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

“明”言今说

当官对学业无益的说法，如果以俗学来看，确实如此；如果以孔圣人所谓“德业”来论，起初却并不是在日常应用之外。

今人得“道”

孔门起初的主张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做学问和做官原本不必分家，那时候春秋纷乱，诸侯并列，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而教育又不发达，人才供不应求，只须读几年书，识得一些字，就有当官的机会。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刘邦接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对官员的相对需求减少了，随着教育的日益发达，人才增多了，渐成过剩，多数读书人注定没有做官的机会，于是做学问和做官便分家了，读书人中亦有“清流”和“俗流”，“清流”专做学问，摆高姿态；“俗流”一门心思求官，学问只是点缀。但大部分读书人并不是绝对“分流”，只能算“二流子”，“清流”若捞到做官机会，便屁颠屁颠地跑去赴任，甘心变作“俗流”；“俗流”一旦丢了官，暂时只能客串“清流”，发表一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调言论。当然也有郑玄一类的真正“清流”，皇帝勉强用轿子把他抬去，封一个高官，他还要想方设法逃跑。还有更多真正“俗流”，未当官时削尖脑袋钻营，丢了官便忧愁得想自杀，为了保官位什么都肯干。

以此观之，做官和做学问原本不一定要分家，只因大势所趋，才被迫分了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在他看来，做官就是做学问、修德业，他当了官并不觉得自己俗，没当官也不故作高雅。

王阳明做官，真的像做学问、写文章一样，定主题、找素材，有起有承，虎头豹尾，且行文流畅，让人赏心悦目。

权奸刘瑾倒台了，王阳明作为“受迫害”官员，自然“平反昭雪”虽不能官复原职，也被调离龙场驿，升为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令。官不大，但可以用来实践他的“致良知”学说，实施善政。

庐陵是一个小县，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横行。而且该地是有名的“健讼”之地，百姓喜欢打官司。王阳明刚上任，便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要求宽免葛布的摊派。王阳明通过调查，得知此地不产葛布，摊派确实不合理，而上司却不顾这些，坚持摊派，还想逮捕主管钱粮征收的小吏陈江等人。王阳明没想到一上任就遇到这么一件强烈考验“良知”的事情，但他没有畏惧，毅然向上司陈情，备述该县民众的苦楚，并以客观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本县地方，自来不产葛布，原派岁额，亦不曾开有葛布名色，惟于正德二年，蒙钦差镇守太监姚案行本布政司，备查出产葛布县分，行令依时采办，无产县分，量地方大小，出银解送收买。本县奉派折银一百五十两。当时百姓呶呶，众口腾沸。江等迫于征催，一时无由控诉，只得各自出办赔账。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十两，又复忍苦赔解。今来复蒙催督买办，又在前项加派一百五十两之外。百姓愈加惊惶，恐自此永为定额，遗累无穷。兼之岁办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旧额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今年增至一万余两，比之原派，几于三倍……民产已穷，征求未息……今来若不呈乞宽免，切恐众情忿怨，一旦激成大变。为此连名具呈，乞为转申祈免等情。”他还请求宽免陈江等人，并强烈表示，若逮捕陈江等人，自己愿意为其辞职代罪，“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 。”

经王阳明力争，此事终告平息，葛布的摊派获减免，陈江等人也未被逮捕。

但是，从这件事，他也看到了此地的弊端，因此定下了施政主题：移风易俗，平息讼风。

王阳明发布了上任后的第一道告示——《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他首先谦虚地说：因为我这个县令不太聪明，判断力不强，而且体弱多病，不能太忙，因此跟大家约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不要随便打官司。诉讼时只能谈一件事，不要拉扯上很多事。写状约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个字，超过了就不受理。故意违反约定者给予惩罚。

他还建议懂礼知法的父老们告诫自家的子弟，务必“息争兴让”，因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

为了培养淳厚老成的风气，他借鉴了汉朝刘邦发明的“三老”政治，起用德高望重的“三老”，即老吏、老幕、老胥。一般来说，老人的反叛精神不强，比较保守，他们的地位提升后，可以有效约束那些轻率好斗的年轻人。

但庐陵“健讼”的风气已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虽然王阳明苦口婆心地劝告，当地人打官司的热情还是很高。王阳明干脆使了个“绝户计”，并起衙门不“放告”，同时写了一个文告说明不受理官司的理由：我之所以不放告，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为了打官司，如果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真有冤枉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也会有乡老据实呈报给我。他们若呈报不实，我会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还没有取得你们的信任，未有德治先行法治，我不忍心。如果你们不听劝告，偏要打官司，我就没办法了，请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他的真诚，感动了很多人，有的人负气告状，被感动得涕泣而归；那些好打官司的人也开始被人们瞧不起。王阳明又对诬告者实施反坐法，使那些奸猾之徒不敢无事生事。于是，庐陵的讼风大减，监狱日见清静。

但是，上天好像有意考验王阳明似的，他上任的这一年，干旱无雨，火灾频繁。面对天灾，王阳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方面，他下令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犯，同时从心理上进行抚慰，将天灾的过错归咎于自己，说是因为自己不称职，才触怒神人，为此他还斋戒“省咎”，同时告诫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王阳明的这套说法自是无稽之谈，天灾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无论百姓顽劣还是老实，天灾照样还会降临。但是，古人说，“圣人设神道以教人”，王阳明本人未必信神，但老百姓信这个，暂时借助一下老百姓的迷信，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也可以算是“方便说法”。

王阳明任庐陵县令的时间仅七个月便获升迁，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慎选里正、三老，立保甲，清驿道，严禁镇守横征暴敛，杜绝神会，发展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政绩斐然。尤其是他诚心爱民、勇于负责、智慧通达的风格，在当地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同一篇妙文，让人读之不厌。

做官做到这等境界和水准，也不枉了为官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