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让环境成为话语的点缀(1 / 1)

交谈时,说和听双方对话语的采用或理解,都要受特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就说的一方来说,无论是话题的选择,还是话语形式的采用等,都要根据特定环境的需要来确定。

语境会影响说话的效果

语境,指语言本身所产生的说话环境、氛围等,是说话艺术中最不易把握的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状况。

一位早年毕业于某高等院校中文系、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教师退休了,为此,学校为他和另一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退休老同志一并举行了一个欢送会。

与会同志和领导对他们的工作和为人进行了非常得体的肯定和赞扬,相比之下,对那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老同志的赞誉尤多。当轮到两位受欢迎的退休老同志致答谢辞的时候,他们对大家的赞誉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一时间,会场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动情的温馨气氛。作为答谢,话本该说到这里为止,然而,那位老教师并未就此打住,却由人们对另一位“先进”的赞扬引发了感触,并做了颇为欠妥的联想和发挥:“说到先进,很遗憾,我从来也没有得过一次……”话尚未尽,坐在他对面的、平日与他相处得不很融洽的一位青年教师突然抢过话头:“不,那是我们不好,不是你不配当先进,是怪我们没有提你的名。”话语中带着一种不肯饶人而又让人难堪的“刺”,冷不防地,老教师的眼角眉梢被“刺”出了一股感伤的表情,一时间,会场中出现了一种尴尬的气氛。

一位领导见势不对,马上接过话茬,想把气氛缓和一下。照理说,这时,他应避开“先进”这个敏感的话题,转而谈论其他。然而,他却反反复复劝慰那位退休老教师,叫他对“先进”的问题不要在意,说没有评过“先进”,并不等于不够先进,先进不仅在名义,更要看事实,如此等等。结果,一席话等于是把本应避而不谈的话题做了重复和引申,使本已尴尬的局面变得更为尴尬。

说话的时境一定要注意

“时境”是诱发说话的欲望、内容的本源。

人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的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说话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不管是客观地介绍情况,还是主观地抒情议论,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来源于客观现实。因此,说话的欲望、内容等,都是说话人所感知的客观事物“移入”人脑之后产生的刺激诱发出来的。斯米尔诺夫在《心理学的自然基础》中指出:“意识的根源不应到脑的外部,而应该到人的社会生活——人们最复杂的意识活动形式的真正源泉中去寻找。”

不爱说话的人,到了令他兴奋的场合中也常常说起来没完没了。相反的,爱说话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中也会缄默不语。无论爱说或不爱说话的人,其说话欲望的诱发,都与时境有关。人们常说的“有感而发”,就是有感于说话的时境而发。

有一次,一位领导应邀参加“新世纪党员形象”演讲会,他根本不想发言,也没做准备,但在论辩到“党员可不可以下岗”的问题时,他被其他演讲者几乎一边倒的否定意见所激怒,于是,走上讲台,做了生平第一次“即兴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位领导本来不想发言,也没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欲望,是演讲会场这个具体时境,特别是几乎一边倒的否定意见这个具体条件,刺激了他,诱发了他的说话欲望。

所谓“即兴演讲”,大多是说话的时境诱发了演讲者的欲望,使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话来。俗话说:“鼓不敲不响,钟不撞不鸣。”没有特定时境的诱发,往往不会有“说话”的产生。

时境在诱发说话欲望的同时,也为说话提供了可资谈论的话题。

老舍的话剧《茶馆》的第一幕中有这样一个场面:

街上乱哄哄的,正在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庞太监进来说:“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这话一下子打破了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沉闷局面,出现了新的说话时境。于是:

茶客甲: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这两三个月,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

王利发: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此时,关于谭嗣同的谈论议题,是新的说话时境提供的,随着茶馆掌柜王利发“莫谈国事”的忠告,又回到了原来的时境状态。新的说话时境没有了,关于谭嗣同的话题也就结束了。

由此可知,说话的时境是现实生活中与说话主体最切近的部分,能被说话人直接感知,是摆在身边的说话材料,随时可以加进来,成为谈论的话题。

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方式

在特定场合讲话可利用以下三种技巧和原则,以达到理想的说话效果。

1.多角度

有时,场合的变化是出人意料的,如果应对不好,会使自己陷于某种困境。这就要求说话者必须善于变换切入角度,灵活地应对和驾驭各种局面和场合。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出访加拿大,正值加拿大举行反美示威游行。一次,里根总统的演说为反美示威游行的人群所打断。只见里根总统面带笑容对陪同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这种事情在美国时常发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他们是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双眉紧锁的特鲁多眉开眼笑了。

里根高超的说话水平,故意曲解、歪解示威游行的人群来历,不仅解脱了主人的窘迫,又体现了一位大国总统的胸襟与气度。

2.正话反说

利用情境的参与,正话反说,摆脱不利的话语交际环境。

萧何以谋反罪诛杀韩信后,又召集群臣,设下油锅,要韩信的谋士蒯通当众供认和韩信谋反的罪行。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制约下,蒯通无法直陈其词,便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先历数了韩信的“十罪”,接着又列举了韩信的“三愚”:“韩信收燕、赵,破三秦,有精兵四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汉王驾出成皋,韩信在修武,统大将二百余员,雄兵八十万,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韩信九里山前大会战,兵权百万,皆归掌握,恁时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韩信负着十罪,又有此三愚,岂不自取其祸?”蒯通明为数说韩信的罪状和愚蠢,实为韩信鸣冤叫屈,使得满朝文武为之动容,赢得了群臣的同情,迫使萧何难以上手烹杀。

