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宏兴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

方维保

十多年前，读过赵宏兴的一部诗集《身体周围的光》。他将“阳光”比喻成“装修工”，感觉那诗作在朴实中蕴含着现代派沉思的鳞爪。在我的感觉中，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诗人，尤其他的那个笔名“红杏”，总让我禁不住联想到颜色缤纷的女诗人。诗人从事小说创作的并不是很多，但一旦他们操作起小说来，其叙述也就诗意灿烂了，因为诗歌是所有文学的底子。赵宏兴就是一个以诗人的身份创作小说的作家。戊戌年的春节前后，奇怪的天气裹挟江南，梅花和各种花草，在跌宕起伏的温度中，几度开放和凋谢。而我也在这个花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春天里，不经意中读到了足以给我带来慰藉的署名赵宏兴而不是“红杏”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

一、纪年模糊的当代乡土社会的生活史

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共有九章——父亲、兄弟、供销社、苦鸹命、伙牛、挂面、借钱、土地、下杜村。各章大体独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有点类似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或者萧红的《呼兰河传》。但《小二黑结婚》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而《父亲和他的兄弟》则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同样以人物为中心，萧红的《呼兰河传》却写了众多的人物，而《父亲和他的兄弟》则整篇围绕父亲这一中心人物来叙述，虽然故事也有很多，却有一个核心纠葛，那就是父亲与小叔的矛盾冲突。萧红的《呼兰河传》缺乏时间的线索特性，而《父亲和他的兄弟》则与“传记”非常相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通过插叙又介绍了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出生、父亲到供销社供职、父亲的初恋、父亲辞职回乡后的乡村生活经历，直至父亲老年，近乎讲述了父亲的完整的人生过程。

从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来看，似乎有点散。但跳跃式的讲述，避免了时间线索中太多庸常和无意义事件对叙述的牵绊，有拣重点说的好处。“伙牛”“挂面”“借钱”等章节，时间有模糊不清或重复的成分，但“土地”一章的到来，立刻让时间的流程豁然开朗。以“我”为叙述者的回忆性叙述，通过“我”作为角色的介入，将所有的故事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是去情节化的，也是非故事性的小说。虽然在单独的章节中，比如“伙牛”“借钱”“土地”中，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有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变化。但作家并不追求戏剧性氛围的营构，也不追求情节的逻辑性勾连，而是如一个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叙述，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种种生产方式。比如“伙牛”细致地讲述了分田到户、几家合伙养牛，以及父亲的犁田技术、养牛的方法和前后两次伙牛的分分合合；“土地”讲述了分田到户从丈量土地到抓阄的整个过程，以及宅基地置换的悲喜剧；“挂面”则讲述了下杜村请外村手艺人做挂面的故事，以及后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戛然收场的结局。在乡土生活生产方式的讲述中，作家对吃食尤其情有独钟。在“供销社”中，作家讲述了供职于供销社的父亲的吃食，以及父亲及其初恋情人每天省一点饭食晒干后救济家里人的故事，还有爷爷饿死、大伯为殁人浊气熏死的情状。在“挂面”中，作家津津有味地讲述了挂面这种生活技艺，讲述奶奶生病被一碗挂面治好的神秘传奇；在“土地”中，作家讲述了母亲将刺槐花做成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的过程；在“苦鸹命”中，作家还讲述了乡村建房上梁的歌唱以及内心的喜悦骄傲。

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有着显著的淡化时代背景的倾向，但是，通过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讲述，我们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时代和地域文化所打下的烙印。同时，作家所讲述的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技艺、生活技术，并不是技术性地呈现，而是把它们作为父亲母亲以及乡邻们的生存艺术，融入他们的人生。在赵宏兴所呈现叙述的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技艺中，我能够感受到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父老乡亲的大欢喜和大悲哀，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在特殊年代的歌哭和挂在沧桑脸颊上的泪水的凉意，我更能够感受到父老乡亲们苦中求乐的生存意志。

所谓“技者，道也”。赵宏兴的叙述，真是有点汪曾祺的味道。但汪曾祺的叙述中多少有着几许绯红的浪漫，而赵宏兴的叙述较之更多了几分苦涩和苍茫。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的自然去情节化或者回避整体情节性的艺术追求，使得整个小说如同一条乡村的无名小河，自由自在地流淌，与优美无缘，但却天然、质朴，也宛如我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相貌和性格，其貌不扬，但沉静之下涌动着热烈。作者将诗歌的品格注入历史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书写，使得小说在厚重的故事外壳下有了诗歌的清逸气质，更显得韵味无穷。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不是一部让读者陷入情节欲罢不能的小说，但绝对是一杯饮后令人不觉回味、咀嚼、沉思的佳茗。

