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明”言今说

灾祸没有比贪占天然的功劳更大的，罪行没有比掩盖他人的好处更大的，过恶没有比剽窃下属的才能更深的，侮辱没有比忘记自己的羞耻更重的。如果四者皆备，引起灾祸的全部条件便成熟了！

今人得“道”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功莫大焉，嘉靖皇帝诏令“王守仁封伯爵，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赞机务”，不久后，又诏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王阳明接到诏命后，没有欣喜若狂，没有自鸣得意，而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当即上了一道奏疏——《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言辞恳切地请求皇上废除对自己封赏的恩典。在奏疏中，他留下了一段经典名言：“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王阳明认为，平叛成功，一是时势使然，二是大家的努力，并非他一人之功，因此不宜独受大赏，否则就是“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袭下之能”而“忘己之耻”了，否则就会自招其祸。

王阳明是惺惺作态、故作谦逊吗？好像不是。他心体“良知”，对这件大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奏疏中，他一一分析了不敢受封的理由。

何谓“叨天之功”？他说：“宁藩不轨之谋，积之十数年矣，持满应机而发，不旬月而败，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王阳明的话很有道理，当时明朝国运虽已渐衰，官场腐败昏暗日益严重，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程度，希望“变天”的人属于少数，宁王朱宸濠点起了反叛之火，却缺少“柴草”，难以燃起燎原之势。表面看，局势由少数精英左右，实际上，国运从来都由广大民众主宰。但是，只有王阳明一流智者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何谓“掩人之善”？王阳明说：“先宁藩之未变，朝廷固已阴觉其谋，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权，使据上游以制其势。故臣虽仓卒遇难，而得以从宜调兵，与之从事。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是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王阳明将功劳归于上级领导的“英明决策”，虽有过誉之嫌，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阳明，并力劝朝廷给予阳明便宜行事的权力，使阳明在平叛过程中能随心所指，不受掣肘，又在朱宸濠即将发动叛乱时，有意“大材小用”，调阳明去福建平定一个下级军官的哗变，使阳明躲过了朱宸濠的挟持。可以说，没有王琼的支持和保护，王阳明自身性命尚且难保，哪有成就大功的机会？

何谓“袭下之能”？王阳明说：“变之初起，势焰焻炽，人心疑惧退沮。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玙、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人臣今不能悉数，其间或催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夫倡义调兵，虽起于臣，然犹有先事者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赖于众，则非臣一人之所能独济也。乃今诸将士之赏尚多未称，而臣独蒙冒重爵，是袭下之能矣！”

王阳明在奏疏中，指出了很多智勇之士的功劳，表明平定叛乱，全靠大家努力，功劳也是大家的。事实也是如此，成就任何事业，都要靠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无论领导或下属，都只是一台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失灵，便会影响全体；而功劳也不能尽归于某个“重要零件”。但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做到“按劳付酬”，好处往往尽归于那些领军人物，这是大家心理上基本可以接受的“分配方式”，但未必公平合理，永远有改进余地。许多独领功劳而大受其益的人，不知自己侵占了他人的功劳和当得利益，反倒沾沾自喜、自夸自傲，未免恬不知耻。王阳明作为受益者，能清醒是认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能坦然地讲出来，其精神境界确实令人敬佩。

何谓“忘己之耻”？王阳明说：“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当为。况区区犬马之微劳，又皆偶逢机会，幸而集事者，奚足以为功乎？臣世受国恩，碎身粉骨，亦无以报。缪当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鳏旷，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逾分。且臣近年以来，忧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聋，无复可用于世。兼之亲族颠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贪进，据非其有，是忘己之耻矣！”

王阳明认为，为臣尽忠，为官办事，只是本分上的事，办好了谈不上功劳，况且自己身体不好，应该有自知之明，退休回家；况且父亲老病，自己也该回家尽孝，如果贪图封赏，急功冒进，那就是无耻了。

王阳明能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只是“臣子之分所当为”，难能可贵。在现实中，对官员的要求往往很低，“不作为”是很多官员的基本作风，什么也不干，“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也没有关系，偶尔做了一件分内之事，就成了功劳，可以向上级表功，还可以向当事人讨贿赂。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做分内的事，却要求分外的利益，医生“割开肚皮要红包”，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诸如此类，跟王阳明比，太没“良知”了！

王阳明此次上疏推辞封赏，未准；后来再度上疏辞封，仍不准，皇上还是将他该得的封赏给了他，论实绩，他的功劳毕竟很大。

但王阳明跳出自身得失之外，凭“良知”说话，确实说出了祸福的基本道理：人生最幸福且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做自己该做的事，赚自己该赚的钱，过自己该过的日子，享自己该享的福。如果拿不准当得不当得，不妨学学王阳明，争低不争高，争少不争多，亦不失为避祸良方。若是起了贪婪心，希求不当得之名利权势，离灾祸就近了，即使不受明里的损失，也必遭暗里的报应，伤身伤心伤神，甚至留下遗毒，害了儿孙。那又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