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的黄昏岁月
在位于伦敦东部数英里的地方有一处私家植物园，这就是汉姆山庄，这处房产曾经属于植物学家和医生约翰·福瑟吉尔。福瑟吉尔在汉姆建造了一个植物园， 全盛时期的它规模仅次于英国皇家植物园。
现在这处房产属于英国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塞缪尔·格尼。1833年，内森接受格尼的邀请，带着他的儿子安东尼、梅耶和女儿汉娜一起前往汉姆山庄。
当他们沿着车道走近汉姆山庄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质朴的庄园。山庄中大大小小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对于长途跋涉者来说，这里是安静、温暖的。房子的会客厅装饰得素雅大方，餐厅不是很大，但也并不小，丝毫没有阴沉的感觉。
宴会很成功，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参加宴会的人中，还有英国自由党首相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当时，内森与福韦尔·巴克斯顿正在联合推动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1833年8月，这项运动进入**，为了让王室批准废奴法案，内森应政府指派，筹集了1500万英镑的西印度贷款，以赔偿前奴隶主们因此而蒙受的损失。
内森的家庭教师弗里茨·施莱默在他的自传里记录了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1836年夏天以前的十年中，弗里茨·施莱默几乎每天都和内森一家生活在一起，同桌共餐，负责纳撒尼尔和梅耶的教育工作。他的职责并未局限于做家庭教师，他还要帮助汉娜整理信件，教她德语，协助内森管理非常重要的机密文件。正是因为有了弗里茨·施莱默的这本回忆录，我们能够穿越近两个世纪，看到这位伟大的金融家内森的日常生活。
在西班牙业务繁忙的时候，内森还特地派施莱默去学习西班牙语，以便内森可以在半夜把他唤醒，翻译一篇邮差送来的急件。一次，当法国著名外交家塔利兰德王子在西班牙大使馆举行的伦敦晚宴上看到施莱默时，便神秘地把这位家庭教师拉到一个角落交谈起来，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曾去罗斯柴尔德家参加了晚宴，这个举动让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纳闷。
1836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为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的婚事而忙碌，莱昂内尔将要娶自己的堂妹夏洛特为妻，夏洛特是内森的弟弟卡尔的女儿。
当莱昂内尔在法兰克福焦急地等待父母从伦敦到来的时候，内森却生病了——屁股上长了一个很严重的疖子，他为此受了很多苦。因为剧烈的疼痛，他只能一直趴在**。行程一拖再拖，内森直到6月9日才到达法兰克福，这时内森的兄弟萨洛蒙和安塞尔姆（萨洛蒙的儿子）已经从维也纳赶到法兰克福。
内森和汉娜被安排住进了罗马皇帝酒店。内森仍然卧病在床，他的病情也打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庭聚会，这让大家都很扫兴。汉娜为内森从海德堡请来了一名医生，医生为内森开了刀，由于没有吗啡，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手术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医生说，内森的康复只是时间的问题。
汉娜乐于以一种更为乐观的口吻向别人描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爸爸已经见过了未来的儿媳妇，她长得很漂亮，而且行为举止也很得 体。”
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新娘的父母举办了一场八十人参加的宴会，然后两位新人乘坐一辆由四匹骏马牵引的“豪华旅行马车”赶往威尔汉姆斯巴德。他们在那里只度过了两个晚上，然后就赶回了法兰克福，因为莱昂内尔认为不能离开父亲太久。
婚礼后，内森和汉娜离开了罗马皇帝酒店，搬到位于新美因兹大街的大女儿夏洛特的家中，这样，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好好静养。这里的一切让汉娜很满意，房间宽敞，屋内的摆设讲究，布置得体。
莱昂内尔写信给远在伦敦的兄弟纳撒尼尔说：“爸爸请你用最好的方法尽快寄来100瓶苏打水，20瓶薰衣草纯露，一箱上好的桔子……不要在乎费用。”第二天，他又让纳撒尼尔去打听伦敦有没有质量不错的给病人用的旅行床，并且要他发一份说明书过来。
但是对于父亲何时能够回家，他们都说不准。内森对于必须要卧床和患处所带来的疼痛，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惊人的毅力，尽管如此，人们内心中还是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过去长疖子的时候，内森一般需要八至十天就会康复，但是这次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
7月24日，人们的忧虑开始升级，内森开始发烧了。三天以后，内森的状况非常糟糕，在清醒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份新的遗嘱。
28日凌晨4点，内森亲吻了妻子，并清晰地说“晚安”。五点，他停止了呼吸，走得很平静，没有一丝挣扎。在他最后的时光中，汉娜从未离开过他。他去世后，汉娜独自在他房间里待了很久，并且当晚又再次回到他的房 间。
