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戴军用耳机的孩子。作为一名秘密的聆听者，当年，和我的那些诗人朋友们躲在荒芜的被关闭的工厂屋舍里，用最低的音量来收听短波电台里的古典音乐节目，我用一本俄文版的叶赛宁诗歌选集来交换听短波电台里古典音乐的“入场券”。在那个铁幕般的年代里，有几个少年能读懂俄文版的诗歌呢？灰蓝色的叶赛宁诗集封面，如同受惊的海鸥和白桦林幽深的眼睛一样的俄文单词。那些我们的世纪发不出来的音，就是诗歌，就是缪斯女生的被禁止的低语，从短波电台里嘈杂的干扰声里照亮我们的白夜。我们交换着秘密的书籍，比如手抄本的没有书名和作者的小说、巴黎公社味道的诗句；交换着我们的父辈手里珍藏着的或者来路不明的东欧黑胶唱片，作为聆听短波电台的背景活动。那个时候我连贝多芬是谁都还不知道。1975年，我多大了？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戴着军用耳机，在姐姐们的家里收听国外电台里播送的拉赫玛尼诺夫。我被第二乐章给迷住了。虽然干扰噪声太大了听一会儿耳朵就会受不了，但是多年以后我用高保真的音响设备来重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有着浓厚干扰声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诗意和迷人的如同被洗净了的俄罗斯原野的浩渺的优美了。记得当年我的穿着军装的姐姐们总是让我代替她们来“监听”国外电台里的夜间古典音乐节目，面对不胜其烦的强大的干扰声，我的姐姐们将之形容为“空袭警报”。是的，我的勇敢如女神的姐姐们带领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去领略俄罗斯音乐那有着空袭警报般的美的田野和白桦林、河流、太阳般神秘的东正教教堂穹顶。多年后，在看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鲁伯廖夫》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姐姐们，她们现在在哪里？当年她们穿着军装，有着俄罗斯的“空袭警报”般的美。

2007年左右，当年的一个姐姐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这些年来天知道她们在哪里。记忆总是和童年一样奇怪，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你的昨天就已经变得模糊了，你和你的童年切断了血脉联系的河流。我的军装姐姐“偶然”买到了我的第一本书《流亡的语速》。她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电话和地址（就像当年她们总有办法搞到内部出版的禁书，比如我读的第一本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就是她们慷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记得她们还能搞到香水和外国饼干、难吃的波兰黑巧克力，她们的圈子里有个秘密的资产阶级的小黑市）。那次姐姐送给我一副奥地利AKG牌子的监听耳机。那款据说价值几千元的耳机是国外电台工作用机。还记得当年你用军用耳机听“敌台”的事情吗？我的姐姐，当年的“女兵”这些年来一直在前南斯拉夫，一边开着大音量的电台音乐一边驾驶着越野车穿行在黑市和她的电台之间。她多年前就去了南斯拉夫，以她的背景，为什么不去欧洲读书，或者去俄罗斯？“我就是喜欢硝烟弥漫的城市，被炮火空袭的废墟，别人都跑了，只有我开着吉普车到处帮别人找吃的，铁托后的南斯拉夫分裂成好几个国家。我走遍了他们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秘密的黑市，就像我们当年一样。”记得那次她还送了我一套俄国流亡作曲家梅特纳的唱片，是贵死了的小公司的录音。那一次我们在我家听的是一张ECM公司出版的格鲁吉亚作曲家坎切利的《流亡或为策兰诗歌而作》，是难得找到的宝贝。当幽深的长笛响起来，我感到我回到了我戴着军用耳机找寻命运女神最初的秘密的年代。

在那个铁幕的年代里，我正是从我的姐姐们那里，第一次读到了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但是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好像对读她们男友们的来信更感兴趣。是的，我相信未来，但是怎么也没想到要过了30多年后，我才见到诗人本人——在我的一位诗人朋友的厨房饭桌上，我第一次和食指本人说话，我带着浓重的拉赫玛尼诺夫耳鸣，听他背诵《相信未来》。这个时刻我早年的姐姐们在哪里呢？她们早已为人妻为人母，有的远涉重洋，有的早已成为我不认识的人，时间是多么让人惊心啊。