二、中国当代乡土社会的伦理史

父亲在中国文化中是绝对意义上的伦理尊者。正因如此，以儿子的身份来写父亲又似乎是儿子的责任，所以在文学史上非常常见。书写父亲，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非常普遍，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文化中，父亲更是讴歌的对象。父亲是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中的“传主”，整个小说的中心人物。

父亲的人生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故事。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以儿子的眼光给父亲所写的一部传记。作品中的父亲，命运多舛，有着苦鸹命，他屡次三番想重返公职，但都阴差阳错，差之毫厘。他为人赤诚，孝敬父母，尤其是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对自己的儿女。作为长兄，他恪尽职守，但却为兄弟所羞辱，受尽屈辱，但他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怀。这是一个受尽苦难且具有忍耐精神的父亲形象。父亲对自己作为长子的文化身份的认同，让他自愿承担起了拯救家庭的责任。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牺牲自我，保全家庭。他对自己作为儿子和兄长的身份坚信，让他自觉承担起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伦理责任。

父亲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存在，更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象征。那个时代里，父亲崇拜是父亲作为家族威权的基本保证，尽管父亲的威权受到质疑。而赵宏兴笔下的父亲，则让我想起巴金小说《家》中的大哥高觉新。在那个时代，父亲的形象已经沦落，他已经成为文化中受嘲弄的对象，鞠躬尽瘁但十分可怜。与五四新文学普遍的“审父”不同，赵宏兴笔下的父亲，不仅仅是同情、理解的对象，更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值得崇拜的对象。在这部小说中，父亲虽然丧失了作为长子的威权，但他仍能时时处处在遭遇弟弟的蓄意挑战和羞辱的情况下，苦苦撑持，着力维持。变换了道德视角的父亲，是令人尊敬的。而且，值得尊敬的不仅仅是他作为父亲的角色，而且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他在苦难中委曲求全。父亲虽然身份低微，但不管生活怎样作弄他，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善良的心性。在赵宏兴的叙述中，父亲的性格是稳定的，不为苦难的裹挟而变质。

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规约，身为丈夫／父亲的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家庭的供养者，这一角色的扮演保证了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主体地位。在小说中，父亲最隐痛的是供销社公职的丧失，在农村里又不精通农活。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工作是男性或者女性社会身份地位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而父亲恰恰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不足”。在特定时代的中国农村中，不能干农活，无疑是父亲遭到小叔轻视并丧失兄长威信的重要原因。在叔叔对待父亲的无情中，蕴含着他对于长子强势地位的挑战。在叔叔的挑战中，父亲遭遇了作为长子的身份危机，遭遇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与迷惘。作为一个辞职回乡的乡村知识分子，虽然对农活不那么精通，但是他很聪明，很多农活一学就会，如犁田、养牛、挂面。他在对农活的学习和熟练之中，一直试图重建这种中心位置，重建自己的身份，也重建他与小叔之间的伦理关系，但可悲可叹的是，他的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作家赵宏兴没有将父亲放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而是将其置于乡村的日常事务中，在非戏剧化、非传奇的叙述中，塑造了一个虽不高大但却可歌可泣的父亲的形象——一个既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血脉联系，又有当代中国乡土特色的父亲的形象。

《父亲与他的兄弟》中，父亲的对手是他的兄弟——我的小叔。在叙述中，小叔是奶奶的小儿子、父亲的弟弟和我的叔父。在儒家伦理的序位上，他应该孝敬父母，听从长兄长嫂，慈爱侄儿，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至少现代文学叙述（如巴金的《家》）中，叔父就开始充当败家子的角色，他与家庭的伦理关系就开始若即若离。这部小说中，叙述人更是将叔父的这一形象推向了负面的极致。小叔作为父亲的同胞弟弟，完全不讲手足之情，只要是父亲的事情，他都处处挤对，他诬告父亲导致父亲招工失败，他与他人串谋将伙牛占为己有，他置换房基地出尔反尔，他借钱给侄女上学却转身就要回去，以及殴打父亲和母亲，等等。他对于兄长，不仅忘恩负义，而且言而无信，冷酷无情，不可理喻，心肠恶毒，心胸狭隘，几近变态和疯狂。小叔对于父亲的憎恨和挤对，有时竟然毫无缘由，很多时候都只能用嫉妒和恶毒来解释。父亲为弥合亲情所做出的努力，到了小叔这里总是再次将结痂之处无情撕裂。尤其是奶奶的死，更是凸显了他作为儿子的亲情和人性的泯灭。他冷酷、刻薄，没有人性的热气。

