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 （1859）春，咸丰帝突然颁发一道令人不解的谕令：修整紫禁城的长春宫。国库没有存银，还要赔偿洋人军费，皇帝偏偏在如此困境下修缮宫殿。有人猜测因为懿贵妃受宠正隆，皇帝想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担心以后每年都得赔款，使他的承诺落空，而现在还可以拖着暂不赔款。又有人猜测是皇帝自己准备常住长春宫，那样去养心殿理政更方便些。不管怎么说，咸丰帝心意已决，无论如何，宫殿都要如期修葺。

这时候，英法两国已分别派出公使。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他一到中国就给直隶总督桂良写信，催问交换和约之事。按约定，《天津条约》需在一年内分别交两国皇帝批复后方能生效，批复后的和约还要办一个交换仪式。桂良见洋人逼问得紧，只得将咸丰帝认为条约需要修改，尚未御批一事如实相告。布鲁斯听后颇有微词，自己肩负使命而来，信心满满，而清廷却一直拖延。他决定立刻进京，直接向清朝皇帝问明原委。同时，他又写信给已到上海的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表示要用军舰带士兵护送使团北上，威慑清廷。他认为，带兵去大沽口比带着炮舰不带军队去天津更具威胁性，而去天津又比去北京更有震慑力，因为去了北京只能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容易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

英法两国公使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管清朝皇帝是否同意这份合约，清廷必须履约，否则两国将动用武力。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更是软硬兼施，一边施以外交手段，一边做着军事准备。

五月上旬，桂良又以钦差身份赶往上海与布鲁斯、布尔布隆会面，商讨入京觐见皇帝流程。他想继续拖延，可布尔布隆毫不给机会，语气生硬地威逼桂良：“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坚决完成使命，就在 《天津条约》规定的期限内换约，不得有半点推迟。我要面见清朝皇帝，亲自呈上拿破仑三世陛下的亲笔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使命。”桂良闻出了话中的火药味，只得向皇帝请旨。过了几天，咸丰帝终于批准英法两国使团进京，同时给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份谕令，让外国使团从天津北塘登陆进京。恒福是由河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的，对 《天津条约》的签订过程和条款知之甚少，他没有将使团须在天津北塘登陆的谕令告知英法公使。

五月十五日，得到进京许可的英法公使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率团北上。十七日，负责护卫使团的英军何伯(11)少将的舰队到达大沽口，随后派遣舰长康米利尔和翻译蒙根登陆向清廷宣布公使将要到来的消息。由于使团没在清廷指定的地点登岸，因此，受到刚调防于此的僧格林沁部下的阻拦。英方询问为什么没有官方代表迎接，为什么在河道设置了障碍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代表已在北塘等候，之所以设置障碍物，是为了防止太平军和捻军进犯天津。

英法公使对清朝廷的 “怠慢”非常不满，决定将一切交给何伯少将处理，也就是采取已经准备好的军事行动。何伯少将重返大沽口，发现清军的防御更严密了，于是，他立刻与公使商议决定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发起攻击。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直隶总督派人匆匆向京城呈送书信，说两国公使拒绝在北塘登陆等候赴京，并已经让何伯少将率舰队直赴大沽口，拆除河面的障碍物，准备武装登陆。是日，僧格林沁所率清军在岸上与英军对峙。下午将要退潮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了。双方开炮互射，何伯少将试图用舰炮掩护士兵强行登陆，但遭到岸上清军阻击，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受了伤。剩余英军只得退回舰上，待潮水上涨后撤退。

咸丰帝当晚收到天津大沽口战报，僧格林沁歼敌四百余人，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他兴奋得一宿未眠，天刚亮，就派快骑赶往天津询问英法使团是否愿意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不置可否，掉头离开。

第二天午后，咸丰帝在圆明园九洲清晏殿召见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一般只有召见重臣、近臣，皇帝才会到这个地方谈事。何桂清在封疆大吏中算不上主和派，在朝中也并非皇帝近臣，这次召见正说明咸丰帝有密要之事与他谈。开始何桂清以为是谈京城和广州防御，但咸丰帝谈的却是怎样修改 《天津条约》，并很愉快地提到大沽口一役轻巧取胜。何桂清听后不胜忧虑，心想，大沽口一役已与英法两国撕破脸皮，哪里还有修改条约的可能？即使再次谈判修改，也只会增加他们欺压进犯清朝的条款。他小心翼翼地对咸丰帝说：“圣上，依臣之见，英法公使掉头就走，不是因为他们胆怯，而是他们被彻底激怒了，将卸下谦谦君子的伪装，彻底露出狰狞獠牙，还望圣上尽早做好大战的准备。”

