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一位在世界文坛上声誉卓著的美国现代作家。他的创作风格独特，文笔清新，文体简约，被人誉为“开一代文风”的杰出作家。1954年，他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平与创作

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生于美国芝加哥市郊的奥克帕克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医，喜爱钓鱼、打猎等活动，母亲虔信基督，有较高的艺术素养。父母亲的遗传因子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对他一生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17年10月，他中学毕业后进入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该报是当时美国相当有影响力的报纸，对记者要求很严，强调记者写稿“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用动词，删去形容词”、“能用一个字表达的不用两个字”等。海明威在这里受到了良好而又严格的训练，这对他以后形成简洁凝练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5月，他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自愿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此后作为美国《星报》和赫斯特报系的驻欧记者常驻巴黎，耳闻目睹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广大欧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血与火的历史从此铸进了他的灵魂，他的创作也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海明威的一生，经历极为丰富而又多姿多彩，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滑雪、打猎、拳击、斗牛等这些富于冒险性质的活动他都喜欢。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别具特色的生活体验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审美视野，最终外化为他作品的艺术内容。

1923年，海明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寓言、诗歌和短篇小说等作品。1923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出版。在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中，海明威着重塑造了暴力世界中孤独的个人形象——涅克，在艺术上已经形成含蓄简约的风格。到1926年，他已经出版了三个作品集和一部题名《春潮》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逐渐显露出来的独特风格引起了批评界的重视。

1926年，在海明威的创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小说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个美国记者，他因为在战争中下部受伤而失去了**能力，所以无法与自己相爱的女友勃瑞特结合。战争给予他的身心健康以严重的摧残，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使他对整个生活都感到迷惘、厌倦和颓丧。这部作品深刻地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失落感与幻灭感，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失望与迷惘的情绪，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并出版了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这个收录了14个短篇的小说集中，海明威塑造了一系列临危不惧、笑傲死亡的“硬汉”形象，对这些斗牛士、拳击手们表现出来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给予热情的赞扬。同时，他在创作中喜欢表达的孤独、爱情和死亡的主题，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

1929年，海明威发表了《永别了，武器》，从此进入创作的成热时期。

30年代上半期，海明威移居古巴。他发表了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冰山原则”，指出作家必须要有丰厚的生活与感情基础，创作力求做到含蓄简约，作品应该像在大海里庄严宏伟地移动的冰山一样，“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这样，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193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短篇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幻想与现实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了一个作家临死前的反省。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赴西班牙报道战事。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斥责法西斯主义，并发表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民主运动的大型剧作《第五纵队》（1938）。西班牙抵抗运动失败以后，他回到了古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小说写美国教员乔顿自愿来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集中展示了乔顿炸桥前3个昼夜的活动，包括游击队内部的分歧，胆小怕死的游击队长与他勇敢坚强的妻子之间的矛盾，纯朴、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情绪，乔顿和一个西班牙姑娘的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和牺牲。小说以民主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表达了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

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华报道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表示了同情和赞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政府资助，他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反潜艇巡逻艇，在古巴北部海面进行巡逻达两年之久，后又以随军记者身份亲临欧洲战场参加战斗，多次受伤，被授予铜质奖章。

