翰内斯·施莱登（Johannes Sleidan，1506—1556）关于宗教改革的政治史，委托人来自施马尔卡尔登。施莱登认为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在查理五世治下达到鼎盛，同时路德让宗教更加完善。作者自己很清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会喜欢这本书。法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近臣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1533—1617）为了书写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仔细核查了每个事件。这本书为合法性、宽容以及对国家对外扩张的诉求辩护——德·图认为这些因素相互依存。罗马把这本书列入禁书目录，以此“表彰”这项工作。在天主教一方，作为对《马格德堡世纪史》的回应，枢机主教切萨雷·巴罗尼奥（Cesare Baronio，1538—1607）于1588年发表了《教会年鉴》，这本史书涵盖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其中不乏一些批评性的记载。另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是巴勃罗·萨尔皮（Paolo Sarpi，1552—1623），他是一位践行禁欲主义的圣母忠仆会修士，但受过良好的教育。特伦托宗教会议本是受上帝感召的教会长老聚集在一起议事，在他笔下成为接地气的外交官集会。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像萨尔皮一样生长在威尼斯，对罗马的一切都有与生俱来的厌恶。

佛罗伦萨曾经出现了萨鲁塔蒂和布鲁尼这样伟大的先驱，这里的史学家一直都是世俗化的，其中优异的代表是马基雅维利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他们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意大利的灾祸和人们的经历，与一切更高意义上的事物毫无干系。圭恰迪尼是坚定的路德宗教徒且拥护共和国，对他来说，马基雅维利所预言的衰落已经成为事实。“罗马之劫”让圭恰迪尼亲历历史的低谷，当时他正在撰写20卷本的意大利历史。这套史书从查理八世的入侵一直写到1534年。意大利的“灾祸”是诸多原因造成的，他只在第一页简要提到上帝之怒，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圭恰迪尼不认可天体的征兆，他清醒地描述发生的事情。他写史虽然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但其中不乏批判的口吻，因此他的《意大利史》和《佛罗伦萨史》都成为历史学的里程碑。

《马格德堡世纪史》记述了几百年间的事，在这种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划分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世俗化时期。这一纪年方式也流传开去。1583年，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制定了新的年代计算法，主要是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把《圣经》的框架作为出发点。这位斯卡利杰尔也参与了对以往胡拼乱凑的史书的销毁，比如15世纪末的多明我会修士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von Viterbo）就这样瞎胡闹，他想证明意大利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比希腊更先进。安尼乌斯的论证根本站不住脚，他的依据是，神话中意大利的第一位国王雅努斯就是人类的祖先诺亚。

许多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引到正确的路上。例如，威尼斯的国家历史学家保罗·帕鲁塔（Paolo Paruta，1540—1598）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把共和国描述成帝国制的罗马的反面：这个集体中有贵族阶层，内部保持平衡，对外也采取和平政策。人们经常从起源神话和建国传说中推演出“再创辉煌”的想法。巴塔维亚人让尼德兰人获得灵感，“日耳曼人”被德国人挪用，波兰人重拾萨尔马提亚的概念，而所有人都想从罗马人身上追本溯源。

历史学应该让读者通过例子理解历史，让他们接触人类经验，了解那些负有盛名的事件；其目标可能是要让当下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或者传播古老的法律。16世纪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认为写书只是为了读者消遣。但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曾说，史书至少能让读者在闲暇的幸福时光中暂时忘却当下的悲惨。来自科莫的保罗·吉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3）属于当时意大利第一批书写历史的作者。他的史书中有大胆的评判，而且文风活泼，能达到消遣目的。锦缎在他的笔下微微闪光，他描写威尼斯的婚礼庆典，讲述古代和当代的罗马人都吃什么鱼酱，就连维多利亚·科隆纳的胸脯也让他颇费笔墨，他形容维多利亚的酥胸“比白银更加光泽洁白”，是“一对沉睡的斑鸠”。这种风格很少是出于个人观察或者接触——吉维奥把触碰权留给维多利亚的丈夫——只是一种起源于薄伽丘的文学传统。

