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紫禁城里，

唯有当黄昏日暮，游客散尽，

管理人员巡查、断电、关门、上锁，

沉重又清晰的关门锁门声起落于千门万户的时刻，

才仿佛真切地听到和感觉到来自那个年代的声音。

那是一种足以把人心揪入历史深处的声音。

每年进出紫禁城城门的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每当我融入游客汇成的人流中，如水流中的一滴水一样，从城外流入城内——不管多少次，每一次总有第一次进入紫禁城的那种感觉——不管人多人少，根本感觉不到身边有多少人，只觉门墙之高阔，门楼之高耸，门洞之高深。

我也曾多次站在午门城楼的楼台上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流，不见首不见尾，不过无论怎样流动，也只像大地上的一条河而已。紫禁城的大门到底有多大的吞吐量，实在很难说清楚。

绕紫禁城一遭，灰色厚实的城墙把紫禁城围得严严实实，虽然每面墙上只开一门，但就这4座门楼，再加城墙四角上的4座角楼，8座巍峨的城楼，14个高深的门洞，整座紫禁城就被张扬得威仪无比，神秘无比。

有城就有门，有墙就有门，有宫、有殿、有院、有屋就有门，紫禁城里重重墙重重院，上百座院落，近万间房屋，门外有门，门里有门，重重门层层门，到底有多少门，也很难说清楚。

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城堡门、殿宇门、八字照壁门、牌坊门、影壁门、垂花门、肖形门；有独立的门、与房相连与墙相连的门、开在墙上的门；有前门、后门、中门、左门、右门，还有中左门、中右门，后左门、后右门；有大门、二门，数下去还有三门四门，到底有多少种门，也是很难说清楚的。

每座门都有一个既恰当又文雅，还得有根据有出处的名字，不用说给这些门命名了，就是认准这些名字，弄清其中的意思，也够要学问、够费心思的。

最高大、最威严的自然是前后、左右对称开在紫禁城城墙上的紫禁四门——南门午门，北门神武门，东门东华门，西门西华门。

午门为最。皇帝坐北朝南，天子面南而望。南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正南在二十四方位中属午位，故名午门。午门通高35.6米，比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太和殿还高一点儿，足见其皇宫第一门、天下第一门的地位。

13米高的红色城台三面围合，城台上五楼耸峙，庑廊通贯。正门楼重檐庑殿顶，四坡五脊；面阔9间，计60.05米；进深5间，计25米；前后出廊，建筑面积1773.3平方米。正门楼两侧及东西两翼城台南端各有一座重檐四角攒尖阙楼，共4座，与正门楼合称五凤楼。五凤楼与连接两翼阙楼的26间庑廊（左右各13间）浑然一体、巍然错落、连贯舒展、欲升欲飞，故又称雁翅楼。

皇帝去社稷坛、天坛、先农坛祭祀出午门时，门楼上鸣钟；祭祀太庙出午门时，门楼上击鼓；皇帝登临太和殿时，午门楼上则钟鼓齐鸣。

遥想当此时刻，站在由高墙崇楼围合起来的近1万平方米的凹形广场中，仰望城台楼宇，顾盼左右连阙，耳听鼓声钟声，面对的仿佛不是天子的宫殿，而是那些天下著名的城池关隘，万里长城上的关门关楼。铁马雄关、高天长风、壮怀激烈之感油然而生。

皇帝们或许也是这样想的吧，午门因此成为历朝历代的献俘处。明万历皇帝四次亲御午门城楼受献俘礼，清乾隆皇帝四次亲御午门城楼受献俘礼，彼时彼刻，定然一派威风凛凛威仪天下的气势。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太和殿前隆重举行受侵华日军受降仪式大概与午门受献俘礼的传统不无关系。

皇帝们也常常把午门作为处罚不听号令者之地。献俘对外，处罚对内，对外对内不同，显示皇权威严不可侵犯则是一样的。明永乐十九年（1421），建成不到一年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遭雷击烧毁，一些对迁都不满的大臣认为是上天示警，要求还都南京。拥护迁都的大臣与要求还都的大臣对峙攻讦，不可开交，朱棣皇帝恼怒之下竟使出了罚双方在午门外跪着辩论的损招。正德十四年（1519），那位“游龙戏凤”的明武宗朱厚照，因众多官员联名上疏阻其出游猎艳，恼羞成怒，竟罚146位大臣白天跪午门，入夜锁牢狱，五天后又在午门外“廷杖”，当场杖毙11人。

与此类行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熙皇帝。康熙七年（1668），年仅15岁的小皇帝为解决明末以来的中西历法之争，让主张吸收西法的传教士南怀仁与反对变更传统历法的杨光先、吴明煊先后在午门外广场和观象台，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各自计算、验证天象，结果，“南怀仁逐款符合，吴明煊逐款皆错”，康熙皇帝遂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并下令采用其中西合璧的新历。后人完全有理由把展现于午门前的这种“公开”“透明”“让事实说话”的做法，评价为康熙给紫禁城带来的科学曙光。

最雍容最从容的是太和门、乾清门。

端坐在汉白玉须弥座上，与汉白玉金水桥形成优雅组合的太和门，显得格外灵动圣洁。同样端坐在汉白玉须弥座上，向两侧伸出“八”字形琉璃影壁的乾清门，则显得格外安稳祥和。

太和门作为紫禁城前半部分主体的大门，即外朝三大殿的正南门，是紫禁城中规格最高的宫门。乾清门是紫禁城后半部内廷的正门，是清代极为重要的政务场所。走进太和门、乾清门总觉得不是进了门，而是登了堂、入了室。因为这两座极为重要的门是殿堂式的。能开能合的门在殿堂的最后边，门的前面是开阔敞亮的可以充分利用的厅堂。事实上亦如此，这两处正是明清两代“御门听政”之处。门即殿堂，当门听政、议政、行政，有“门”没“门”皆决于门。