战后，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发表中篇名作《老人与海》，这是他二十年代以来描写的“硬汉性格”的继续和发展。小说描写了古巴渔民桑提亚哥为保住自己历经艰辛捕到的大鱼和鲨鱼群殊死搏斗的故事，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寓言性和象征性。小说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歌颂了人类在逆境中激发出来的勇气与尊严，表达了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精神永远不倒这样的主题思想。桑提亚哥在同象征厄运的鲨鱼的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在厄运面前屈服，认为人虽可以被对手暂时打倒，但人的精神和意志是永远也打不垮的。小说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部作品特别之处还在于，海明威通过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纠结和冲突悲剧性地展开，从而传达其生态思想。一方面桑提亚哥在与象征自然力量的马林鱼和鲨鱼搏斗的过程中，表现出永不言败的硬汉精神和战胜困难的信念；另一方面，海明威并没有把桑提亚哥塑造成对自然无情无义的征服机器，也没有将自然看作完全的“他者”，在老人身上明显流露出对自然的爱甚或崇敬。例如，老人把鱼看成自己的兄弟，当成朋友，他自言自语地说，“大鱼也是我的朋友……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了不起的鱼”。由于他对自然的爱，桑提亚哥不时对自己实现“自尊”的行为方式进行反思和怀疑，并进行自我批判。这种超前的生态意识，不仅体现了海明威对自然的爱和崇敬，而且还表现了他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博大深沉情怀。因为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他获得了1952年美国最高文学奖普利策奖。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因海明威“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和“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对他早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残暴、愤世嫉俗和冷酷无情的特点予以批评。他在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着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海明威以自己卓越的艺术创造实践了自己的宣言。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回到美国，晚年因受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折磨，加之创作力衰竭，精神上十分痛苦。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里用猎枪自杀，以这种极端的人生选择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海明威的生命历程是极不平凡的，他一生饱览异域风情，四次结婚，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身负重伤而又幸免于难。作为一个经历丰富，极富现实感和正义感的作家，他一生都在积极探索现代人类在荒诞世界里的出路。他常常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战争、暴力和死亡，揭示现代社会和人类生存境遇的本质，严肃而执著地探寻在痛苦世界中迷惘的人们的精神突围。在艺术上他坚持用简洁凝练、含蓄深沉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感情内涵，从而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为世界叙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永别了，武器》

1929年，海明威发表了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这部小说以作者在意大利的经历为基础写成，海明威称其为“与在意大利发生的整个战争和男女之间爱情有关的一个长故事”。小说的名字既可解作“永别了，武器”，又可解释成“永别了，爱情”，精当地概括了小说所要表达的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双重主题。小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年再版4次，被公认为是20世纪欧美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反战杰作。

作品的主人公亨利是一个志愿参加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在意大利前线救护队里任中尉军官。参战的第二年，他在驻地结识了也是志愿者的英国女护士凯瑟琳，两人相互吸引。相识之初，亨利是用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凯瑟琳的，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心灵逐步靠近。很快，战争把二人分开，亨利身受重伤，在医院与凯瑟琳重逢，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产生了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正逢意军战败溃退，在慌乱地撤退途中，亨利因口音不纯被意大利军警误认为是德军间谍而遭逮捕。在被枪毙的危急关头，亨利机智逃脱，并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凯瑟琳，决意从此告别战争。两人逃到中立国瑞士，共度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但好景不长，凯瑟琳因难产不幸死去，极度悲痛的亨利孤零零地徘徊在空虚冷漠的世界上。

亨利是一个反战的消极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代失去了生活信念与方向的悲剧典型。他那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变化，极富时代特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典型写照。

亨利原本是个在意大利学建筑的美国青年，不乏单纯、正直、美好的天性。在美意当局战争宣传的蛊惑之下，他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军营，来到意大利前线，但现实却与他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他没想到这场战争原来是毫无意义的人类之间的相互大屠杀。他在前线遇到的人，从广大士兵到中下层军官，人人都憎恨和讨厌“该死的战争”，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他们指出：制造战争的是统治阶级，流血牺牲的是老百姓。这种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对身临其境的亨利不无影响，使他多少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丑恶。因此，他附和这些反战言论，同情不幸者，甚至帮助逃兵。随着行伍生活时间的推演，他切身感受到：这场战争把他推出了生活常规，并把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变成了疮痍满目的“荒原”。在这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荒原”上，亨利作为一个单纯而正直的青年，既找不到美好幸福的生活，也看不到人生意义和价值，因而感到心灵空虚、苦闷、彷徨、迷惘，跟着朋友们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来了。这个阶段的亨利由一个单纯正直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失去生活信念与方向的迷惘的青年，对战争的态度也由志愿参加到厌恶，但还没有从爱国幻觉中彻底清醒过来。

作为一个迷惘的青年，亨利在与凯瑟琳相识的初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只是觉得与凯瑟琳调调情“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不过是“一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样”。但随着与凯瑟琳的关系的发展，两颗孤独的灵魂相互走近，相互安慰、温暖，真正的爱情萌发了，空虚、孤独的心灵找到了归宿。

