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于2007年12月22日盛大开幕，迎来了开幕演出季。演出季到4月6日结束，闭幕演出是法国作曲家拉罗（édouard Lalo）的冷门歌剧《伊斯国王》（Le roi d’Ys）。根据公布的演出季小册子，演出季期间共举办40场音乐会、演出6部歌剧。音乐会中的不少亮点已经过去并激起了媒体报道和民众参与的热情，诸如小泽征尔与凯瑟琳·巴特尔、郎朗和瓦丁·莱宾（Vadim Repin）的新年音乐会、迪·卡纳娃女爵的独唱音乐会、伦敦爱乐乐团与库特·马舒尔（Kurt Masur）的音乐会。即将到来的外国知名演出团体还有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与纽约爱乐乐团，以及法国老牌指挥家米歇尔·普拉松指挥的拉罗歌剧。歌剧方面的亮点则是开幕演出的瓦列里·杰吉耶夫（Valery Gergiev）指挥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管弦乐团与合唱团的鲍罗丁《伊戈尔王》。

其实开幕演出由杰吉耶夫团队带头是早就钉上铁板的事情。原本打算邀请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但由于采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制作需要支付昂贵的版权费用只得作罢。杰吉耶夫提议成本较低的《黑桃皇后》，被告知曲终的谋杀场景不吉利，不适合开幕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结尾尚可，但过于资产阶级情调。《鲍里斯·戈杜诺夫》反映的倒是工农生活，但讲的是反革命暴动，与和谐社会的主旨背道而驰。最后妥协的方案便是《伊戈尔王》。

如果把象征开幕演出季分量的国外指挥家按照年龄从高到低排列的话，分别是马舒尔（1927年）、马泽尔（1930年）、普拉松（1933年）、小泽征尔（1935年）和杰吉耶夫（1953年）。其中最年轻的54岁，最老的80岁，平均年龄73岁，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国际一线的国外独奏和独唱方面的排列是：卡纳娃（1944年）、卡雷拉斯（1946年）、巴特尔（1948年）、莱宾（1971年），平均年龄56岁，即将晋升“6年级”。而上述花名册中，除了莱宾与卡纳娃是首次造访内地外，其余艺术家和团体均来过中国，有的已是这里的常客，诸如杰吉耶夫/马林斯基和普拉松。从演出效果来看，《伊戈尔王》作为开幕演出已引起巨大争议，而听众的音乐会礼仪和素养之差也得到诸如美国《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点名批评；伦敦爱乐并无亮点，巴特尔和卡雷拉斯显然已过巅峰期，唱得撕心裂肺。但是作为开幕演出，艺术水准往往是其次，影响力和效应才是首位的。不过鉴于“老面孔”和“老人”居多，风风火火的盛大开幕式过后，很难令人再对大剧院内的演出产生新鲜感。

具体分析的话，马泽尔、小泽征尔和马舒尔都已经或马上分别从各自的总监岗位上退休。本次伦敦爱乐亚洲其他地区巡演的指挥是该团的首席指挥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小泽征尔今年将从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退休，由奥地利指挥弗朗茨·威尔瑟-莫斯特（Franz Welser-M?st）取而代之。马泽尔2009年与纽约爱乐乐团的合同到期，由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接替。而另一位中国女指挥、也是乐团副指挥的张弦也在港台地区频频亮相，唯独缺阵内地。如上演出都有着足够的商业赞助，比如劳力士赞助卡纳娃、瑞信赞助纽约爱乐、阿联酋地产公司赞助伦敦爱乐，大剧院大可不必担心票房和出场费。不过即使在有着良好赞助、且正逢天时地利人和的开幕演出季，大剧院依旧保守而固执地在延续中国古典音乐演出界的通病，对新人不管不问。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家大剧院仅仅名副其实地成为又一个演出场所和旅游景点，而在改变人们音乐生活、主导演出市场而不是迎合市场等高端层面毫无建树。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剧院演出人才奇缺但结构臃肿（大部分员工都是技术人员），内部管理存在问题（过于依靠海外经纪公司操持音乐会），另一方面也是领导层缺乏高瞻远瞩所致。

