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同友的荒诞小说(1 / 1)

方新洲

余同友自步入小说界以来,一直勤耕不辍,近十年进入了相对成熟的丰收期,已成为安徽短篇小说创作的翘楚,并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他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荒诞书写。这类形式的小说,覆盖面触及了底层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承沿着他固守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从多个视角来聚焦转型期的社会现象,着力戳穿伪饰的庸常生活表象,揭示普通人的生活窘迫和生存困境,体恤生命个体的悲惨命运与荒凉况景,从人性的善良中洞察人生的无奈和困顿,试图把脉都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伦理与世俗、沉沦与坚守的对抗及其可能性走向。也不时地于人物艰难抗争的苟延残喘中,发掘出良知坚守者的不屈品格和人性中的高贵品质,让读者于阅读的痛楚中体味到心灵的震撼和温暖的抚慰。在平静的叙事中,小说矛盾冲突渐次、舒缓地展开,有时却是迂回曲折甚至意外,其中不乏隐喻、对比和映衬,细腻而丰富地展现了人于既定价值的生存秩序中受到冲击后,精神、心理的坍塌乃至理想追求破灭后的尴尬、失序、乖张、挣扎、沉沦、茫然以及堕落,凸显出转型社会现实中难以预料的深刻荒诞性。

当然,一个成功的作家自然少不了炽热的情怀和冷静的观察,特别是在人心浮躁、变化急遽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物质欲望空前强烈,唯利是图而导致道德沦丧,必须有着自己的审视、判断和坚守。小说《白雪乌鸦》把瓦庄人置于社会嬗变的大背景下,让主角王翠花处于观念冲突、事件冲突的旋涡中心,逼使她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妇承担起近乎使命的重任,从而展露出当今社会物质繁华背后的价值失落的痛楚、热闹喧嚣背后的冷酷。于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故事折射出社会底层中不同的人物形象、性格及其各自活着的理由。

小说中的瓦庄人多是在操金钟的带领下,在海城开洗头房赚了钱而盖上楼房过上体面日子的。靠出卖肉体换来物质生活的丰裕,获取表面的虚荣却是以牺牲道德良心为代价。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充满了与伦理乃至常理相悖的荒诞性。主角王翠花和残疾人丈夫陈大毛,是村里唯一的还居住在土砖房里的最贫穷的一户,因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想借助操金钟之力把只盖了一半的楼房盖好。但下海伊始,就无意中与操金钟合伙诱骗了姑娘小芳,使她走上了一条卖身之路。王翠花在事后的冲突中认识到是自己无意中祸害了小芳,改变了她的命运。为了小芳和自己,王翠花开始了救赎行动。本来这是一次合乎情理的自我纠错行为,理应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在现实中反而无路可走,纠错不成,却成了别人攫取不当利益的障碍。在与众人与社会的不断对峙、冲撞乃至遭遇诅咒冷眼之后,她于一次不省人事后醒来变成了一只乌鸦。可是,她成为乌鸦后仍然固执己见,四处鸣叫,从而受到瓦庄人的无情围剿。

一个社会,当物质的欲求压倒一切欲望时,意味着灵魂的遮蔽和人性的沉沦。瓦庄人正是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而使良知逃遁于无形。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服从于一个宗旨、一个标的,即给自己带来物质上的享受。无论是开洗头房、吃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还是围剿妨碍自己追逐财富的乌鸦,都毫无悬念地服从于这一目的。弱小的王翠花是瓦庄的唯一例外,传统观念左右着她的思想、动机及行动,质朴而单纯。当弱小的抗争遇上所谓强悍的多数人的暴力时,悲剧会不出意外地发生。王翠花的言行与众人相对抗,于情于理都会使她成为一个众矢之的、无处栖身的异类。无疑,这是当下底层社会某个侧面的一个缩影。王翠花的不幸遭遇代表着某些原有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社会里的艰难以及苦于挣扎的窘境。

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段,呈现出在社会变革大潮的裹挟下,瓦庄人自发的沉沦与艰难的救赎之间不均衡的对抗,以及对物欲的放纵与呼唤良知回归的较量,潜藏着余同友对人和社会的思考——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小说临将结束时,勾勒了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场景:“我回头看天空,那只白雪中的乌鸦振翅盘旋着,一路紧跟着我们,嘴里还高声喊叫着:‘不能走哇!不能走哇!’”(1)

强烈的黑白对比,孤独执拗的追随,映衬出这只乌鸦飞行的孤单和无以诉说的悲怆。现实的荒诞性由此可以窥视:社会主体价值观却是由无助的小人物来拼命呼喊、拯救、捍卫,善良正义只能选择变身为乌鸦来寻求生存……小说中随着“我”的被迫退去和警官老马打哈哈的暧昧言行,也预示着正处在转型中的瓦庄危机重重,因此瓦庄人的未来将有着诡异的多重可能性的走向,以上描述显示出小说的深刻之处。