因为这种仇恨和冷酷缺乏合情合理的解释，或者故事层面的交代，因此，我们就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之恶。在小叔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作者的启蒙视野的介入，以及启蒙主义之下，作者对于人性恶的针砭。小叔在小说的叙述中，充当了一个启蒙意义上的人性恶的符号。在父亲重新招工被其诬告和奶奶被其虐待致死等几个事件中，叙述者“我”充当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色，准确地讲述了奶奶在小叔家遭受虐待以及自杀的过程。本来应该存疑的情节，在“我”的想象性叙述中如此栩栩如生，成为指责小叔的无可辩驳的呈堂证供。

同时，作者赵宏兴也如同所有的启蒙主义者一样，对宗教性的善恶有报的逻辑充满了怀疑。这突出地表现在善恶惩罚对小叔的网开一面。小叔的作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逐渐茁壮，并最终成为这个乡村里最早走出去的人、最早靠打工发家致富的人。这一切都似乎在证明着北岛的那句谶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正是在小叔这一形象上，叙述者“我”的启蒙主义立场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凸显。虽然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是一部个人化的家史，作者“我”显然并不刻意凸显父亲和小叔活动的舞台背后的那个动**的时代，小说叙述的聚焦点始终围绕着父亲的挣扎而展开，但是，小叔在宏大的启蒙主义远光的烛照之下，他那精明而自私的乡村小人形象，甚至是国民性弱点集合体的形象，却是非常鲜明的，鲜明到有点儿刺眼的程度。小叔这个形象，在小说的叙述中，充当了传统戏曲中的反派或者逆子的形象，他的存在让这部小说的矛盾得以结成、展开和铺衍；作为一个阴暗的角色，他的存在，有力地衬托了父亲的人格。父亲与小叔的关系，在小说叙述中更像基督教话语中的上帝和撒旦：没有撒旦的邪恶，就没有上帝的尽善尽美；没有父亲这一伦理意义的道德正面，就没有小叔这一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负面。对于父亲和小叔，叙述者都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行之于形象，就是父亲与小叔形象的道德两极——极致的善良和极致的邪恶，在二元对立的叙述中，小叔被很彻底地小丑化了。假如说这部小说有一些戏剧化元素的话，就在于黑白的截然对立、善恶的相互激**，它非常类似于传统戏曲中的善恶“二人转”。这种善恶对立的叙述，看上去很传统，但也是启蒙主义固有的话语模式。

当代乡土社会是中国农民苦难的渊薮。只有脱离乡土，才能逃离苦难。小叔的一套看似恶行的做派，实际上是在做着与乡土亲缘道德的切割工作。小叔以他自己的方式告别了乡土，也告别了乡土的亲情伦理。没有了小叔的乡土，当然少了一个捣乱的逆子，少了一个乡土亲缘文化结构的破坏者。但是，没有了小叔的乡土，父亲与小叔的情感对台戏的热闹也就到头了。正是叛逆的小叔，反衬了父亲的乡土伦理的坚守者的角色。

看上去，作家对父亲的想象，也并不是将其放在家国结构中的，如《白鹿原》那样，而是将其放在乡土日常的生活肌理里，置于家庭伦理结构中，对父亲的褒扬也是出于其对于伦理角色的担当，而对于小叔的贬斥也是出于对其伦理角色的失当，但是作者其实是将他们这一对矛盾，放在伦理文明的变迁上来看待的。父亲步步为营企图坚守，但依然最终失败；而小叔步步紧逼，看似失德失伦，却最终大获全胜。通过这一对关系，叙述者“我”让读者看到了乡土社会在当代政治的大气候下伦理道德颓败的触目惊心。

父亲和小叔的人生纠葛，构成了《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张力结构。这一结构的营造，将长时段的叙事时间跨度，以及纷繁的故事牢牢地聚集成了一个优美的整体；而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正是一部意识形态冲击下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嬗变史。

三、情感暧昧的故乡之思

“我”是父亲人生的叙述者、父亲和小叔故事的穿针引线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但我同时是父亲的儿子，是小叔的侄儿。我在叙述中具有了双重身份，扮演着双重角色。“将身份用情感的方式来表达”(1)，这是人类话语表达中的自然现象。