明朝早期的皇帝们还是很勤政的，日日早朝。每日天蒙蒙亮，文武百官就得匆匆赶到，风雨霜雪，概莫能外，想来也是极辛苦的差事。维修太和门的时候，我发现门厅东南角大红柱旁的地面上，原本极结实的“金砖”，竟有明显被脚磨出来的凹痕。想来站在这个位置的大臣，不大被皇帝看得清楚，也不大为别人关注，有机会不停地搓动冻痛的双脚，也有可能是侍卫值守的位置，站立既久，又不为他人注目，双脚的搓动便可以更频繁些。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在太和门即位后，御门听政改到乾清门。清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太和门失火被烧毁，这时距光绪皇帝大婚婚期仅一个多月，而太和门又是皇后凤舆入宫的必经之处，重建一座面阔9间、进深4间的宏伟宫门已无可能。不祥之兆，朝野震惊。皇帝的大婚吉期是万万不可更改的。情急之下，在原址按太和门形制搭建了一座彩棚应急，居然搭出了“虽久执事内廷者，不能辨其真伪”的效果。这么重要的场所，这么重大的事，竟能做到如此的以假乱真，真算得上一桩天大的奇事。

紫禁城里的门的确太多太丰富了。紫禁城里的千门万户有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规矩，是永远说不完说不清的。

交泰殿、坤宁宫、东西六宫一带，是皇帝与皇后、妃嫔出入的地方，也是寄托皇家龙脉不断、龙子龙孙繁茂的希望之地，所以这些地方的门就有了百子门、千婴门、螽斯门、麟趾门的名字。

但名难符实。明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因武宗无子，由远在安陆（今湖北钟祥）封地的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进京继位。朝廷议定了继位皇帝的进宫路线：经皇城东门东安门入紫禁城东门东华门进宫，但却遭到年仅15岁的朱厚熜的拒绝，僵持之后，最终还是由皇城南大门大明门进入，经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到奉天殿登基，以示名正言顺。

就是这位嘉靖皇帝，三年之后，为了父母的名分之事，与大臣们的“礼议”之争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年的七月，竟有翰林、给事中、御史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200余名文武官员跪伏于左顺门（清更名为协和门）向嘉靖皇帝抗议、请愿、示威，并由跪伏到数人撼门大哭，到数百人伏哭不止，哭声响彻紫禁城。尽管伏谏官员如此之多，伏跪伏哭长达七八个小时，但跪着的毕竟熬不过坐着的，爬着的抗不过站着的，嘉靖皇帝当即命锦衣卫将带头者捉拿下狱，随后惩治了所有参与者，其中17人被活活杖毙。

且不论发生在左顺门这件震动朝野的大事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也不说这件事到头来是否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集权，无论如何，现在每每走过太和门广场金水桥东面的大红门，数百朝廷命官在此处伏地长跪大哭的情景就恍若眼前，顿生神旺不已之感。

清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与宫中太监勾结攻入紫禁城那次，五六十教徒靠内应从西华门顺利进入，一进来则立即关闭西华门，直冲养心殿，与宫中护卫军在养心殿旁的隆宗门发生激战，至今仍可看得见那时射入隆宗门檐下的早已生锈的箭镞。

辛亥革命后仍然住在后宫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能骑着进口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在后宫中窜来窜去，居然锯掉了好几处大门小门的门槛，至今仍可见锯痕历历。

新中国成立后，居住在当年皇宫西苑中南海的毛主席进紫禁城并未真正进入内部，只是从神武门直接上了开阔的城墙，绕城一周，当他准备从西华门回中南海时，门外已聚满了附近的学生、百姓，齐呼“毛主席万岁”，于是，几位随从只好请毛主席从午门出去回中南海了。

其实，门是什么？是通路还是阻隔？是为了关还是为了开？为了拒绝还是为了迎接？为了守卫还是为了交流？为什么进去？为什么出来？怎样进去？怎样出来？本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参加殿试的贡士们一起从午门左右的掖门进宫，出来时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人有资格走一回皇帝专用的午门中间的门洞。

即位的帝王从前门午门进宫，亡国的崇祯和末代皇帝溥仪从后门神武门出走。

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绅有20条大罪，其中第三条为“肩舆直入神武门”。

如今每年有上千万、平均每天3万以上参观者进出紫禁城，可谓门庭若市，但很少有人想到当年《大明律》的规定：擅入皇城者，杖一百，充军边远；向宫城投石、射箭或持利刃入宫门者，处极刑。

明清的紫禁城一如其名，门禁森严。门籍登记，腰牌查示，合符验证。夜间出入宫门，皇帝亲信直管，次日报告皇帝。门禁即便如此森严，也免不了出些不大不小的乱子。清嘉庆十五年（1810），一位叫作蒋廷柱的小官，从午门混入，竟在协和门放起鞭炮来，噼里啪啦的炮声惊乱了沉寂的宫廷。

在现在的紫禁城里，唯有当黄昏日暮，游客散尽，管理人员巡查、断电、关门、上锁，沉重又清晰的关门锁门声起落于千门万户之时，才仿佛真切地听到和感觉到来自那个年代的声音。

那是一种足以把人心揪入历史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