我想起这些过于喧嚣的往事，我的姐姐们如同被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公主，带我混入军队大院去看革命样板戏排练，去内部小食堂的舞会吃点心，还有味道奇怪的红酒。据说肖斯塔科维奇作曲和演出前就喝这个牌子的红酒，她们这样告诉我，然后仰头哈哈大笑。她们抽烟，都有小提琴而我却从来没看见她们拉过。她们是我的爱乐户口簿，我跟着她们伴随着短波电台的干扰声，记录下了拉赫玛尼诺夫、老肖、里赫特、奥伊斯特拉赫（她们喊他大卫），甚至玛丽娅·尤迪娜等俄罗斯音乐家的名字，当然还有卡拉扬、富特文格勒。她们如同天使一般，往往在强烈的干扰声里才听了几分钟就抢着告诉我：这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老肖，这是里赫特在独奏，他的钢琴声最容易识别了，这里进入的小提琴肯定不是大卫的，大卫的琴声没那么晦涩。她们都有一双爱乐女神的金耳朵，奇怪的是她们后来全部没有从事和音乐有关的职业，连卖小提琴开琴铺的都没有。但是在那个铁幕的年代里她们启蒙了我。

有多少次，在看内部罗马尼亚电影的时候，她们低声谈论的却是被秘密偷运过来的俄罗斯古典音乐唱片，那种薄薄的类似黑胶的苏维埃唱片。因为找不到唱机，她们甚至没有办法来听。更多的时候，我被她们派出去借笨重的东欧老式手摇唱机来听她们新搞到的黑市唱片。她们喜欢用“黑市”这个时髦的词。黑市的叶赛宁、黑市的小提琴手新唱片、黑市的罗马尼亚电影票、黑市的日本香水和丝袜。军队大院里的女孩们神通广大，她们几乎能搞到一切东西，唯独搞不到老式唱片机。于是我被派上用场，拿着她们写在机要便签上的潦草地址和爱乐黑话，有的时候还要带上些红酒和味道难吃的东欧巧克力，去音乐学院，去建设委员会或者什么学校的图书馆等古怪的地方，找一些神秘的人。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总有办法搞到唱机来不受干扰地沉醉在秘密的古典世界，虽然这个古典音乐世界同样有着强烈的苏维埃铁幕的味道。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听了那首献给斯大林同志的交响乐，我小拳头紧握，叶赛宁的诗句随时准备脱口而出，姐姐们个个热泪盈眶。我们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莫斯科红场，我们回到了浩渺的涅瓦河岸，我们不在乎如汹涌河流般的大清洗和肃反，我们和奥伊斯特拉赫同志的苏维埃狂欢小提琴擦身而过。那个时候，我13岁，我的姐姐们17岁、19岁或者23岁，我们还没有读到过阿赫玛托娃写于60年代的安魂曲般浩大的诗歌。

“回忆录犹如低像素缪斯”，这是我昨天在听一张《走出俄罗斯》的唱片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话。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在看她们的姐姐穿海军军装的影集。我感到了空气中突然充满了异议主义的秘密的味道，我感到我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凛冽的寒冷空气中，我和我的穿军装的姐姐们戴着军用耳机秘密听短波电台的那些岁月。在那里缪斯女生是秘密的，在那里青春最初的信仰是秘密的，在那里有我们所忘记不掉的铁幕岁月，多么压抑的模糊不清的回忆啊，是一种真正的禁忌。在经历过几乎半个世纪的漂泊后，那名突然又被命运女神派回到我幽闭的书房里给我送来一副AKG耳机的姐姐后来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说，当年的我们是如此热爱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到了多年后我在欧洲在伦敦东部的唱片行里，戴着耳机听到没有任何干扰声的梅特纳弹奏的他的钢琴曲后，在我听到欧洲钢琴家演绎的“非苏维埃的拉赫玛尼诺夫”后，我觉得才真的听懂了他。而那启蒙的伴随着旧时代的空袭警报般的来自苏联电台里的拉赫玛尼诺夫，是被扭曲的铁幕的回声，是世纪性的疼痛，是反安魂曲。

