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是19世纪中期法国重要的诗人、文艺批评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一、生平与创作

1821年4月9日波德莱尔生于巴黎。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出身富裕，受过高等教育，爱好文艺，性喜自由，晚年得子，对小波德莱尔宠爱有加。波德莱尔受父亲影响，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文化艺术熏陶和热爱自由的思想。不幸6岁丧父，给他幼小心灵重重一击。而母亲不顾自己坚决反对，改嫁他人，对他又是当头一棒。继父欧匹克是一个严肃而正统、专制而严厉的军人，企图把他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波德莱尔无法忍受这种束缚，陷入深深的孤独、痛苦、忧郁中。孤独、忧郁成为波德莱尔日后人生、创作洗不掉、抹不去的底色。

波德莱尔因此而走上反抗、叛逆的道路。1832年，他进里昂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但忍受不了寄宿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压抑和烦闷。1839年，进巴黎路易大帝中学读书，才华出众，但不服管束，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后转学一家寄宿学校，通过中学会考，家里让他在法律学校注册，希望他从政，他却向往“自由的生活”，想当作家。然后，他与继父闹翻，住进拉丁区，博览群书，广交天下文人雅士，过起**生活。1841年，家里为了挽救这位“浪子”，让其远游印度，不料旅途孤独难耐，8个月后便中途折回。回到巴黎后，继承父亲遗产，离家出走，重新过起放浪生活。两年时间，遗产挥霍近半，家里严格限制花销，他只得以写作为生，借债度日。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他参加了街垒战，口里高喊：“打倒资产阶级!”“枪毙欧匹克将军!”并与友人尚弗勒里（1821—1869）合办《公安报》，发表文章，激烈抨击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波德莱尔消极苦闷，埋头创作。1851年，谴责雾月政变。1865年因长期服用鸦片和大麻，健康状况恶化，但仍笔耕不辍。1867年8月31日他于贫困交加中病逝巴黎，安葬于市中心的蒙巴那斯公墓。波德莱尔把放浪形骸、酗酒吸毒等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看作是对庸俗现实的挑战、对实用功利原则的鄙视。

波德莱尔“离经叛道”的精神在其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1845年第一次公开发表。1855年，首次以《恶之花》为总题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18首诗，引起很大反响。1857年，诗集《恶之花》第一版问世，收入100首诗，卷首写了《致读者》。《恶之花》的出版引发轩然大波。《费加罗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猛烈抨击诗集“有伤风化”，称诗人为“恶魔诗人”或“尸体文学的诗人”，并提起公诉。诉讼结果，诗人被判罚款300法郎，责令删除所谓“**诗”6首。诗人虽然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但仍不辍笔。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问世，除删去的6首诗外，又增加了30首，获得空前成功。去世后出版第三版，共收入诗歌151首。波德莱尔还写有散文诗集《人造的天堂》（1860）、《巴黎的忧郁》（1869）等。散文诗的主题与《恶之花》一脉相承，以忧郁病态的眼光，抒写了忧郁病态的巴黎。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是《拉·芳法罗》（1847）。

波德莱尔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他涉猎古罗马末期作家作品，沉醉于其颓废沮丧的情调。他推崇雨果、戈蒂埃、巴尔扎克、德拉克洛瓦（1798—1863）等人作品，并写了《1845年的沙龙》（1845）、《1846年的沙龙》（1845）等大量文艺评论，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显示了其独具慧眼的洞察力。他称雨果为“一尊走动的为沉思建造的塑像”、“诗中的画家”，巴尔扎克是“一位充满**的洞观者”，戈蒂埃是“一位完美的文人”，其创作具有“应和及万有象征的天生的巨大智力”。他最早译介美国诗人爱伦·坡的作品，称其为“本世纪最有力的笔”，并引为知音、同道：“他不愿与众人摩肩接踵，当落日的地方燃起火焰时，他却奔向极东的地方。”他的文艺评论，后收入文集《浪漫主义艺术》（1868）和 《美学管窥》（一译《美学珍玩》，1868）中。

波德莱尔的艺术观前承浪漫主义的余绪，后开象征主义诗学的先河，并为20世纪后起的现代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一，他主张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的“丑美学”、“审丑论”。在他看来，丑恶事物并非绝对的丑，而是丑中有美。他认为“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平庸的”，自然景色是丑的、“邪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相反，美德是人为的、超自然的”。诗歌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

第二，他提出了通感论或应和论。在《通感》一诗中，他将诗人视为自然界与人之间的媒介者。诗人能理解自然，因为自然与人相似，树木是活的柱子，发出朦朦胧胧的喃喃的声音。诗人可由各种感觉看到宇宙的可感反映。在他看来，现实有两种：只是表面的自然现实，即物质的现实；作为宇宙起源的基因的精神现实，即内在的现实。由此他指出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色彩、声音纷纷互相呼应。”诗歌同别的艺术也是相通的，可用色彩和声音去表达感情。

