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大半生都在战争的喧嚣中度过，也许是因为在后宫与朝堂上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她才有了处变不惊的胆魄和勇气；也许是因为与外国势力作战屡战屡败，她才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

自咸丰末年兴起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等，而以 “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制造业部门，建立装备新式武器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时至光绪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 （1894），洋务运动已持续三十余年，令人振奋的是，陆、海军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

陆军方面，在咸丰年间，淮军的武器装备便大有改观，陆续淘汰了前膛枪，换用后膛洋枪。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伯炮队十九营。就枪而言，在光绪十年 （1884）以前，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斯，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黎意等枪种均已进入淮军。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同治十年 （1871）至同治十二年 （1873），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一百四十一门；到光绪十年 （1884），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多门。自光绪十二年 （1886）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一百多门。同时，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一百四十五门，大部分用于装备淮军。

早年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便遣散了湘军的主力部队，后来左宗棠西征新疆后也遣散一部分湘军。因此，与淮军相比，湘军无论在规模、建制还是装备上都相对落后。光绪十八年 （1892），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湘军并无后膛枪，湖北也极少，仅有林明敦的数百支，而且子弹很少。同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二十三营又三哨，仅有各种枪支四千六百支。但是，也有些地方兴办的新式陆军配备了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已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7)购买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颗；从信义洋行购买十响连珠毛瑟枪一千二百余支、子弹一百五十万颗，平响毛瑟枪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颗，格鲁森快炮十二尊、炮弹一千二百颗；从瑞记洋行购买克虏伯七生半山炮六尊、炮弹一千二百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十二尊、炮弹一万二千颗。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同年奏报，已购马梯尼枪一万四千支、毛瑟马枪一千支、子弹二百八十万颗。

除了购买洋器，清廷还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制造局，专门生产陆军军火。战前已装备给陆军的野战火炮和要塞大炮实际上在一千门以上，而且口径更大，是日本陆军师团炮力的十到二十倍。但八旗、绿营军队已经腐朽不堪，勉强可作地方维持治安之用，全无规模作战能力，实际可用的作战兵力是各地练军和勇营，人数接近三十五万 （不含夫役等后勤保障人员）。日军在明治维新以后，已经建立了比较先进的陆军体系，至光绪十九年 （1893）有七个师团，共七万余人，借助动员体系，战前日本陆军实际已有二十四万人、夫役十五万人，兵力略少于清军，装备主要是国产的单发步枪和七十五毫米火炮。

海军方面，在战前十几年，清廷每年拨出四百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近代水师。李鸿章认为，世界列强 “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 “以笔舌胜之”，犹如痴人说梦。所以，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使外国侵略者 “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否则平日必为外人轻视，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光绪元年 （1875），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制了四艘炮舰，光绪五年 （1879），他又向英国定制了 “扬威”和 “超勇”号巡洋舰。由于对英国制造的军舰不甚满意，经过反复考证对比，次年他又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8)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 “定远”和 “镇远”两艘战舰，并派刘步蟾(9)、魏瀚(10)、陈兆翱(11)、郑清廉等驻厂监造。“远”字级战舰是比较先进的战舰，集中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铁甲舰——英国 “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 “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被人们称为铁甲战舰。为了购买更多的铁甲战舰，李鸿章四处奔走，并建议朝廷在旅顺、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中法海战前，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已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之后因缺乏资金支援，未能恢复舰队的作战能力。也因为这场战争，德国造船厂推迟了原本应该在光绪十年 （1884）交付的 “定远”和 “镇远”两舰，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光绪十一年 （1885）九月初五， “定远”和“镇远”号才抵达天津大沽口。为了拱卫京师，战后慈禧在兵部之外单独设立了海军衙门，而由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备受慈禧重视，从此，北洋水师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异军突起，成为清王朝海防的主力舰队。

此后，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添置了 “经远”“来远”“济远”“致远”“靖远” “平远”等 “远”字级战舰和一批水雷舰。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九，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立。同日，清廷颁布施行 《北洋水师章程》。

就在清朝开展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首先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个强藩发动了一场武装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于同治七年 （1868）由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同治十年 （1871）明治天皇派出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光绪十二年 （1886）实行内阁制，光绪十五年 （1889）颁布宪法，光绪十六年 （1890）开设国会，至此，日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李鸿章通过顾厚焜(12)的 《日本新政考》、黄遵宪(13)的 《日本国志》和驻日公使黎庶昌(14)寄来的日本改革官制后的官员录及新颁布的宪法，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他写信给黎庶昌说：“寄示改正官员录，逐一展悉。名首内阁，似拟中朝官兼爵，实缘唐制。陆军、海军、农商、递信诸省，全用泰西。……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改革了政治体制，还在发展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做出极大努力，尤其在发展海军方面向英国学习，进步神速。

李鸿章一直提防着日本，所以在北洋水师成立第三年，即1891便派舰队访问日本。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5)率领 “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战舰，抵达马关。五月二十九日，抵达横滨港，北洋水师的旗舰 “定远”号发出旗号，变换队形后驶进港口，随后 “定远”舰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 “高千穗”舰也鸣二十一响礼炮作应答，当时停泊在港中的英、美军舰都鸣十三响礼炮向北洋水师致敬。一时间，横滨港内礼炮轰鸣，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几天后，日本明治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北洋水师的各舰管带。

这次访问给日本天皇及大臣们带来极大的震撼，面对拥有强大海军的清王朝，日本人的心情十分复杂。日本有不少官员议论：中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巡洋舰，无法与之相比。因而同行观舰者皆惊恐不安。受到刺激后的日本，加快了扩充海军军备的步伐。

北洋水师在日本的亮相使丁汝昌等人出尽了风头，但他们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一个噩耗传来：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反对派奏请停止购买海军军械装备两年，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再拨给。慈禧也认为海军 “看家护院”已经足够，于是准奏。

此时北洋水师拥有主要军舰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九，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奥斯曼、意大利和美国。

从此，北洋水师没有再新增一炮一舰，其余三支水师更不用说。福建水师购回鱼雷艇 “福龙”号，但因经费不足难以养护该艇，只得将其转送给北洋水师，而李鸿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把鱼雷艇闲置在仓库里。

与清王朝相反，日本天皇在接见丁汝昌和北洋水师军官后，通过了日本内阁提出的五千八百六十万日元的海军军费支出方案。后来，伊藤博文(16)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在任内发动了甲午战争。再任内阁首相时，立刻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

光绪十九年 （1893），日本天皇决定在未来六年里，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里拨出三十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天皇的以身作则在日本国内起到极大的号召作用，全民支持购买先进舰船。

李鸿章听说日本国内的狂热后，忧心忡忡地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吾国自十四年北洋水师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加上北洋水师操练不认真，军纪松懈，编队作战力远远不及日本海军。

光绪二十年 （1894），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实力对比如下：舰船总吨位北洋水师为三万四千吨，日本海军为四万一千吨；总马力北洋水师为四万二千余匹，日本海军将近六万九千匹；大口径火炮北洋水师为五十八门，日本海军为一百○四门；每分钟炮弹投射量北洋水师为二十三发，日本海军为二百三十二发；编队航速北洋水师为十节，日本海军则超过十四节。短短三年，北洋水师已明显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