是的，那就是我们低像素的缪斯。有多少岁月就有多少这样几乎让我们挥不去的沧桑之痛。但那曾是我们多么真诚的秘密的信仰啊。透过拉赫玛尼诺夫，我们低像素的缪斯在多年后才为我们拂去命运的迷纱，在铁幕波涛汹涌的那些岁月里，不管我的那些勇敢的布尔乔亚的姐姐们现在变成了什么，她们依旧穿着军装，成为一个男孩和缪斯女神的秘密连接者，成为那个年代男孩子们最勇敢的心，成为早于时代被写出的诗句，成为通过秘密边界的暴风雨或暗号。

是的，我秘密见证着这一切。在多少个秘密的夜晚，在充满了被流放的星星味道的电台前，我见证着她们美丽的十七八岁的青春，那些男孩子们写给她们的情书混合了俄罗斯音乐的凛冽的味道，和少女们芳菲的味道。而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坐在诗人和画家严力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家里——那是1992年？我想起来的却是我小时候用军用耳机听到的拉赫玛尼诺夫那穿透了铁幕的音乐。那一次去了不少有名的诗人，大家都在谈论诗歌，后来开始朗诵，唯独我一个人被他们的朗诵变回到早年那个“戴军用耳机的孩子”。

现如今我已极少用耳机听音乐，但是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耳机的秘密爱好者。即使在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我就相信，用那些暗绿色的只有出现在电影里的军用话务耳机来收听秘密电台，是一件冒险的聆听历险。在我们那个年代，一边小心翼翼地听带着强烈干扰的古典音乐，一边担惊受怕地提防有人来踢开你的门。而用耳机来收听经过特殊改装过的收音机，在那个铁幕的年代里，是一种逃避被监视被举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我用军用耳机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老柴、拉赫玛尼诺夫、老肖和马勒的音乐。

现在，我在有了2000多张古典音乐唱片之后发觉，我最怀念的还是在姐姐们的家里，用她们搞来的军用话务耳机收听失真电台的那些时刻。在那里，我的神通广大的姐姐们用音乐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被用来聆听音乐的一生，我的孩子般的秘密的听或者秘密的向往。现在，我有的时候还会记混她们的名字：小英、卫红或者“冬妮娅”，我早就和她们失去了联系，连她们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张。我是怎么认识她们的呢？这到今天也是一个谜。

大概是在2003年，我和朋友们坐了4天的越野车进入藏区，经过康定到达一个叫丹批寺的白教寺院，喇嘛们告诉我一天前电影明星宁静刚刚离开寺院，她们一行人的高山反应比较强烈。我当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印象不是那部阳光灿烂的电影，而是那些穿着军装和我一起守候在夜间电台前的姐姐们，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和电影演员宁静讲讲她们，是她们让我带着军用话务耳机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不堪回首的铁幕的年代里。我是多么希望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宁静扮演的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小英——那是一个少年懵懂的初恋啊。