内森逝世三天后，汉娜和孩子们启程护送灵柩返回故里。8月4日，星期四，他们乘船抵达了伦敦，然后带着巨大的橡木棺椁回到新亭。8月6日，一幅内森的平版画像出版了，背景是他所深爱的交易所大楼的立柱，标题是“伟人的背影”。内森一生都没有真正地掌握英语这门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内森不得不自创一种方式来与别人交流，即使这种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奇怪的，但是只要你和他谈上10分钟，你就会发现他的思路非常地清晰、敏锐。内森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在英国确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
内森的葬礼在8月8日举行。弗里茨·施莱默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点钟之后，一辆由六匹马牵引的灵车拉着棺木从新亭出来了，它慢慢地驶入威廉国王大街。灵车的后面是36辆孝车和41辆送葬车。其中，后面41辆送葬车中有奥地利大使、俄罗斯大使、普鲁士大使、那不勒斯大使、葡萄牙大使的车辆……伦敦市长、各郡郡长和众多伦敦市议员的车辆。紧跟在灵车后面的第一辆马车上坐着死者的四个儿子，他们是主送葬人，后面送葬车上的是死者家庭的亲属和朋友。”
《观察家报》这样评论：“内森的去世，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个重大事件。”1836年8月，内森逝世的消息在英国皇家交易所被正式公布，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内森经常出现在这个地方，他几乎成为这座建筑的一部 分。
《泰晤士报》这样报道：“本周内，各种形式的政府债券，特别是国外债券市场，因为他的逝世，而普遍缩水。不过，他逝世的消息被证实以后，却产生了反作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四个儿子将继承他的事业，并会让它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内森谢幕，罗斯柴尔德家族进入新的财富时代，贵族的奢华与高贵的生活方式有增无减。
狩猎：贵族社交方式
一位高贵的绅士，穿着猩红的猎装、白色的裤子、黑色的马靴，头戴黑毡帽，优雅地端坐在一匹骏马之上，骏马缓缓踱步于一条曲折的乡间小路之上，前面则有十几只兴奋的猎狗开道。作为英国贵族的传统娱乐和运动，狩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第三代起，就是狩猎爱好者。莱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在童年时期，就在莫泽先生的教导下去法兰克福学习打猎，有时他们的父亲内森也会陪着一起去。母亲汉娜也很高兴他们从事这项消遣活动。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汉娜就发现四个儿子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生意上面，以至于因为缺少户外运动，他们身体虚胖、气色不好，这让她感到担忧。为了让儿子锻炼身体，她在切尔顿的阿利斯伯里买下了一块猎场，培养他们骑马和狩猎的爱好。
阿利斯伯里是天然的好牧场，这里是一片没有开发的荒地，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河流上没有桥，人烟也很稀少。而且，这块地方距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部也才40英里，坐火车不到半小时就可抵达。
内森在斯坦福德山只有几英亩的土地，但是他的朋友经常邀请他的儿子们一起去打猎，其中有一位叫作刘易斯·劳德汉姆，他是上议院大法官办公室的律师，内森曾经和他一起向国会递交过一份为犹太人争取民主权利的请愿书。有一次，刘易斯写信给内森，语气极为幽默：“特别委员会让我这一周都待在这里，请将我最真挚的问候转告罗斯柴尔德夫人和小伙子们。告诉他们，我没有办法脱身和他们去打猎。这里只有火刑和绞刑，这对他们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在打猎这件事情上，罗斯柴尔德兄弟与其他贵族的喜好不同，他们喜欢去较近的位于斯坦福德山以北的猎场打猎。他们虽然会骑马到赫特福德郡租借猎狗打猎，但最喜欢去的猎场还是东侧的帕克里奇。事实上，赫特福德郡并不是最好的猎场，因为这里有很多耕地，并且道路四通八达。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和朋友一起娱乐玩耍，倒是十分便利。
在狩猎活动的不同形式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嗜好包括两种：第一，用枪捕猎，对象主要是野鸡，这是詹姆斯最喜欢做的事情；第二是狩猎牡鹿，这是最能引起詹姆斯的众多英国侄子们兴趣的一个活动。 能拥有一群猎犬是每一个参与狩猎活动的爱好者的一大梦想。1838年，莱昂内尔在离伦敦四十英里外的地方买下了一块地皮，在此之前他在赫斯托还买了一群猎狗——阿斯塔猎兔犬，以及一间狗舍，这间狗舍位于赫特福德郡西边的特灵公园森林，刚刚越过白金汉郡的边界。
莱昂内尔雇用了一个叫作亚当森的人担任这些设施的总管，帮助自己招一些新的狩猎随从，为家族狩猎的马匹寻找新的马厩，并且不断地对狗舍的设施进行修缮和更换。
1838年10月之前，莱昂内尔一直热衷于在赫斯托参加猎兔犬比赛。这种比赛的规矩是，在早上追捕一只野兔，然后找到并抓住一只狐狸——这只狐狸是以前就套住的，可以从商贩手中买，也可以从另一狩猎场里抓，甚至可以从国外进口，但必须先养在狗舍里。在阿斯顿·阿博特举行的一场猎犬比赛中，莱昂内尔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没有人想到他的骑术是如此精湛。
在近两个小时的追捕中，他冲在所有人的前面。