第三，以象征手法去表现通感。象征是由自然提供的物质的、具体的符号，也即具有抽象意义的负载者，由此抵达更高的、精神的现实。诗人能破译这些象征符号，穿越象征的森林，解读其丰富、复杂、深邃、具有哲理性的含义，可谓借有形寓无形、以有限寓无限。

第四，力图解放诗歌的形式，注意到散文诗这种刚出现的形式。在他看来，散文诗是兼有诗歌和小说两者优长的一种文学体裁，能将诗歌的节奏美、音乐美与小说反映真实的自由融为一体。

第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挖掘语言的宝藏。诗作强调音乐性，富有音韵旋律，讲究格律。

波德莱尔的诗歌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通感理论、象征手法直接开启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兰波赞美他是“第一个洞察者，是诗人之王，一个真正的上帝。”他对传统、现实的决绝反叛，对人的异化、生存处境的关注，对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又开启了现代主义文学大门。魏尔伦指出，波德莱尔“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对“现代人”的表现。安德烈·布勒东把他视作“道德观上的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者”。保尔·瓦莱里把他看成法国“最重要的”诗人。艾略特认为他是“现代和一切国家最伟大的诗人”。

波德莱尔一生充满痛苦、矛盾和叛逆，对其时代极为愤怒和鄙夷，患了严重的“世纪病”，但对光明和美的向往和追求从未止步。戈蒂埃回忆道：“我们找不到比波德莱尔的诗篇更加强烈和热诚地反映对纯净的空气、对洁白无瑕的喜马拉雅山霰雪、对一碧如洗的苍天、对永不黯淡的光明的渴求了。”高尔基指出，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

二、《恶之花》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体现了其独特的诗歌追求与艺术创新。

《恶之花》题名别出心裁，寓意丰富。法文原意为“病态的现实花朵”，诗人取此名，喻其诗为“病态之花”，又有“从恶中发掘美”之意。

《恶之花》的组织排列非同寻常，不以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顺序，而以诗人精神探索为轴心，精心划分为6个有机组成部分。开篇《致读者》可视为序，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诗人认为，抑郁“世纪病”正在吞噬人类，同时也贯穿诗人所有诗作。《忧郁与理想》是诗集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写诗人对爱情、艺术的追求及追求不得的孤独忧郁和厌倦无聊。《巴黎风光》写丑恶的巴黎生活场景及诗人的震惊和失望。《酒》写诗人沉醉酒中而不得解脱的徒劳与痛苦。《恶之花》写诗人深入到吸毒、**乐、酗酒等丑恶、罪恶之中“取乐”而不得的忧郁和苦闷。《叛逆》写诗人对上帝的质疑和叛逆，对魔鬼撒旦的赞美。《死亡》写诗人向往死亡的**，到未知之国从事新的探索。

《恶之花》表达的诗情惊世骇俗，迥异于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集写出了巴黎大都会的喧嚣、污秽、肮脏、丑恶。在诗人笔下，巴黎是“人潮汹涌的都市，充满梦幻的都市，/鬼魂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招引行人!”（《七个老头儿》）。巴黎的早晨毫无生气：“披上交织着粉红与翠绿的外衣的晨曦浑身发抖，/在冷清清的塞纳河畔慢腾腾地往前走，/满面愁容的巴黎仿佛勤劳的老人抓紧/手里的工具，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晨曦》）巴黎的黄昏罪孽滋生：“迷人的黄昏这罪人的朋友来了，仿佛帮凶/一般悄然而至；天空/像巨人的凹室关上门一样合上了口，/等得不耐烦的人变成了猛兽。”娼妓蠢蠢而动，演员尖叫而观众打鼾，婊子和骗子赌博，小偷入室行窃，病人奄奄一息（《暮色》）。巴黎成了群丑猖獗、万恶丛生的藏污纳垢之地，一具横陈街头、溃烂流脓、臭气熏天的腐尸：“苍蝇在这腐臭的肚子上嗡嗡作响，/从肚子里爬出黑糊糊的一大群蛆虫，/好像一股稠厚的脓那样/沿着这败絮般活动的烂肉直往外涌。”（《腐尸》）巴黎之丑，触目惊心，巴黎之恶，惊世骇俗。放眼望去，整个法国也一片污浊、黑暗：“整整六个月，一轮毫无热情的太阳在天上闲游；/另外六个月，只见黑暗把世界紧紧盖住”（《我从深渊大声疾呼》）。