3.利用歧义

利用特定场合,造成情境歧义,为自己说话时打下基础。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校方曾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无理削减一半经费,遭到了与会人员的反对。校长林文庆不但不予理睬,反而阴阳怪气地说:“关于这件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付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立即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银币,“叭”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有钱,我有发言权!”这么一下,使得林文庆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鲁迅讲的“有钱”和林文庆说的“有钱”是两个概念,二者所包含的语意相差甚远,鲁迅正是巧妙地利用交际环境造成的歧义,给林文庆当头棒喝,压下了他的气焰,打乱了他的阵脚,实现了当众讲话的目的。

利用合适的社会环境说话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用语言,而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又渗透在语言之中,制约着语言的运用。社会环境,指社会场合,包括时间、地点、气氛、事件背景、人事关系等。文化环境,指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与传统。我们在讲话中要善于运用这种社会大环境,来衬托自己说话的小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毅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见,解放全中国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过不了几天,阿拉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相了?(用生硬的上海话)”台下充满笑声,这样的话在那个社会环境和具体场合中显得十分得体,而且出语幽默,又鼓舞人心。

切情切境,是成功讲话的重要条件。陈毅元帅对当时报告的场景氛围的辩证运用,打破了风格的表面统一,从而很好地适应了“行将进入上海”这一题旨情境,应情应景,耐人寻味。

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大的社会环境,诸如地点、实物,但它们一旦附属于某种社会力量所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就成了社会环境。例如,在国家级的外交谈判中,地点的选择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谈判双方的领土上轮换举行,或者选择第三国作为谈判地点。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朋友家里说话时,总有一种客人心态,说话也总是显得拘谨一些,可在自己家里接待朋友,就显得无拘无束了。这种主人心态,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优势,人们把它叫作“居家优势”。

交际中有时地点的改变也可形成不同的环境,从而有利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发表有针对性的讲话。

例如:有些领导者发现问题后,往往请下属到自己办公室谈话。办公室是上级办公的地方,下属来到这里,很容易联想到上下级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必须服从”的心态。这样,本来是对等的两方,因为地点这一特殊社会环境的参与,使得对等的双方变成了主动与被动的两方。由此,主动一方便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势头(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差异,绝不是“以势压人”)。以此类推,如果顾客与营业员发生纠纷,经理应巧妙地把顾客诱导进自己势力所能影响的范围——经理办公室。这样既可以避免事态的扩大,也可以使这位顾客与围观者隔绝,避免接受人群中一些不良反应而进一步增强不满情绪。所以,经理室实际上成了一个有利于处理问题的小社会环境。反之,如果为了加强联络、增进信任和友谊,领导人员则应走出“领导效应区”,到职工宿舍、食堂、俱乐部等地方去,以便于放开话题,使双方无拘无束。这类非语言因素,有时正像看不见的磁场,有着极其强大的特殊效应。

由此可见,利用合适的社会背景说话,可明显提高说话效果。这就要求我们用敏锐的思维和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去洞悉社会大背景,并善于利用眼前的实物、身处的地点营造有利于自己说话的环境。

学会利用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交际的时间、地点、具体场景。时间,小而言之是指年、月,大而言之是指时代;地点,小而言之是指大庭广众、居家密室,大而言之是指城镇、乡村、野外;具体场景则指由一定的时空因素以及交际情景有机组合而成的言语交际场合。例如,人家办喜事时,你便不能谈令人丧气的话题;人家悲痛时,应忌谈逗乐的话题。在大庭广众中演讲、报告时,应谈与主题有关的话,不可玩世不恭、草率应付;散步聊天时,则具有随意性,离题或许更有离题的乐趣。

利用自然环境来增强说话效果时,有时可以借用季候景物,诱发说听双方的共鸣。如郭沫若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发言,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结尾的:“春分已经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当时郭老卧病难起,故做此书面发言。这个发言一经宣读完毕,会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通过实况转播,又在整个科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郭老在这里运用“春天”这一季节环境,画龙点睛,效果显著。

说话总是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进行,而时令、地理环境、自然景物往往因人的主观感受不同而附上不同的情感色彩。因此,若能结合自然环境来组织话语,往往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另外,自然环境对说话时的声音也有着相当的限制,例如,在肃静的图书阅览室里,只有书页翻动的唰唰声和用笔写字的沙沙声。若有人进来办事,非说话不可,也只能悄悄地耳语几句,声音小得别人难以听见。如果有人大声说话,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要接受随之射来的一束束责备的目光。两个人在办公室里促膝谈心,一般声音就可以了,说到机密处,还可以放得更低——窃窃私语。如果两个人相距较远,或在嘈杂的闹市上说话,就得高声呼喊。

不同的言语表达不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气氛,如果不注意说话的语境变化,我行我素,不知变通,不仅起不到说话的效果,有时反而会使谈话无法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