1832年，纳撒尼尔和安东尼被选举为加里克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也把打猎作为伦敦社交活动的一种新方式。这个俱乐部的赞助人是苏赛克斯伯爵。在俱乐部的早期会员中，有两个人分别成为英国首相和公爵，他们是威廉·兰姆和约翰·拉塞尔。此外，德文郡公爵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到了1840年，“出去狩鹿”——穿着皮革短裤在灌木丛中飞奔，不仅仅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男性成员的一项乐趣，也吸引了他们的妻子前往。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商业世家来说，打猎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娱乐，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生意上的需要。它意味着可以接触到更多贵族阶层的人，包括陪同骑手的那些随从。1830年9月，莱昂内尔从巴黎给内森写信说：“阿纳托尔·德米多夫伯爵明天要去伦敦，我将写一封介绍信给他。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他的名字您自然是知道的。他每年的收入至少有6万英镑，他的产业是雷克斯公司。我曾经和他谈话，建议他给我们一些股份，我想如果稍稍努力劝说一下的话，他会同意的。他非常喜欢马匹和狩猎，所以我认为安东尼可以好好陪他玩一玩，让他尽兴。”
在猎场这样的社交场所当中，罗斯柴尔德兄弟常常能够捕捉到许多非常宝贵的商业信息。在1830年法国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詹姆斯就深得此道。
有一次，他为了招待奥尔良公爵一家，安排了一次“大屠杀”。他们猎杀了506只鹌鹑，359只野兔和110只野鸡。这些不幸的鸟儿和野兔都是特地买来的，为的是供每个贵客“捕获”，当然，真正的猎人对这样的打猎会不屑一顾。陪着这些政要去郊外打猎，收获的不仅仅是猎物，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年之后，和叔叔詹姆斯一样，莱昂内尔也掌握了这项社交技能。1832年9月，莱昂内尔陪同蒙塔利韦和奥波尼出去打猎，从这些人口中听到了关于时局的最新进展。
罗斯柴尔德的第四代传人也是打猎的高手。每到狩猎季节，费迪南德总要组织盛大的猎野鸡会，每年都要打下几千只野鸡。这些野味的处理往往成了一个难题。在给所有的朋友送上一份后，往往还有巨大的剩余。他的堂弟也面临同样的苦恼。于是，两人一合计，就把剩余的野味全部送给了伦敦的有轨电车司机、售票员及马车夫，凡是经过家族成员聚居的皮卡迪里街的车夫们，都会收到一对野鸡。有这样的美味**，这里在狩猎季节总会招来大批从伦敦及外地赶来的出租马车。
对于罗斯柴尔德兄弟来说，打猎的乐趣不仅在于捕获野生动物，还在于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即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不在狩猎上面，也会被四周的美景所吸引。哪怕是空手而归，但这种追逐过程的刺激，也让罗斯柴尔德兄弟在纵马驰骋的时候，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恣意享受。或许，这就是地道的英国绅士们的运动体验吧。
以音乐融入上流社会
罗斯柴尔德家族情迷音乐，不过是想融入上流社会。汉娜的好友曾建议她，如果要很好地融入上流社会，最好是举办一场音乐会。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很是认同，并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们和几个知名音乐家一起，造就了当时众多的社交新贵。
1821年7月11日，为了庆祝乔治四世即将加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斯坦福德山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邀请钢琴家兼作曲家莫舍勒斯进行演奏。许多在英国的外交大臣都被邀请前来观赏，其中还包括年长的埃斯特黑齐王子。演出大获成功，人们深深沉醉在莫舍勒斯出色的演奏当中，而且还深深佩服他高雅的格调和创造性的演绎，演奏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 声”。
莫舍勒斯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他既是萨列里和贝多芬的知己，又是门德尔松的导师兼朋友。他在伦敦演奏时，曾经受到了听众如潮水般的热情欢迎，人们将他与克莱门蒂和J.B.克拉默相提并论。
詹姆斯与妻子贝蒂除了在他身上投资重金外，还对罗西尼、肖邦等19世纪一些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进行了长期的资助。老约翰斯特劳斯1838年的英国之行，由莱昂内尔提供了部分资助；1842年之后，罗西尼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办理业务；最具声望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尼科洛·帕格尼尼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将2万法郎作为礼物送给了法国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柏辽兹；而歌剧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的帕蒂在阿根廷巡回演出时，从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借了4000多英镑。即便极度“反犹”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据称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过银行业务方面的接触，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巴黎分行有一个账号。