参演的国内团体包括深圳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和澳门乐团。在这其中，中央、北京和国字号团体均在2007年6月份公布的艺术委员会中有所体现，诸如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兼艺术总监谭利华、中央歌剧院院长兼艺术总监俞峰、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兼党委副书记关峡和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林文增。其中最名不见经传的非2004年成立的上海爱乐乐团莫属。这支乐团是由胡咏言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改制而来，乐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总监陈佐湟。乐团的演奏水准和内部管理一直存在问题和缺陷。除短暂公布过2006—2007演出季外，时至今日这支每年政府补贴额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的乐团尚未出炉2007—2008演出季，在上海本地的常规演出场次和数量屈指可数，乐团的执行艺术总监许忠更是在2007年出走乐团，自行建立了东方小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如今处于没人管的半闲置半松散状态，连“地方级”音乐厅都少有涉足，却还能进入“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连演两场，陈佐湟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于是明眼人会发现另一位京城音乐大鳄余隆缺席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他麾下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这两支内地交响乐团经费位居前两名的乐团也缺阵开幕演出季。虽然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新闻发布会上陈佐湟宣称“希望余隆能率部参加”，但这一具有外交辞令、缺乏诚意的口头意愿与实际行动尚存天文距离。2000年余隆成立中国爱乐乐团，从陈佐湟的中国交响乐团（以下简称“国交”）“挖走”大批人马，导致“国交”濒临倒闭，从此一蹶不振，陈挥泪告别“国交”的惨剧在过来人那里依然历历在目。后来陈佐湟进驻上海爱乐乐团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陈佐湟离开“国交”属于心理脆弱，逆境下无法求生，恐无法担当重任。上海爱乐乐团在艺术和管理两方面的无所作为则是陈佐湟能力有限的证据，排挤许忠则属于心胸狭窄。如今他依仗老师靠山卷土重来，可谓咸鱼翻身。2000年余隆釜底抽薪一仇自然不得不报，而国家大剧院就成为陈佐湟出气的阵营。其实将私人恩怨和旧账上升到“国”字号剧院显得非常幼稚。余隆是位少说多做的干事的人，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是京城一大音乐盛事，均是大剧院无法避开和绕开的中流砥柱，反之亦然。与其落井下石，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也好显示剧院方海纳百川的气魄。可惜的是陈佐湟令人大跌眼镜地在开幕演出季安排了两场音乐会给自己的上海爱乐乐团，而弃中国爱乐、广州和厦门等地素养上乘经验丰富的乐团于不顾，发出的信号简单而危险。古典音乐演出的“老年化”、“老面孔化”（外团方面）和“封闭化”（内团方面）是国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季的特征，也可以归纳为败笔。不过作为表演艺术中心在演出以外依旧有很大作为。我在艺术教育普及活动中看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新意和特色。美国林肯艺术中心、肯尼迪中心和英国巴比肯中心都有强大的音乐教育部门作支撑，而艺术教育项目的质量也是衡量演出季优劣的重要指标。培养听众和艺术爱好者的普及活动曾经在京城热闹空前，但目前已急剧萎缩，所剩阵地寥寥无几。保利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世纪剧院等京城主要演出场所以及各大院团都没有常年且有规律的普及活动。而大剧院资金最为匮乏、人手最少的艺术教育普及部开创了周末普及音乐会和经典艺术讲堂两大板块内容，仅仅在3月份就举办与古典音乐相关的3场音乐会和5场讲座，此外还有关于舞蹈和戏剧的活动未计算在内。普及音乐会逢双周周日上午在音乐厅举行，由毕业于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的指挥家、陈佐湟在上海的“前任”胡咏言亲自撰写脚本和编排并指挥中央音乐学院EOS乐团，轻松活泼，语言诙谐，引人入胜，有点“大材小用”。倘若操作得当并能得到大众媒体呼应的话，大剧院的普及活动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京城古典音乐普及的滩头阵地和重地，并且极有可能对整个市场产生垄断，但我更愿相信会是良性的竞争，因为具有亲子性质的普及活动拥有巨大的市场，入场券销售“以一抵三”，也拥有同样巨大的意义，关系到严肃音乐的可持续发展，利国利民。

2007年12月《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