咸丰帝被何桂清泼了一瓢冷水，十分生气，命他去苏州准备下一轮谈判。随后，咸丰帝余怒未消地来到 “天地一家春”大雅斋，懿贵妃正在悠闲地绘一幅兰竹图，见皇帝突然驾临，急忙迎驾。咸丰帝当着懿贵妃的面又把何桂清骂了一通，懿贵妃端来一碗茶，劝他消消火，冷静后再想对策。咸丰帝建议最好还是争取和谈，即便下一轮谈判对清朝更不利，也只能暂时忍耐，待内贼尽除，再驱外夷。

但是，英法两国不再给清廷和谈的机会。八月，英法两国政府宣布对清朝开战，先攻占天津，威逼北京方面屈服，如果达不到目的，再进攻北京。

英法联军劳师远伐，做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仅建立绵延万里的海洋补给线，还在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军需补给站。至咸丰十年 （1860）春，英法联军的战前准备已然就绪，总计兵力有三万人、舰船一百四十四艘进入中国海域。对此，在上海周边 “剿匪”的清军竟然视而不见，还请求利用英国人的洋枪队来合剿捻军。

与此同时，一直在圆明园的咸丰帝则忙着操办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筹办他三十虚岁生日庆宴。据说西藏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派来一个使者，转告咸丰帝在他的而立之年会有一场深重的劫难，必须建坛作法。有人劝告皇帝，这可能是成烈嘉措讨封赏的伎俩，不可轻信，但咸丰帝对此深信不疑，让内务府尽力筹备。洋人战前准备充分，双方一旦开战，胜败已无悬念。

六月中旬，英法联军第三次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咸丰帝不慌不忙地给直隶总督恒福发去一道谕令：照会联军，依照美国使者从北塘登陆进京之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清廷的态度一如以前，英法联军共一万八千余人，按清廷照会要求，在北塘登陆了，但他们并不是去北京，而是武力进占天津。他们稳扎稳打，登陆十二天一直未遭到任何反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仍对和谈抱有幻想，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清廷因去年的小胜而误认为洋人不擅长陆战，所以不怕联军登陆，一旦打起来，正好聚而歼之。

六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已登陆一万一千余人，并迅速对塘沽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所率清军见英法联军来势汹汹，稍作抵抗就开始溃逃。但咸丰帝看到的战报是：“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万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虽然清军寡不敌众，却也能毙贼无数，说明英法联军并不可怕，咸丰帝颇感欣慰。既然清军只是兵力不够，那就再派些人去。

然而，还没等清军增派到位，英法联军又攻击北炮台，虽然伤亡三百多人，却掌握了主动权。七月初八，英法联军占领了整个天津城。被蒙在鼓里的咸丰帝根本没想到形势会急转直下，洋人又要搞城下之盟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桂良再去与联军谈判。正如何桂清所预料，这一次洋人直接撕下了伪装，直截了当提出清廷除了无条件接受先前拟定的 《天津条约》外，还必须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增加战争赔款。同意就谈，不同意就打，若打，他们会一直打到京城去。

桂良见事态严重，据实将谈判细节呈报皇帝。咸丰帝一看暴跳如雷，痛骂桂良：“你这不是让朕来承担卖国之责吗？你们号称忠臣，却每每临阵脱逃，事后又百般遮掩辩解，难道都是在欺瞒朕不成？”咸丰帝被推至风口浪尖，一筹莫展，只得故技重施，他授意桂良先让洋人退兵，只要退兵就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桂良把皇帝的意思转告联军谈判代表，但他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不再信任桂良，也不相信清朝皇帝会如此干脆地答应所有条款。因此，他们不仅不退兵，反而继续向北京进攻。

因洋人节节进逼，咸丰帝只得硬着头皮应战。他强作镇定，毕竟是在清朝的国土上，难道还惧怕万余名洋鬼子不成？他两次表态要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七月下旬，英法联军进抵通州时，咸丰帝谕令军机大臣绵愉(12)、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要与英法联军 “决战”。战前，他先派载垣去谈判，并叮嘱他做好两手准备。亲王的身份比钦差桂良尊贵，英法联军不好再做推辞，便派巴夏礼为代表进行谈判。

由于双方都没有诚意，谈判因为交递国书这一环节产生严重分歧，导致谈判破裂。载垣按皇帝吩咐，命令僧格林沁暂时扣留巴夏礼等人。僧格林沁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密折，大意是说如果与英法联军开战，清军没有取胜的把握，当务之急是请皇帝 “巡幸木兰”，去承德打猎，暂避锋芒。