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很乐意给予他们欣赏的这些音乐家一定程度的财务资助，开始也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他们通常以个人银行的形式提供服务，且多半出于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目的——这些音乐家是家族成功举行宴会、款待客人所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内森对音乐这样的高雅艺术丝毫不感兴趣。有一次，英国著名作曲家斯波尔在内森家里举行音乐会，演出结束后，内森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同时把口袋里的金币弄得叮当作响，然后说：“瞧！这就是我的音乐！它的响声就是最动听的音乐！”
但是到了后来，内森长子莱昂内尔所表现出来的对音乐家的友谊和尊重，确是发自内心的。有一次，卡斯特拉内元帅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请来的明星演奏者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他在5年前经梅特涅介绍，结识了萨洛蒙。当时的罗西尼可能是最受欢迎和最受人们敬仰的音乐家，他和妻子——歌唱家伊莎贝拉·科尔布伦，在1823年来到英国。他的演奏扣人心弦，那种享受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莱昂内尔对这位杰出的音乐家格外青睐，经常称他为“我亲爱的朋友罗西尼”。这也是为什么当莱昂内尔在1836年举行婚礼时，罗西尼欣然前往，并以朋友的身份出席了婚礼——“以增加我们宴会的庄重性”——而不是以一个演奏者或教师的身份。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全部的目的……就是前往法兰克福参加我最亲爱的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婚礼。”
罗西尼还心甘情愿地担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女性成员的音乐老师角色。
他指导内森的爱女路易丝学习音乐，教她唱歌、弹琴，还为她写了一首厚达6页的钢琴独奏曲，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内森和他的兄弟们给女儿们提供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音乐教师，这点并不让人觉得吃惊。詹姆斯的爱女夏洛特的留言簿上记录了他们中的许多名字：门德尔松出现在其中，此外还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文森佐·贝利尼、给一首在1842年作曲的歌曲作题献的德国著名音乐家路易·施波尔、提供了自己作品的罗西尼和贾科莫·梅耶贝尔。在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导师还包括年迈的路易吉·凯鲁比尼——被贝多芬称为同辈当中最伟大的作曲家，以及肖邦。肖邦在巴黎的职业生涯是从1832年在拉斐特街的一次演出开始的。他在1843年与他的学生卡尔·费尔茨在那里再度出现，据说詹姆斯对他们的演奏十分“敬 仰”。
1847年，肖邦将他脍炙人口的经典舞曲——《升C小调第二号华尔兹》敬献给了他的学生夏洛特；而肖邦在1848年英年早逝时，夏洛特保留了“一件让人动容的纪念物”——她亲手给他缝制的一个靠垫。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音乐家李斯特、门德尔松、弗朗茨、查尔斯·哈雷以及约瑟夫·约阿希姆也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府宅中表演过的著名演奏者。
内森之子安东尼曾经在1842年欣赏了李斯特专为他私下举行的演奏会。
对他来说，这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从这些19世纪浪漫主义巨星的演奏里获得了快乐，而且也从他们的陪伴中获益匪浅。
后来，安东尼给他的妻子写信赞扬李斯特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超凡的演奏家。”
当夏洛特最小的妹妹路易丝表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时，罗西尼亲自教授了她歌唱课程。她对父亲说，罗西尼“性格非常随和，总是在我喜欢的时间和日期前来（上课）”。当两人三年后在法兰克福再次相遇时，她每天都跟着罗西尼上课。肖邦也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女性上过课：不仅包括内森的女儿夏洛特，还包括他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以及詹姆斯的女儿——另外一个夏洛特。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夏洛特这个名字非常受欢迎，内森、卡尔、詹姆斯都各自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夏洛特。
有如此技艺精湛的名师指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在作曲方面大有斩获也就不足为奇了：小夏洛特出版了4首比较短的钢琴曲，汉娜·玛蒂尔德则谱写了钢琴曲、一部管弦乐华尔兹和6部歌曲，谱写的对象包括维克多·雨果、特奥菲尔·戈蒂埃、歌德和朗费罗的作品，其中最成功的一首《如果你不听我说》由女高音歌手帕蒂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在当时的贵族阶层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音乐家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些不合体统。当罗西尼一家在婚礼前不久与内森共同出席一个有贵族参加的晚宴时，一位贵族女士傲慢十足地伸出了手：“我想这是罗西尼夫人……第一次出席如此高贵的场合。”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罗西尼和他的妻子来说，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懂得欣赏音乐的朋友，就足够了。他们是受到盛情邀请的贵宾，并且他们参加的目的，也是为了活跃婚礼的气氛。