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件大事——亨利受伤住院。这件事给亨利生活的转折提供了契机，一方面使亨利有机会深化与凯瑟琳的爱情，另一方面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使他能够冷静地观察社会现象，采取新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他被炸伤时正在吃干酪，军方却以战斗“英勇”而授予他奖章，官方所说的“神圣天职”、“军功的荣誉”和“英勇牺牲”之类堂皇的言词，在他心中一下子就抹去了灵光，暴露出真正的本质。他住院期间，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了解各阶层人物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特别是他亲眼目睹了米兰一片醉生梦死、赛马赌博的腐败现象。前线给养不足，而后方上层社会却挥金如土，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状深深刺痛了亨利的心灵，为他下一步的彻底觉醒奠定了基础。

亨利带着惨痛的身心创伤与凯瑟琳巧遇重逢，美丽、温柔的凯瑟琳用她那纯美真诚的爱心治愈了他的创伤，凯瑟琳的爱情之烛驱散了他心中的迷雾，他开始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决心改变自己过去那种随波逐流、行迹**的生活状态，热烈地去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爱情使亨利的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却还不能促使他与战争彻底决裂。此时，军人的“义务”观念依旧左右着他的行动。他觉得自己既是个军人，那么履行军人的职责，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可是他重返前线后的现实却是对他“义务”观的极大嘲讽。意大利军队腐败不堪，士兵流血牺牲而军官贪生怕死，特别是亨利在意军大溃退中仅因口音不纯，就被意大利军警当作奸细要就地枪毙，这对亨利所要尽的“军人职责”是一个无情的嘲笑，他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他衣领时就停止了”。意大利当局“爱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破产了，美国威尔逊总统“使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安存”的骗人旗号也彻底撕碎了。在这个极其残酷的环境中，亨利的思想性格发生了飞跃，他勇敢地抛弃了所谓的“军人天职”，与战争单独媾和，永别了武器。当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方式，因此我们说他是一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但这是他思想性格的一大进步，亨利离开战争不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愿望，而是一种正义的叛逆行动。这个行动本身说明他已由一个战争的谴责者发展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了。

然而，亨利和战争的决裂，不是他悲剧的终结。亨利能逃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却绝对逃不出他那赖以生存的荒诞冷酷的西方社会。他带着凯瑟琳逃到瑞士洛桑，但他仍然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对生活的前途毫无信心。最后，死神把他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夺去了，让他孤苦伶仃一个人留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上。他逃离了一个生存困境，却又陷进了另一个生存困境，终究逃离不了悲剧命运。虽然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但亨利悲剧形象的最后完成也宣判了现存社会现实应该“永别”。这正是亨利这一悲剧形象的价值之所在。

《永别了，武器》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战争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戕害以及给整整一代人造成的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反对摧毁人类幸福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这一点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不但许多士兵反对这场战争，喊出了“打倒军官!”、“回家去!”、“和平万岁!”等口号，而且一些军官，甚至随军神甫也厌恶这场战争。至于普通老百姓——酒店老板、旅馆侍者、不走红的歌星、医院的门房及其老婆……几乎人人厌恶这场战争，并且帮助逃兵潜逃，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由—种道义感所驱使。就连书中那位知识渊博、谈吐富于哲理的老伯爵，也认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

在作品中，海明威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写战争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生活常规的破坏这一点上，而是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罪恶的战争无情地摧残了亨利的精神世界，使亨利这个原本单纯正直的青年人丧失了正确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使他的社会知识和政治觉悟处在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产生了幻灭、空虚的情绪，除了自己的感觉之外，对周围的一切都持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丧失了思想的能力：“脑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当然，这是更深刻的悲剧。

