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凋敝。顺治年间奖励垦荒﹐但收效甚微。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玄烨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2）、重视对黄河的治理

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要务。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后六次南巡视察河工，与河臣讨论治河方案。他任命靳辅为河督，识拔和重用水利技术专家陈潢协助治河，这两人勤劳任事，治河十余年大见成效。康熙自己究心于治河历数十年，“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有时亲自进行试验。他多次视察经常泛滥的永定河，通过治理永定河取得经验。

3）、笼络汉族官吏﹑士大夫知识分子

康熙对汉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罗致了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清初满汉官员职掌相同而品级悬殊，这种民族歧视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望，不能尽心为清廷效力。为了安抚汉官﹐康熙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十六年﹐设置南书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以笼络汉官。十七年﹐命开“博学鸿儒科”﹐以网罗负有盛名的硕彦鸿儒﹐入史馆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学者编纂各种图书﹐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分订为六千一百余册﹐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玄烨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特别尊崇朱熹﹐在他的奖励提拔下﹐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都受到重用。这些措施起到了收揽汉官和汉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扩大了满汉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清初一些以高风亮节相砥砺﹐遁迹山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他们的子弟或学生这时都纷纷出仕﹐或参与各类书籍的编纂。满族与汉族及其它各民族的壁垒趋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

4）、兴起文字狱

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十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狱是对文化思想进行严密控制的一种手段﹐这两件大案都是由于著作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康熙以后的雍正﹑干隆两朝﹐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都超过以往的朝代。

5）、好学敏求﹐勤于政务

玄烨自五岁开始读书﹐学习勤奋﹐亲政后﹐“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吕律﹑数理﹑佛教经论﹑道书﹐无不涉猎。九年十月﹐沿袭前代由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籍的制度﹐下令举行“经筵大典”﹐此后﹐无间寒暑﹐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十四年起﹐又规定在讲官进讲后﹐由他复讲﹐君臣互相讨论﹐从儒家经籍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他提倡文学﹐优容文人。

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极浓厚的兴趣。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安多等人应召为康熙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玄烨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天文学等讲稿。康熙对数学特别爱好﹐对西方医学也感到很大的兴趣。

玄烨一生勤于政务﹐“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每日清晨至干清门听取各部院衙门官员分班启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折本﹐也能倾听臣下意见﹐鼓励各官大胆直言。有清一代封建皇权高度强化﹐皇帝“干纲独断”﹐玄烨亲理国政﹐遇事反复思维﹐务期考虑周详﹐故中年以前无大失误。他注重实务﹐宽于御下。多次拒绝群臣疏请加上尊号。宫中用度也力崇俭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