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 （1861）春，咸丰帝见形势稳定，决定于二月二十三日回銮。就在他做回京准备时，京城方面又转来了一大堆奏折。咸丰帝以处理这些奏折为借口，又推迟了回京的时间。其实，自从他到避暑山庄后，大部分奏折都是由懿贵妃代为批阅。一般奏折呈皇帝御览后，朱批“知道了”或者 “准奏”，然后交军机大臣们议处或交相关部门办理。

之前在圆明园有很长一段时间，朱批的工作就是由懿贵妃 “代劳”，这并非全因咸丰帝懈怠，而是表示他对爱妃的信赖。而在避暑山庄，他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很糟糕，让懿贵妃 “代劳”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但肃顺、载垣、端华等大臣都非常反感懿贵妃代皇帝批阅奏折。尤其是肃顺，屡劝皇帝不要专宠懿贵妃，并以汉武帝时期钩弋夫人的故事讽喻懿贵妃，让皇帝尽早除之，至少要留下遗诏，一旦皇帝驾崩，懿贵妃必须殉葬。咸丰帝听后连连摇头，表示他绝不会这么做。

此时肃顺的身份是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还兼领宗正、副都统等职务。他认为，即使皇帝因故不能亲自批阅奏章，也可由内阁、军机大臣代办。当时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有景寿(3)、穆荫、匡源(4)、杜翰(5)、焦祐瀛(6)五人，为什么要违逆祖制让一个妃嫔代劳呢？

咸丰帝虽然特别倚重肃顺，在许多大事上依靠他出谋划策，但在懿贵妃这件事上任谁劝说都不管用。所以，肃顺话音还没落，咸丰帝便拂袖而去，转身进了懿贵妃的西跨院，照例让懿贵妃给他读奏折。

在批阅的众名奏章中有一份是以皇帝名义答复恭亲王的，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绥俟秋间再降谕旨。”咸丰帝亲口授意，把回京的时间推迟到了秋后。

三月，恭亲王奕訢请求前来面见皇帝。咸丰帝亲自拟诏，答复恭亲王：“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唯近日欬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咸丰帝说的是实话，并非推拖之虚言，这一年他的哮喘病 （也可能是肺痨）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皇帝久病不愈，皇后和随行的文武大臣焦急万分，身边常有三四个御医伴驾，日夜诊脉写处方，咸丰帝吐血倒是止住了，但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咸丰帝料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把皇后和懿贵妃传进烟波致爽殿，陪伴在自己左右。他常问皇后夷务之事，但皇后只是从奏折中了解一二，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劝他不必劳心，只管安心养病。咸丰帝之所以问皇后而不问懿贵妃，是因为他发现懿贵妃奏事时总是有所隐瞒。他嘱咐懿贵妃，凡要事都送皇后决断，皇后忙推说懿贵妃比自己聪明、有才情，诸事一起商量为好。但凡外来奏章，还是由懿贵妃读给咸丰帝听。

五六月，外来奏折明显减少，咸丰帝猜想懿贵妃有意隐瞒了一些奏折，没有读给他听。此时的懿贵妃开始独断专权，有时外面有奏章送进来，她不与皇后商量，自行批交出去。皇后心知肚明，并不与懿贵妃争。一方面，咸丰帝病重，亲自批复奏折确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皇后对权力不感兴趣，对朝政也不热衷，只因咸丰帝经常问政于她，她才不得不越 “雷池”，如今懿贵妃代为理政，她不赞同但也不会去争权。况且懿贵妃表面上 “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

咸丰帝料想自己时日无多，便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安排后事。他在遗诏中明确告知天下，“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然后，他极为审慎地考虑年幼的皇太子继承大统后朝政的监督制衡和皇权的分配问题。他认真研究分析了辅佐顺治帝的 “二人格局”和辅佐康熙帝的 “四人格局”。顺治初即位时，多尔衮(7)追封为摄政王，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掌握最高权力。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则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因人数较少，形成了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他思忖着，皇后年方二十五岁，懿贵妃二十七岁，皇子才六岁，一旦他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致皇权旁落。因此，他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亲王和非王公大臣混合辅弼制度，而且人数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通过多人互相牵制，杜绝 “鳌拜式”专权。

在大框架设计好后，咸丰帝觉得不够完美，还必须给皇后和皇贵妃特别的权力——最高而又可以制约的权力，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年幼的皇帝。因此，咸丰帝赐给皇后一方 “御赏”印，赐给皇太子一方 “同道堂”印，因皇太子未成年，此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 “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在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远考虑，还是把懿贵妃纳入皇权的核心之中。

当然，咸丰帝对懿贵妃的猜忌并未完全消除。据说为了防止懿贵妃成为皇太后以后依凭幼帝专权，他还赐给皇后一道密诏：“懿贵妃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予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诛死，以杜后患。钦此。”此诏由皇后密藏，后来再没有人见过这份密诏。

咸丰帝精心设计了权力分配方案后，就放下心来，决定再安逸地看几场戏。七月十四日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十六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当众誊写他亲拟的 “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诏书。主要内容有二：其一，皇长子载淳着立为皇太子；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到十七日凌晨三时许，御膳房伺候端上冰糖煨燕窝，未来得及食用，咸丰帝于五时许驾崩。

七月十七日，颁布咸丰帝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八大臣辅弼制度。这一整套方案都由咸丰帝钦定，是合法的。该遗诏的公布，意味着咸丰皇帝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政权体制，即年幼的皇帝继位临朝，八大臣 “赞襄一切政务”。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爱新觉罗·载淳继承皇位，改年号为 “祺祥”，尊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

九月初一，新帝为两位太后上徽号，分别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