在《去往古代的父亲》这篇小说里,在市图书馆负责古籍部工作的父亲退休后,由于恪守传统思想、道德及观念,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在生活中处处被动和尴尬。有着近乎古代君子品格的父亲,明知道大表哥的品性无赖,仍经不起他涕泗横流的忽悠和承诺,借钱给他而有去无回;出于本能的义愤,在公交车上发现并抓住小偷,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人,包括失主和好友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小偷的威胁;满心欢喜地参加雅集,却又被另有所图的人利用……这一人物形象应该说是比较新颖的,是余同友洞察社会生活的独特发现。代表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有着老知识分子做派的父亲,在变革的社会大潮中从无奈到失落再到迷失,既意喻着自我更新的艰难乃至无望,也预示着人文环境的不善导致了某些源远流长的价值观的被流失和被抛弃。小说的辅线,“我”,作为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医生,却经受了非正常的不公正的遭遇,也从侧面映衬了这个社会不遵守规则不合常理的荒谬性,折射出这个社会和人的病态。在小说的结尾,游戏中的我和父亲不期而遇于古代,给小说营造出了怅然的诗意氛围,出乎意料然而又在情理之中。在虚无缥缈的诗意中,弥漫着的是绵绵无尽的伤感和疼痛,浸润着一种原有生活赖以寄存的价值观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着落的无力无奈感,只能寄希望于在虚拟的虚幻世界里寻找到一点可以慰藉的温暖。父亲为什么要去往古代?“我”为什么沉迷于游戏里仗剑行侠?或许是早已远去的农耕文明,存在着诗意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快意恩仇、爱憎分明的江湖,让人怀想;或许是喧嚣的现实尽管日新月异、物质繁荣,却看不到通往远方和诗的路径,反而不断蚕食着人的精神疆域。小说让人于阅读中体味到笼罩着迷雾一般的伤感情绪。

前面论及的两篇小说,尽管充满了荒诞感,但叙事角度还是立足于常规逻辑的,而小说《转世》则是从一个独特视角描绘出当下社会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侧影。借助刘文海和他的女儿小兰的故事经历,嘲弄了“物欲人”在环境污染与个体利益、富足的城市与相对贫瘠的乡村面前如何择取的丑态;亦即在功利和欲望**下,即便是人伦的底线也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理所当然,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力更是苍白无力。刘文海和女儿小兰天衣无缝的相互配合,把一个荒诞不经的人死转而复生的故事,表演得极其正常,仿佛小兰现在在城市里的一切本来就是如此。背叛常伦的荒谬,心平气和的坦然,揭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残酷,即我们的未来、未成年的孩子,已经被当今物欲化的社会所彻底缴械。平常的故事情节,隐含了手术刀般的犀利,直指人性中的贪婪和病态,人性的脆弱让人不寒而栗。小说无疑发出警示,民风淳朴的乡村所受到的污染,不仅仅是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文环境的荼毒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者的生态恐怕也更难以修复。

底层关怀,人性探微,现实透视,以及对变态诸现象的冷嘲热讽,是余同友恒定的内心指向而流泻于笔端的。如果说《白雪乌鸦》《去往古代的父亲》和《转世》是基于对底层人的同情而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的针砭,那么可以说《老魏要来》不只是停留在同情和批判的层次上,而是把人与人、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上升到颇有寓言意蕴的层面,尝试着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次触摸,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品质。透过刘浪这名刚毕业的研究生进入三院三室的经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视角转变及其自身的不由自主的蜕变,即通过崇拜、追寻、否定及最终认可了大家共同臆造的一个虚拟性人物“老魏”这一过程,来观察、感受、揭示出人在某种境遇下生存的困惑和存在的困境及其突出围困的如何不可能。实际上,也就是展示了在当下的现实生活环境中,一个人是如何从清醒走向麻木,从本是坚持保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个体如何心甘情愿地混同于泯灭个性和良知的社会群体,从试图保持自我到不得不向污浊环境投降进而彻底堕落的异化过程。荒诞的艺术手法,有利于读者撕裂和剥离生活、人性的伪装,除去表象的遮掩而逼近本来面目。无中生有的“老魏”如何合乎情理地脱胎于不可理喻的现实土壤,让人窥见生活本身的荒诞感。身陷困境中的刘浪无从突围——即预示着个体生存的基础动摇和破碎,只能主动地选择妥协,显现出如此境况下个体生存境遇的逼仄和别无选择。小说独具匠心的是时而“在”,时而“不在”,“不在”而又“在”的“老魏”这个幽灵般人物的成功塑造,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具体人物形象本身所固有的意义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直指生活荒诞本质,抵达人生、社会乃至生活、人性“本体”的形而上学意味,颇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意蕴。因而,可以说“老魏”这一形象已有了某种寓言的意义,因而也赋予了小说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文本的丰富性解读成为可能性。

荒诞的艺术手法,已成为余同友钟爱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从已发表的作品来看,业已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探索的深度上广度上也在逐年拓展。他的未来挑战在于,“自始至终应该针对的是人们在现实生存境域中所普遍产生的焦灼和伤痛,以及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焦灼与伤痛的各种可能性状态。它在穿透现实生活的同时,应该在人的内心世界中致力于对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勘探”(2),亦即在追求“人类存在的可能性的勘探”的行进过程中,将荒诞艺术手法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更加自如地进行探索和运用,力求独辟蹊径,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淀传承的美学元素,如民间的传说、舞蹈、神话故事、巫史妖术、图腾符号及其象征,诸如此类相对特异的文化符号,通过增删点染转化,钩沉咀英变异,与之进行创造性地有目的地糅合、渗透、交融,赋予小说多个维度,给读者奉献出一种新颖诧异的审美形象,呈现更为强烈更为浓郁的民族特色或者地域色彩,并在语言上着力沉潜,在拓展人物性格、心理与现实生活的相关丰实度基础上,指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从而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形成别具一格的余氏个性化的美学胎记。

(1) 余同友:《去往古代的父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页。

(2) 洪治纲:《无边的迁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