插图58：约翰·怀特，《塞考坦“印第安人”》（《飞翔者》），1585—1593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除了古老的传统，中世纪现在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并且与重新繁荣的世界史流派联系在一起，从创世记开始讲起。人们发掘出数量惊人的素材，为各种历史都奠定了基础。从1560年起，艾蒂安·帕斯基（étienne Pasquier）陆续出版了大量有关法国中世纪历史的书籍，这些资料带来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对中世纪史有着不寻常的感情，这一点从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约1540—1593）身上就可以看出。他定居在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谓的“失落的殖民地”，绘制过“印第安人”的水彩画（插图58），并以此为依据重构史前皮克特人和英国人的长相。他笔下的塞考坦“印第安人”借用了非常现代的文艺复兴造型，即乔瓦尼·达·博洛尼亚（Giovanni da Bologna）在五年前创作的墨丘利雕像（插图59）。

插图59：乔瓦尼·达·博洛尼亚，《墨丘利》，1580年，佛罗伦萨，巴尔杰洛博物馆

像医学和数学一样，史学也渴望被视为科学。墨兰顿想让历史成为大学学科，他援引西塞罗，说如果没有历史，人类永远只是孩子。卡姆登在牛津大学成功拿到第一个历史学教席，这个教席今天仍然存在。西塞罗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方法——历史是时代的见证，是生活的老师和真理之光——此外，塔西佗的理论和天主教界推崇的李维理论也一直在博弈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与传统编年史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新的史学不是简单地记录事实，一切历史书写还要具备修辞素养。但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因为本想成为科学的东西仍然与诗歌保持联系。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诗歌既为史学提供灵感又危及它的客观性，这种亲密曾是（且现在仍是）历史学经常想追寻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人文主义者玛菲奥·维吉奥（Maffeo Vegio）是列奥纳多·布鲁尼的学生，他明确了两者间的差异。诗人的灵感来源于“上帝之怒”，而历史学家毁灭“低级的奴隶生意”。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罗博泰洛（Francesco Robortello）在1548年就指定了历史学家的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讲述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

16世纪终于为历史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弗朗索瓦·博杜安（Fran?ois Baudoin，1520—1573）建议历史学家沿用法学家的方法——考虑证人证词的可靠性、追查动机、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让·博丹在1566年的《简单了解历史的方法》中强调了“人文历史”、“神圣历史”和“自然历史”的区别。博丹认为历史事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政治秩序，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君主制，体现了神圣的统一。博丹也希望人们在讲述、阐释“人文历史”时把它看作“**”的历史，保持距离感并且不加任何修辞。与博杜安一样，他知道要考虑地理和气候对事件的重要影响，并将历史与法理学结合起来。同时，他明白历史阐明的都只是可能而不是真理。

弗朗西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和同为塔西佗崇拜者的博丹提出了一个疑问：到底何为“历史真相”（veritas historica）？在1560年出版的《历史对话》（Dialoghi della historia）中，帕特里齐将真理定义为主观理解和实际事件的对应物。历史学家是事件的解剖学家。他应该讲述事物本身的内容，不能添油加醋也不应刻意隐瞒。帕特里齐还是坚信，历史叙事中有很多是正确的，因为他相信，“他的灵魂之书”——再次出现了有用的比喻！——可以与外部的历史书籍进行参照，因为灵魂之书是上帝自己所写。和它一致的都是真实的，不一致的都是假的。上帝通过历史学家发声，他们的理智和良知就可以确保历史叙事是可靠的。而外面世界发生的事则留给它们自己，在这里，真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这种真理与哲学家或神学家的真理不同。“历史是上帝的作品吗？”帕特里齐问道。“不。它是大自然的作品吗？也不是。是人的作品吗？当然，它是人的作品。”真理不再是某个标志或一系列的例证，而是人类自由所在。用菲奇诺的话说，人类在这里成为“自己的创造者”，未来的主人——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又都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