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周刊》曾给写专文介绍奇异公司执行总裁杰克·韦尔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学管理学院一位教授的话：“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一个是‘通用’的斯隆，另一个则是韦尔奇。但俩人比起来，韦尔奇又略胜一筹。因为韦尔奇为21世纪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韦尔奇重视底线和结果是有名的，当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开宣称凡是不能在市场维持前两名的实业，都会面临被卖或被裁撤的命运。很多奇异的员工抱怨韦尔奇的要求太严。无论在生产上打破多少记录，韦尔奇总嫌不够。员工就像柠檬，被韦尔奇把汁都挤干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异的中层主管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这位经理也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算了。”在回程的飞机上，韦尔奇叫人送一瓶高级的香槟和一打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韦尔奇的便条写道：“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星期忙得一塌胡涂。”

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用“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手腕”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韦尔奇是其中高手。

“胡萝卜加大棒”便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这一招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例子。朱元璋史称“雄猜之主”，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他当皇帝后，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唯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是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此，他以各种卑劣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朱元璋一旦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对李的态度大变。李善长过去被朱元璋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说他为“独断专行”。过去朱特许李对疑难大事先处理后奏，称赞他为“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就采用又打又拉，伺机清除的手腕。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就借机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示谦意；二是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他来个顺手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出了相位。

二拉，剥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去了对他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自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国戚。

清朝乾隆皇帝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胡萝卜加大棒”堪称空前绝后。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七十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

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只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文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棒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并没忘了“送胡萝卜”的重要性，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路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网罗文人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推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搞了3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感激皇恩浩**；落榜的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比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之职；至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奖。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跃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马上由满脸堆笑换为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甚至处死后而“弃市”、“寸磔”，已死的也得开棺戮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当领导的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恩威并施，拉打结合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恩”重将会使人才产生骄傲的情绪，反之，则会使人才偏离群众。“打”重了可能会使人才产生自卑感或逆反心理反而会为企业埋下一个隐患。所以恩威并施，拉打结合时，要保持领导者头脑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