八月初四，也就是巴夏礼被扣留当天，英法联军即出动近四千人进攻通州，与清军在张家湾展开激战，僧格林沁所部近万人的防线被突破，联军伤亡仅35人，清军伤亡1350人，伤亡比例几乎迫近1∶40。清军溃败后，僧格林沁又在距离京城很近的八里桥构建一道由三万余人组成的防线。他本人统率步兵一万余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带，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 （今建国门）的大道，以保卫京师。

八月初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八里桥之役打响了。清军马队按原定部署从正面冲上前去，将士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因火枪装备有限，清军马队大都手持冷兵器，凭着一腔热血迎击英法联军，企图冲乱英法联军纵横相应的战斗队形。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一个小时，毙伤联军多人，但清军马队遭到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横冲直撞，无法形成攻势，在敌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却。

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所部受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当法军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而撤至定福庄。

当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时，僧格林沁才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军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军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军，歼灭敌人主力。但胜保部已撤，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僧格林沁担心清军再次溃退，于是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指挥将士顽强抗敌，直到他被一枚霰弹击中。将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联军射来的子弹。然而，清军最终溃败。八月初八，咸丰帝惊慌失措地从圆明园出逃至热河，恭亲王奕訢作为全权大臣留下继续与联军交涉。临行前，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帝留在北京继续抵抗，而这次进谏差点给她惹来杀身之祸；不过由此可见懿贵妃的勇气与见识不同于一般女子。

僧格林沁、瑞麟(13)、胜保各部仍驻城外防守。英法联军要求清廷释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否则炮轰北京。额尔金表示必须亲自向清朝皇帝递交国书，条约须皇帝亲自签字画押，否则不谈。对此无理要求，清廷自然不会答应，和谈一事又被搁置。

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绕到北京城西北郊，朝圆明园而来。当时，僧格林沁、瑞麟残部在城北一带进行抵抗，随之溃败。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至圆明园大宫门。此时，在贤良门内，有二十余名圆明园技勇太监与敌人刀枪相搏，他们 “遇难不恐，奋力直前”，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以身殉职。至晚上七点，法军攻占了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而死。八月二十三日，英法联军开始大肆抢劫圆明园。

八月二十四日，巴夏礼被释放，他在扣留期间并未受到虐待。而此时的英法联军则以搜查圆明园各宫殿为名，肆意抢劫财物，并放火烧毁许多房屋。八月二十六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后，纵容、鼓动士兵抢劫、火烧圆明园。额尔金竟公然在北京城内张贴告示，恬不知耻地阐述抢劫、火烧圆明园的理由和 “正义性”。九月初五，四千多名法军和三千五百多名英军将圆明园里的珍奇宝物洗劫一空，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大火三日不灭，北京城映照在一片火光之中。自此开始，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五十天。已逃至承德热河的咸丰帝闻讯痛心疾首，五内俱焚。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他亲率皇子皇孙跪在列祖列宗灵位前请罪，并下 “罪己诏”诏告天下。而侍奉在咸丰帝左右的懿贵妃听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后，竟不顾自己尊贵的身份，大骂其强盗行径。她先是怒不可遏，转而抽泣起来，她无法原谅英法联军的罪行。北京城的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大清国的 “万园之园”，也将懿贵妃深埋心底的爱情回忆化作灰烬……

(1) 叶名琛 （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人称 “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自诩“海上苏武”。

(2) 杜受田 （1788—1852）：字锡之，山东滨州 （今滨州市滨城区）人，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3) 赵烈文 （1832—1894）：字惠甫，江苏常州人，曾任易州知州，为曾国藩机要幕僚多年，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均有涉猎。

(4) 郭嵩焘 （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5) 黄宗汉 （1803—1864）：字寿臣，福建泉州晋江县 （今晋江市）人，晚清大臣，封疆大吏，“辛酉政变”后被两宫太后罢黜。

(6) 何桂清 （1816—1862）：字丛山，云南昆明人，晚清大臣，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礼部与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等职。

(7) 桂良 （1785—1862）：字燕山，满洲正红旗人，清朝大臣，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8) 奕訢 （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道光帝遗诏封 “恭亲王”，清朝十二家 “铁帽子王”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9) 奕山 （1790—1878）：字静轩，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宗室。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等职。

(10) 载垣 （1816—1861）：清朝宗室、康熙帝六世孙，世袭和硕怡亲王爵位，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首。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咸丰帝即位后，渐受信用，累官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内大臣。

(11) 何伯 （1808—1881）：英国海军将领，1859年至1862年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抵抗太平天国的上海保卫战。1879年被授予英国海军元帅衔。

(12) 绵愉 （1814—1864）：嘉庆帝第五子，道光帝之弟，被封为惠亲王。

(13) 瑞麟 （1809—1874）：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大臣，历任太常寺少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