文豪门客
与那些杰出的音乐家一样，19世纪有许多鼎鼎大名的作家都曾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的食客，如巴尔扎克、歌德、海涅、福楼拜等。记录最详实的两位作家就是海因里希·海涅和巴尔扎克，两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与詹姆斯交从甚密。从个人财务状况来说，他们大多经济窘迫，与罗斯柴尔德建立良好关系显然不能排除利益动机。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是个挥金如土的浪子，在金钱上一直不太走运，他因为债台高筑而屡次伸手向詹姆斯借钱，后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供养的食客。不过，巴尔扎克是少数按时还钱又不毁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他将《实业家》这部小说献给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先生——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和银行家”。
第一次见到巴尔扎克，詹姆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觉得巴尔扎克是集拜伦和狄更斯之长于一身的大文豪。詹姆斯立刻给巴尔扎克前往意大利的计划提供了资助，提供一封写给卡尔的介绍信，并用他的信使送到了那不勒斯。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听到巴尔扎克的任何消息，詹姆斯写信提醒巴尔扎克自己对他的资助，还邀请他共进晚餐，并责备对方不来看 他。
19世纪40年代中期，詹姆斯与巴尔扎克之间的交情达到顶峰，越发深厚。1846年，詹姆斯无偿赠送给巴尔扎克北方铁路的150股股份，支付完首期款后，巴尔扎克从詹姆斯那里又借了1.7万法郎，将自己的股份作为抵押。他还以未婚妻在波兰的房产作为抵押，借了另一笔钱——大约为5万法郎——用来在福托奈街购买一栋大房子。
海涅就更不用提了，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 “乞讨者”的地位。作为汉堡银行家萨洛蒙·海涅的侄子，海涅有一个非常有钱的银行家叔叔，他原本每年可以从叔叔那里获得一笔4000马克的财务补助，但是叔叔去世后，叔叔的儿子不乐意了，私自将这笔补助克扣了一半，这使本就不善理财的海涅很快变得囊中羞涩，陷入财务困境。虽然他经常感到手头拮据，却不听从劝告，想通过别的投机生意发财，结果每每都会赔得精光。
虽然海涅不是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儿收到汇款，但总是时不时让詹姆斯明白他有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让对方无法拒绝这些请求——詹姆斯一来是敬仰海涅的才华，二来是惧怕他手中的那支笔。于是，在海涅一番巧言令色之下，比如又有一笔赚钱的好生意时，詹姆斯只好掏腰包，好像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会觉得因亏待了对方而感到内疚似的。
尽管詹姆斯的种种善举常常被曲解为是出于某种商业目的，但他对海涅的慷慨是真的。1846年，詹姆斯让海涅一起参与铁路股份投资，让他赚了2万法郎。第二年，詹姆斯又给他的这位朋友提供了新发行的法国政府债券业务中的“最优先待遇”。3年后，海涅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了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的100股股份。 事实上，对詹姆斯而言，海涅的诗歌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倒是自己那迷人而睿智的妻子——贝蒂却对其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
1824年，詹姆斯娶自己的哥哥萨洛蒙的女儿贝蒂为妻。诗人总是定期给她送去自己的作品，其中也不乏调侃她丈夫的内容。他指望用随随便便的几句歉意之词，来消除自己造成的不良印象。
看到贝蒂夫人对自己如此厚爱，海涅决定斗胆提出借贷请求，甚至为朋友寻求帮助，比如当时生活相当贫困的路德维格·马库斯。而善良的贝蒂夫人总会给海涅一些面子，为这些事向丈夫詹姆斯恳求，有时自己也会伸出援 手。
后来，海涅曾在一篇手记中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写道：“来自一位天使般美丽的女士的帮助，她是世界上最富有银行家的妻子，以自己的睿智和学识当之无愧地闻名于世。”之后，当他在阁楼上病倒时，他给贝蒂夫人写信：“当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脑海中您的画面总能安慰和鼓励我。这是我记忆里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然而，或许是他过于频繁的金钱索求，毁了与贝蒂夫人之间的友谊，总之他们后来极少再见面。