其次，诗集写出了身处罪恶深渊中人们道德的滑坡、精神的堕落、心灵的扭曲、人性的异化。在这个是非颠倒、邪恶猖行的世界：“为了向魔鬼神气十足的奴仆/献媚，我们竟侮辱/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奉承我们所厌恶的人们”，“我们竟为腐败/所发出的微光祝福。”（《子夜的反思》）在那里，母亲厌倦诅咒儿子：“我宁可生下盘成一团的蝰蛇，/也不想养活这丢人现眼的东西!”妻子仇视丈夫：“我要从他的胸中掏出那血红的心脏，/……由我的宠物去吃个饱!”（《祝福》）**盛气凌人，滥用并不自然的魅力吞噬人们（《你也许要把整个世界都引向你这条小街》）。诗人、艺术家斯文扫地，媚俗求生，不得不像街头卖艺人那样使尽浑身解数，强颜欢笑，逗得俗不可耐的看客哈哈大笑（《谋生的缪斯》）。赌徒们挥霍自己的血汗：“……爱痛苦/甚于死亡，爱地狱甚于虚无!”（《赌博》）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是严重变形，老头儿衣裳破烂，目光凶恶，眼珠浸透怨恨，眼神冰霜般冷酷，长胡子剑一般又直又硬往外突，脊梁与腿形成一个直角（《七个老头儿》）；小老太婆古里古怪，老态龙钟，精疲力竭，弯腰曲背，病病歪歪，骨瘦如柴（《小老太婆》）；盲人木偶一般，像梦游者那样滑稽、可怕、奇异，穿过无穷无尽的黑暗（《盲人》）。诗人在描写下层人民丑陋可怕的外形、神态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厚的同情。

再次，诗集写出了诗人面对丑恶世界孤独、痛苦、愤怒、厌恶、压抑、忧郁的精神世界。诗人自青春时代就备受挫折，饱尝痛苦：“我的青春不过是一阵阴郁的雷雨而已，/虽然到处也曾有灿烂的阳光射来，/但惊雷与骤雨造成如此深重的灾害，/我的园中鲜红的果实早已所剩无几。”（《敌人》）诗人目击丑恶事物后愤怒不已、惶恐不安、惊魂未定、痛苦不堪、孤独难耐：“仿佛没有桅杆的老驳船一样，/在无边无际而令人恐怖的茫茫大海上飘忽”（《七个老头儿》）。痛苦无助、抑郁无奈之际，诗人厌倦人世（《快乐的死者》），诅咒天空（《感应的恐怖》），自我折磨，自我虐待：“我就是脸面与侮辱!/我就是刀子与伤痕!/我就是四肢与施刑的车轮!/我就是牺牲品与屠夫!”（《折磨自己的人——致可爱的女子让娜》）诗人决心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再也不从尘世寻找一个容我栖身的简陋的住所。”并渴望死亡：“雪崩，你可肯让我随着你的塌落而隐没？”（《虚无的感受》）最终自我埋葬：“从容地舒展我这早该扔掉的尸骨。”（《快乐的死者》）诗人之所以如此痛苦，是源于对美的追求，“我因热爱美而受尽煎熬”（《伊卡洛斯的哀怨》）。

最后，诗集中还有大量的情诗抒写了诗人对情侣、异性的感受、思念和印象。有的情诗抒写了诗人对情侣的赞美、喜爱之情。情人的眼睛炯炯有神，“由令人赏心悦目的宝石构成”（《她穿着波浪般起伏的珠光闪闪的衣裙》）；情人的臂膀、小腿、大腿和腰“像油一样光滑，又像天鹅一样显出起伏的波浪”（《首饰》）；尤其是情人满头浓密的秀发令诗人神魂颠倒，浮想联翩，成为挥之不去、不断吟诵的倩影：“啊，浓密的长发，请化为波涛把我带走!/啊，乌黑而发亮的大海，你蕴含着桨手、/征帆、船旗与桅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梦乡”（《浓密的长发》）。然而，情人喜怒无常，眼睛时而痛苦，时而迷茫，时而温情脉脉（《阴云笼罩的天空》），因而诗人又抒写了自己的痛苦、怨恨：“令人销魂的雌虎，神情冷漠的女妖”（《忘川》），“仿佛别人靠温柔/征服你，我要靠恐怖左右/你的青春，支配你的一生!”（《幽灵》）同时，诗人还抒写了对底层女性的爱慕之情（《致我的弗朗索瓦兹的颂歌》），对异域女性的赞美之情（《致一位马拉巴尔少女》）。