《永别了，武器》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作者的思考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历史问题的层面上，而是通过亨利和凯瑟琳个人幸福最终被毁灭的悲剧，深入探讨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人类不可摆脱的生存困境的矛盾这个重大的哲理问题。海明威并没有像当时一般的反战作家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他认为战争不过是残酷、冷漠的社会现实的表现，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战争，摧残了亨利的身心健康，战争，又给他送来了纯美真诚的爱情。当男女主人公为了逃避战争对自己幸福的威胁而远离战争时，新的生存困境又在等待着他们。在这个残酷、冷漠的荒诞社会里，人类毫无幸福可言，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逃了出来，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的好。但多数都往火里跑，接着掉过头来朝尾端逃，挤在凉快的顶端，末了还是烧死在火里。”这样，海明威就在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准则和道德观念，在表达出一种极端悲观主义情绪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现存社会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在反战这个基点上进一步升华到哲理的高度。

《永别了，武器》的出版，是海明威在艺术上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作为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特色。

（1）简约含蓄的散文风格。海明威为了追求深远的艺术效果，十分注重挖掘描写对象的内涵，讲究文章的简练、含蓄。正如他自己所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所强调的是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他说：“如果一个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有作者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小说开头的那段缘情写景便是这种“冰山”风格的典范，写得简练含蓄。作者这样写道：“那一年的晚夏，我们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作者像一位摄影师，由远而近地拍摄着高山，平原和河流，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参差错落，鲜明清晰的立体画面。在这幅画画上，“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沙往往飞扬，树叶儿给微风吹得往下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祼的只剩一片落叶。”一片萧瑟荒凉的景象，使小说的反战思想一开头就这样强烈地烘托了出来。

（2）电影化的描写艺术。小说充分借鉴电影艺术的手段，把活生生的人直接诉诸观众的视觉，通过人物一系列客观的动作、言语和行动，真切而迅速地体验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作者从视觉、感觉、触觉等几个方面着手去刻画人物，描写事物，并用具体鲜明的、不直露个人爱憎感情色彩的、真切不隔的画面映入读者眼帘，让读者直接去体味凝聚在形象里的思想情绪，尽量缩短作者、形象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真实感。例如写到凯瑟琳难产时，作者这样描写亨利：“外边天开始黑下来，我开了电灯看报，过了一会儿，我不看了，熄了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晓得医生为什么不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好一点吧。他也许要我走开一会儿。我看看表。十分钟内他再不来喊我，我自己看看去。”如此等等，不着作者一个喜怒哀乐的字眼。然而读者可以体味到那感性的潮水像被拦河大坝堵住一样，越堵越高，读者的感受也就与作者冷峻的描写成反比了。

（3）象征的手法。小说善于运用象征手法，给抽象思想以具体形象，使作品意蕴深远，如作者用秋雨象征不幸与死亡，用阳光象征幸福与爱情。小说一开头就写秋雨，霍乱蔓延，战士丧生。此后，天上的晴、雨就一直随着主人公的苦乐而变换。亨利和凯瑟琳热恋时，阳光明媚。亨利伤愈准备重返前线时，本来应该升起的明月没有升起，天空罩上了一层雾，雾转成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象，意味着他们爱情中的悲剧因素使他们不可能花好月圆。亨利要被枪毙时，正“是个漆黑的雨夜”。亨利逃出，与凯瑟琳团聚后的第二天早晨，“阳光从窗口照进房来。雨停了……窗下一片花园，虽然现在没有花没有叶，仍旧整齐美丽，有铺沙的小径、树木、湖边的石墙，阳光下的湖，湖那边的高山。”凯瑟琳难产了，大难临头， “天已黑了，但是借着窗内的灯光，看得出外面在下雨。”窗内的灯光窗外的雨，光明与黑暗，生死之交，形成强烈的对照。最后凯瑟琳死去，亨利在无声中“冒雨走回旅馆。”亨利的悲剧告一段落，而雨却还没停，人间的悲剧还在风雨中继续……。

此外，小说还表现了作者描写艺术的独特的形式美，遣词造句讲究自然、清新、平实；行文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对话言简意赅，并且时有诗的形式美和节奏感。

思考题

1.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海明威的战争观。

2.结合海明威本人经历和具体作品论析“硬汉子”形象。

3.《老人与海》的生态主题。

4.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海明威的“冰山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