在那个藏传佛教的寺院里我住了4天，我听藏族女孩和我说电影明星宁静一行人的事情，心里却有点后悔没有带我的iPod——那里面有我“烧”进去的全部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夜晚安静地收听古典电台里的钢琴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拉赫玛尼诺夫是和一群中国的神通广大的女兵们搅和在一起的，尤其是我每次听到“拉二”的第二乐章，那些美丽的女兵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代替拉赫玛尼诺夫本人，代替阿赫玛托娃，代替那本俄文原版的灰蓝色封面的叶赛宁诗集，也代替所有的缪斯女神，在重新穿透那汹涌波涛的铁幕年代，为这个缪斯早已被遮蔽的时代重新找回信仰的前奏曲。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好几次忍不住要拨通那名送我AKG耳机的姐姐的电话，据说这是一个伦敦的号码。她现在的英文名字叫安娜，在那个年代我们叫她拉赫玛尼诺娃，我到今天也没搞清楚她的本名是什么。如果没有她送给我的价值数千元的高保真耳机，没有这个她留下的伦敦电话号码，我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担心我当年和姐姐们一起秘密收听古典音乐电台的事情是不是全部是一场幻觉或者妄想。“安娜”很认真地坐在我写诗的椅子上纠正我说，当年我们一起收听古典音乐的不是经过特别改装过的电台，而是一种“根德”牌的德国产短波收音机，她嘲笑我的记忆是多么的不靠谱。她说我和她们是在一个少年宫灯谜晚会上认识的，她甚至说当年我特别地为她的黑缠发丝带而着迷，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0岁。是的，那个时候安娜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裤，带着我在好几个军事大院里瞎跑，她说我当时总是帮她们传递情书给男孩子们（这个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代价是我可以给她们朗读叶赛宁或者穆旦的诗歌，而她们对我结结巴巴的朗诵毫不在乎，嘻嘻哈哈地聊着苏联短裙或者匈牙利香水，当然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被带进她们的小圈子里的。

“安娜”说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她们这个圈子里的外来人，是鲁莽的闯入者——为了老柴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理由。我那一次徒劳地向她打听其他“姐姐们”的情况，她们现在怎样？都嫁人了吗？有她们的照片吗？“安娜”却转移了话题谈起了她在国外开始读阿赫玛托娃诗歌的事情，也许她也早就和她们失去了联系，也许她想最大限度地为我保持那个当年神通广大的小圈子的神秘感。那个当年把我秘密带入缪斯行列的穿着军装的姑娘们，有着低像素缪斯的模糊的乡愁般的神秘，“你是在少年宫认识我们的，当年你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爸爸是四野的。她送给你的叶赛宁诗集你还留着吗？听说她现在好像在德国，我们完全没有联系的”。

2009年的秋天，我收到了两件来自德国的包裹，我的心猛地被刺痛了。第一件是诗人也是《今天》杂志以前在德国的发行代理人宋新郁先生给我邮递的两本1992年的《今天》杂志，简短的附言里有一行诗人多年前的一句诗，“当季节的噩耗从北方传来”，这句诗猛地一下子唤醒了我的青葱岁月。另一个邮包里是唱片，没有留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是两张俄国流亡钢琴家根据茨维塔耶娃诗歌改编的前奏曲。我的心一紧，我多么希望是小英邮递给我的，陌生而熟悉的娟秀的信封字迹好像也证实着这一切。我感到我和那个铁幕后的秘密的我们重新恢复联系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托她的德国友人给我邮递的两张唱片。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到苏维埃钢琴家里赫特演奏的“拉二”的激光唱片，花去了我几乎一个月的工资。而在早10多年时，我就已经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过他这个版本的电台转播。世事就是这样奇怪又有着命定的前兆，这张唱片我听了大约有几百遍了，旋律我都可以哼出来，从那里面说不定可以重听到我们的青葱岁月——那有着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秘密的爱乐时光，在那里，少女们依旧为穿过了铁幕的音乐流亡女神而颤栗。

附记：

现在，爱乐圈里用老柴、老肖来谈论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什么的，表达的是一种家里人的亲切。而在那个年代，在我勇敢的姐姐们的戴着军用话务耳机的秘密生活中，为了逃避危险，为了要自由地有尊严地活下去，我们用老柴、老肖来作为一种暗号，一种躲避危险和被检举批判的安全通行证、一种精神流亡的代称。我还记得她们经常说起的一个名字：马政委。多年后，我才知道她们口中的马政委不是送她们军用耳机的什么军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不过，这也太离谱了吧。我至今仍旧不知道，少女们为什么把多愁善感的作曲家马勒称为政委，在我听了100多种马勒的唱片之后，我仍旧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所以，当年，那些监视者和告密者们肯定也不会从马政委这3个军事管制般的字中闻出些微资产阶级反动、离愁的异议气息，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