《恶之花》在艺术上也表现出非同凡响的特点。

第一，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的美学追求。波德莱尔第一次将各种病态、丑恶的意象引入诗歌王国，目的是“恶中发掘美”，“让悬岩间涌出清泉，让荒漠里开出鲜花”（《四处漂泊的波希米亚人》）。他曾宣称：“给我粪土，我会把它变为黄金”，又说：“我从最心酸的苦酒中品出甜美的滋味来”（《声音》）。在他看来，自然和现实是丑恶的，美则深藏于自然与现实丑恶之中，需要挖掘，而诗歌即是这种挖掘的手段，“灵魂通过诗歌瞥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这种化丑为美、恶中掘美在诗集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将丑恶、病态的形象化作诗歌吟诵的艺术形象，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感受，具有新的美学意义。如冷酷无情的骄阳、阴森凄凉的街道、黑色的坟墓、潮湿的墓穴、臭气熏天的腐尸、被抛弃的枯骨、嗡嗡作响的苍蝇、黑压压的蛆虫、弯腰曲背的怪物、无唇的面庞、无齿的牙龈、蚂蚁聚集的都市等醒人耳目，撼人心扉，刺人心田，给人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审美意象，带来了迥异前人的审美感受。二是正面描写丑恶、病态的事物，刺激人们的审美感官，引起精神**，激发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如诗人看到眼睛深陷、沉默冷淡、恐惧疯狂、患病的诗神，马上献上自己的心愿，渴望缪斯健康、坚强（《患病的缪斯》）。三是从丑恶、病态的事物中搜寻、提炼出美的品质。小老太婆虽然风烛残年，病病歪歪，丑陋古怪，但诗人仍从她们身上发掘出美妙绝伦的眼神、闪光的灵魂、坚强的品格、欣赏英雄曲的胸襟、早年恋情开出的花朵（《小老太婆》）。

第二，通感手法的妙用。诗人非常看重通感应和这一观点，认为自然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各种艺术之间，相互存在着隐秘的、内在的应和，存在着感应契合的关系。这既是波德莱尔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也是其诗歌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段。通感、应和在诗集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运用。一是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与海》象征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交相辉映：大海是人的明镜，通过大海观照人的心灵，灵魂与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充满辛酸；投入大海深处，拥抱镜中的影子，灵魂借大海猛烈而不可遏制的怨声，排遣心中喧嚣的愁绪；人与大海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二是人的感官相通相应。《腐尸》中闪闪发光的蛆虫（视觉），奏出不可理解的乐曲，如西风飒飒、流水潺潺（听觉），如农夫有节奏地摇着簸箕，谷粒在翻转（听觉、触觉），视、听、触三种感觉融为一体，互通互应。三是诗歌与其他艺术相通。《灯塔》描绘鲁本斯、达·芬奇、伦勃朗、米开朗琪罗、华托、戈雅、德拉克洛瓦的艺术形象，绘画、雕塑形象转化为诗歌意象，视觉艺术、空间艺术与语言艺术感应贯通。

第三，全面、出色地运用象征手法，描绘出抽象的精神现象和人的内心世界。一是通过具象描绘、破解抽象情思。《忧郁》（四）采用了一系列压抑、恶心的物象，将内心的抑郁、痛苦加以形象的表现：压在头上的“盖子”——天空，象征长期折磨灵魂的烦恼；拍打四壁、撞击天花板的“蝙蝠”—— 希望，象征希望挣扎无效；“蜘蛛”在“脑海深处撒开罗网”，象征丑恶、抑郁侵占心灵；“一列柩车”缓缓驶过诗人“灵魂深处”，象征诗人内心的悲哀、凄凉、绝望；“黑旗”插在诗人“头颅上”，象征焦虑、阴郁对诗人灵魂的袭击、强暴。二是通过暗示解读奥秘。《信天翁》中“空中之王”信天翁落入海员手中被逗弄取乐，象征高洁的诗人、圣洁的理想落入尘世，光泽、优长、才华遭嫉妒、被践踏、受**，想飞行而不得，想自由而不能，颇有“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悲哀。三是由联想产生形象。如《晨曦》，黎明之际，诗人联想到不眠的少年、曙光中的灯影、辍笔的男子、懒散的女子，联想到冒烟的屋顶、困睡的卖笑女人、吹火的穷苦女子、痛苦加剧的产妇、破晓的雄鸡，还联想到济贫院频死的人们、寻欢作乐归来的浪子。这些联想指明了晨曦的象征意义。它们与不同的人、物所构成的关系就成了这首诗的内在结构，由这些联想形成几大对照性的板块，诗人在刻画这几个板块时，将哲学的沉思、生存价值的探索融入其中。此可谓散射式联想，类似的篇目还有《暮色》等。还有的诗歌采用了直线式联想，即由此及彼的联想。如《猫》由猫明媚的眼睛联想到妻子深沉冷漠的目光。

《恶之花》的语言精辟凝练、音韵优美、格律谨严，结构上以心理流程为线索组织诗篇，也向来为人称道。

思考题

1.波德莱尔的诗歌创新主要有哪些？

2.《恶之花》书名的含义。

3.《恶之花》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