1843年，海涅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报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机会。海涅的出版人卡普收到了一份来自穆斯特的一个叫腓特烈·斯迪门的人的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与交易》的手稿。这本书以一种敌意和恶意的语气诋毁罗斯柴尔德家族。卡普支付了作者要求的稿费，又意外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海涅。海涅要求看一看手稿，于是卡普推迟了印刷日期，让海涅能够将手稿带回巴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商讨此事。
在一封日期为1843年12月29日的信里，海涅给卡普写信：“我承认自己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报答罗斯柴尔德十二年来对我的大恩大德（比如说自从他到巴黎来之后为我做的事），如果我能以诚挚的方式来报答的话。”
这本小册子从此在海涅家里被雪藏起来，直到1858年才最终得以出版，也就是十五年之后，由布拉格的V.科波出版。
海涅的这一举动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心存感激，同时也不难推测，卡普本人也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詹姆斯，要与这两位穷困潦倒的作家建立如此紧密的关系？仅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两个作家都是激进人士。海涅因为自由派观点而被德国放逐，而且他的一生都对革命和民族主义事业保持高昂的热情。与海涅不同的是，巴尔扎克从性情上来说还是个浪漫的保守派，他曾在1831—1832年间寻求参选成为波旁王朝的一名立法者，而且毕生都在用一种不那么献媚的笔触描述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
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詹姆斯非常欣赏这两位作家的才华，并且，与大文豪的亲密接触，还会使上流社会对他们这个家族增添几分崇敬、羡慕和忌惮，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社会地位显然是有好处的。
赛马是门生意
1830年，莱昂内尔以“罗斯柴尔德先生”的名义携“总统”坐骑参加了圣·奥尔本斯障碍赛，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此类比赛。在参加障碍赛的15匹马中，有8匹马由主人驾驭，只有莱昂内尔的“总统”是由滑铁卢老兵摩尔·布莱恩上校驾驭。在这次比赛中，“总统”没有获得好名次，但在半年后举行的一场比赛中，“罗斯柴尔德先生”开始领先，超越所有对手，他的马最终以领先第二名一个半马身的成绩夺冠。
赛马起源于英国，是上流社会的喜好。第一场尚蒂伊赛马大会举办于1834年，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特别是那些来自英国的驯马师和骑师。罗斯柴尔德家族原本对赛马不感兴趣。一次，他们看中一匹纯种马，于是欣然买下，并悉心训练。此马果然不负众望，在赛场上所向披靡，为他们挣回了数百万美元。此后，家族开始对纯种马青睐有加。
莱昂内尔曾经买了一匹名叫“斯威夫特”的上等猎马，这匹马结合了“速度、勇气以及一匹一流赛马应该具备的各项素质，并且它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在“斯威夫特”旁边的马棚里还养着一匹结实有力的棕色赛马，叫作“奥姆斯比”，它一举赢得了布鲁克勒斯狩猎障碍比赛的冠军，从此莱昂内尔对赛马运动更加着迷。
早在巴黎当学徒期间，莱昂内尔在马匹上的花费就十分惊人，但安东尼则是在1840年左右才拥有了赛马资格并参与赛马比赛：那一年，他的一匹赛马在巴黎大获全胜，从而夺得了冠军。当时巴黎最知名的赛马拥有者莫过于奥尔良公爵。他是法国有名的赛马主，在1842年于马车事故中丧生，安东尼随后接过了奥尔良公爵对赛马场的赞助，并为各种比赛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杯，他的赛马也常常在这些比赛中获胜。
和兄弟们一样，安东尼把赛马当作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更关注由此所产生的利润。幸运的是，他对这笔生意很满意。修建了马厩之后，他经常能在赛马比赛中力拔头筹。1840年在巴黎，安东尼的坐骑“安那托尔”在英国骑师以利拿丹·弗拉特曼的驾驭下打败了奥尔良公爵的赛马而赢得了特别大奖赛的冠军，在战神校场大会的冠军公开赛上，安东尼又赢得了3000法郎的奖金。
1841年11月，安东尼的坐骑安那托尔再次夺冠，他兴奋地写信给他的兄弟们：“安那托尔表现得非常棒，它跑得飞快，距离第一名只差半个马位，排在了第三……安那托尔在另一场比赛中获胜，我们赢得了5000法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赢得了30万法郎。我认为，在年底之前，我们应该能够赢得一大笔钱。”安东尼希望赛马能多赢几场比赛，赢得的奖金至少要能和开销相抵，最好能剩余一些钱。他的希望总算没有落空。1842年，他的赛马安那托尔十分漂亮地打败了其他的赛马，又为安东尼小添一笔——8000法郎的收入。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赢得了3.7万法郎。
1862年发生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情为家族的赛马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詹姆斯的第三个儿子，29岁的讨人喜爱的萨洛蒙坠马身亡，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他的妻子阿德勒当时被吓得忘记了哭，她觉得萨洛蒙的死是“天妒英才”。当时，在巴黎有3000人参加了萨洛蒙的葬礼，当内森的两个孙子内森尼尔（即“纳撒尼尔”）和艾尔弗雷德从伦敦赶来参加葬礼时，詹姆斯“突然大哭起来……后来抽泣到**”。