在父亲与小叔的人生对台戏中，“我”的情感天平自然倾向于父亲，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2)的化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父亲人生的**裸的同情者。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故事《颓败线的颤动》，讲述了一个做妓女养大儿子的母亲遭受儿子蔑视的故事。其中母亲的愤怒，是通过自序来实现的。在《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小说中，长兄如父的父亲对小叔忘恩负义的愤怒，是通过“我”的叙述来表达的；是利用“我”的叙述者的权力，通过将小叔丑角化来实现的。“我”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设身处地地感受着父亲的曲折和委屈。父亲在遭受欺凌的时候，“我”的内心在流血、情感在沸腾。美国当代小说家卡佛曾说：“一个作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答案和结论。如果故事本身能回答它自己……这就足够了。”(3)写实主义的情感零度理论，并不适合于评价这部小说中“我”的情感倾向性。因为正是通过“我”的情感倾向性，作家暴露了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重建乡土伦理的企图。

“我”同时又是父亲人生的观察者，是乡土社会的观察者，父亲、母亲以及小叔们，也就是我的父老乡邻们，他们在城乡二元的社会里遭受歧视，饱经饥饿，以及政治动**的折腾，他们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甚至为了活下去而不顾亲情互相倾轧。“我”虽然对父母、乡邻们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又无可奈何。我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因为年幼而无法改善父亲的境遇，就是作为一个后置的叙述者，无力回返到历史生活的现场，去干预当时的生活流程，而只能默默地叙述。而这种无奈的沉默在场者的角色，无疑加重了“我”的自我谴责情绪，以及为这种情绪所裹挟后而进行的具有几分夸张的倾向性话语。

但是，“我”的身份，既是父亲的儿子和小说中的角色主体，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理性的、冷静的观照和叙述，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叙述者，也作为一个儿子，“我”虽然同情父亲的遭遇，但却并不认同他的牺牲精神和“为他”主义的价值观念。所以，在新时代到来后，“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父亲的叛逆者，远离了乡土，虽然“我”的叛逆与小叔有着质的不同。“我”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父亲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而“我”这一代已然为新的城市文明所激**，因此，不能不离开故乡、离开父亲，去拥抱新的、父亲未曾体验过的生活。正是父亲的被“我”审视的处境，让“我”产生了惺惺相惜后的出走愿望，和摆脱父亲相似处境和命运的渴望。而这难道不就是小叔一直做着的并已经实现了的人生梦想吗？！至此，我不能不佩服一位民间哲人的诡诈，他说：“在殊途同归之前，不必着急。我们正活在各自的宿命里，然后朝着某个共同的结局从容前进。”(4)

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作者让叙述者“我”充当了一个回乡者，并将整个故事纳入回忆的框架去凭吊。“下杜村不光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重要的“它还是我精神意义上的故乡”。(5)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我”离开是容易的，但精神文化上的故乡已经融入了“我”的日常行为方式，进入了“我”的骨髓，成了“我”的血液。“我”就是想离开也是离不开的。这种宿命关系的形成，当然是由“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和亲情培养起来的。

但是，叙述者“我”的那浓重得化不开的伤感和漂泊感又是从何而来呢？乡土文明在社会风潮的激**下最终沦落如斯。父亲虽然一辈子试图离开，但却不得不与它厮守终生；小叔一辈子竭蹶，要离开它，最终如愿以偿；“我”虽然对乡土怀有深情，不也是如小叔一般离开了吗？！“我”的孩子们当然更是将他们的祖辈故土视作异乡。至此，我与叙述者“我”一样不得不怀疑：血缘真的是联系故土的生命密码吗？当启蒙主义的社会进步理性化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的时候，农耕社会的故乡已经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成为必然要逃离的思想猎场。也许在情感上他们依然保持对故乡的乡愁眷恋，这引诱他们皈依故土，但是，为理性所主宰的故事底蕴，却鼓动和**他们作一次义无反顾的出走式的告别。

最终一句话：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所讲述的父亲与小叔的纠葛，以及“我”与小叔的纠葛，其实就是我的江淮分水岭的父老乡亲们竭尽全力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着的乡土的故事。而对于乡土，无论是“离得开”“离不开”，还是“舍得下”“舍不下”，都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得清的。在质朴的回顾性叙述中，这部小说所包含的心理可能是五味杂陈的——对抗、坚持、反思、追忆、凭吊，可能还有自我的抚慰和疗救，以及永不回头的离别。

(1) 李海燕：《心的革命：中国情爱的谱系，1900—1950》，转引自郭婷：《现代中国的情感革命：评两本爱的概念史》，《思逸》，2017年第6期。

(2) 方维保：《人民性与穷人的道德理想主义——读许春樵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名作欣赏》2009年第11期。

(3) Vanessa Hall．Influence of Feminism and Class on Raymond Carver's Short Stories．The Raymond Carver Review，2009（2）：54-80.

(4) 蓝蓝的天的博客《读书笔记：霍乱时期的爱情》，http：//blog.sina.com.cn/xiaolubanbi。

(5) 赵宏兴：《父亲和他的兄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