但这次事故并没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孩子们停止对赛马的投入。1864年，在埃普瑟姆镇的赛马大会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内森的第五个孩子梅耶与威尔士王子一起看赛马，并一起分享“蛋糕，蛋黄酱和香槟酒”。纳撒尼尔和艾尔弗雷德早先都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威尔士王子。后来，他们同威尔士王子一同参加萨瑟兰一家举行的聚会。
1865年2月，纳撒尼尔和艾尔弗雷德受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伊莱侯爵夫人之邀，参加为威尔士王子和公主举办的小型舞会，舞会也邀请了伊娃和费迪南德。但是当伊娃发电报到巴黎要“一件雪白的裙子”时，费迪南德却说他只在舞会上待一个小时。
1865年5月，当纳撒尼尔、艾尔弗雷德、伊娃和费迪南德都被邀请参加由流放的法国皇族在奥尔良庄园为威尔士举办的聚会时，却只有艾尔弗雷德一个人去了。夏洛特告诉利奥：“费迪南德累了，所以伊娃也不会去，纳撒尼尔也很累，艾尔弗雷德是父亲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家的唯一代表；安东尼先生带了他的小女儿去，能看见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参加，这个聚会也变得好多了。”费迪南德是老梅耶的第二个儿子萨洛蒙的孙子，1865年与伊娃结婚。罗斯柴尔德家族年轻一代厌烦了名目繁多的聚会，赛马也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些孩子们沉闷的社交生活打开了一个更令人兴奋的窗口。
1868年10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里款待了狄斯累利首相。内森的孙子、莱昂内尔的儿子利奥也去了，利奥波德还给父母讲述当时的见闻，他写道：“首相精神很好，还给我们讲述了他以前赛马的故事。狄斯累利夫人在角落里小睡，后来又安静地醒来。多拉贝勒的晚宴本来可以更好的……希思不像平时那么活泼，不过大家都轮流冲到了迪兹那里，绑好绑腿骑上矮脚马……贵族是值得钦佩的。”10月6日，他们都去观看梅耶赛马，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只得到第二名。
1871年，内森的第五个孩子——梅耶，他的赛马成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当年在赛马的历史上被称为“男爵之年”，那时贵族都聚集在纽马克，海霍任教练，梅耶赌马的运气特别好，他很出名，他从不押注别人的马，只买自己的马。1871年的赛季，大家的口号是：“追随男爵。”
但是，1873年，梅耶患上了一种疼痛病，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癌症引起的这些疼痛。梅耶只能靠吗啡来缓解，没有吗啡，他就难以入眠。他不能走路，但秋天时，他依然从伦敦旅行到蒙特莫尔。纳撒尼尔描述了流行于1868年法兰克福的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一种奇特的长着红眼睛的黄色虫子可以像水蛭吸血一样吸收癌细胞。”梅耶幸免于这种治疗，后来，他于1874年2月6日去世。
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莱昂内尔的儿子利奥波德长大成人，他对赛马仍然保持了家族传统的痴迷。新法院的会议一结束，他就急忙奔往他在新市场的种马场，他把大部分心思都用在赛马和培育良马上，这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没有比他的赛马在比赛中失利更让他失望和沮丧的事情了。
1879年，利奥波德成了德比胜利者的马主，当时，他那匹不见经传的马——“贝斯维爵士”一举击败了罗斯伯里伯爵的“威斯康蒂”，使后者仅获得了第三。在1896年，他的赛马“圣弗罗斯昆”赢得了4.6万英镑的奖金。
“圣弗罗斯昆”是德比马赛的热门夺冠马，但最后还是以一马颈之差，输给了英国王储爱德华的赛马 “帕西蒙”。实际上，这是利奥波德故意这么做的，作为天生的社交家，他当然知道在关键时候要给未来的英国国王留点面 子。
1904年，他的“圣阿蒙特”实现了梦想，再次夺冠。他仅在一个单独的赛季就可以赢得多达46766英镑资金的事实，使这项运动成了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不被祝福的婚姻
生于豪门，享不尽荣华富贵，却也尝不尽世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甚至是折磨。罗斯柴尔德家族近乎残酷的家训和族规，就曾深深影响一些家族成员的终身命运。
在犹太信仰中，与异教徒通婚被严格禁止。《旧约》明确说：“……你不可和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使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将来你们若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为了避免与当地人同化，保持种族的纯洁性，犹太人一直维持着他们引以为傲的同族通婚制度。
由此，在一名犹太男子娶了一个异教徒的情况下，几乎都是女方皈依犹太教。为什么犹太人和异教徒结婚在宗教上被称为“杂婚”？还要把“杂婚”下生出的孩子叫作“混血儿”？原因就是这些人在宗教上被否认了犹太正式成员的一切资格。反过来说，如果一名犹太女子违背禁条，嫁给一个异教徒，并且皈依了对方的宗教信仰，就会被同族人视为“背教”而遭到唾弃。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森的女儿汉娜·梅耶决定要嫁给天主教徒亨利·菲茨罗伊时，几乎招致了整个家族的激烈反对——几乎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对新人看上去都是天造地设的佳偶。新娘汉娜·梅耶出落得楚楚动人，有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娇小玲珑的身材。
32岁的新郎亨利出身高贵，人也长得英俊，是德国的犹太移民女儿梦寐以求的夫婿人选。况且，他还是一名议员，家族也都是皇亲国戚，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亨利是一个天主教徒，这就意味着汉娜嫁过去以后，就要放弃家族的犹太教信仰，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没有人知道汉娜和亨利是如何相识的，但是在1838年的夏天前，他们就已经相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让亨利出国半年，他同意了，在去土耳其的途中，他一直在记日记，从这些日记的内容来看，他当时的感情是绝对真挚 的。
当詹姆斯听到汉娜·梅耶与亨利·菲茨罗伊的恋情之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通情达理，他写信给汉娜的哥哥莱昂内尔说：“我亲爱的，你在信中提到了让你感到痛苦的社会环境和汉娜·梅耶的恋情，这让我感到心碎。你能够想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比这个决定更能威胁我们家族、我们的持续安宁、我们的好名声以及我们的荣耀。我甚至不敢提到它。背弃我们的信仰，背弃我们的先祖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让我们变得如此伟大。”
为了阻止汉娜的爱情冒险，詹姆斯决定亲自赶到伦敦，劝说自己的侄女。因为生病，他最终没有成行。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1839年4月29日，在位于伦敦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汉娜·梅耶嫁给了南安普顿亲王的弟弟亨利·菲茨罗伊。纳撒尼尔是唯一一位参加了婚礼的娘家人。内森的妻子将女儿送到了教堂的门外，就扭头而去。
正当她在伦敦的家人为此伤心不已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詹姆斯也心痛不已，这使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在婚礼结束后，他写信给纳撒尼尔说：“坦白地说，就在刚才，我还没有勇气起床来写这封信，她玷污了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誉……你告诉我说，除了信仰，她找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但是，信仰才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运气，我们的祝福都取决于它。我们应该尽快忘掉汉娜，把她从我们的记忆中抹除……我们希望她幸福，今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当她从未存在过。”
因为嫁给一个异教徒，汉娜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扫地出门。并且，她还失去了一大笔财产。她父亲在世时曾给她12500英镑，死后她又分得12500英镑。这笔钱无人能动。但是，根据内森的遗嘱，如果她的婚姻违背了整个家族的规条，这笔钱她肯定是拿不到了。
不仅如此，内森生前还为汉娜和她的妹妹各留了50000英镑的存款，利息为4%，这些钱都存放在她们兄长的银行中。另外，内森还为她们各留了50000英镑的嫁妆。这些钱等她们结婚的那天，都可以领走，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她们的婚姻要遵从家族的意愿，否则，这些钱她们一分也得不 到。
不久，“厄运”开始逐渐显现——在家族成员的眼中，汉娜的一生仿佛变成了一个冗长的殉难过程，并且一直遭到家族中其他人的报应式的对待。
她的妹妹路易丝和她的堂姐以及嫂子夏洛特把汉娜后来所遭遇的种种不幸，都归结为上帝的惩罚。1852年，汉娜的丈夫亨利·菲茨罗伊没有当选海军部大臣，这让她们幸灾乐祸了好一阵子。当汉娜的儿子6岁时从马上坠落夭折时，她们也忍不住认为，所有的不幸和烦恼，都是她背弃父辈信仰的结果。
第二年，亨利·菲茨罗伊去世，更加让她们相信“惩罚说”的正确性。 没有人能够想象汉娜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她终于一病不起。在病情不断恶化中，她唯一的指望就是给女儿布兰奇找个好人家。
然而，似乎是一种轮回，女儿也同样走了25年前汉娜的老路——为爱选择自己的丈夫而完全不顾及家族的意愿，执意要嫁给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
新郎年届40，都已经有了白头发。而汉娜本来的期望要高很多，她想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个有更高头衔的贵族。订婚以后，布兰奇渐渐与母亲疏远，而且完全断绝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与此同时，她不幸的母亲正在与疾病和死亡做着徒劳的抗争。
1864年12月1日，汉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尽管到了这一时刻，她的背教行为似乎也没有得到宽恕。在夏洛特写给小儿子利奥波德的信中，她叙述了汉娜的丈夫家境逐年衰落的情形，语气中没有同情，反倒显出一丝不得体的窃喜。
在漫长而艰辛的流散历程中，犹太人像草芥一般撒遍全球。如果将他们聚集起来，比肩而立，你会发现他们的毛发、眼珠、身形都相差甚远，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正如詹姆斯对后辈儿孙所说的：“上帝的意志给了人类在有生之年中的信仰。遵从这个天命的戒律是我们的首要义务，放弃信仰是一种罪过。爱你先祖的上帝，并用你的诚意来侍奉他。愿我能投入到他的怀抱，从上面的天堂来守望你们，就像我曾经在地上守望着你们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