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
一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虽然由于目盲体衰，整部书稿系经寅恪先生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整理而成，细按无一字不是作者所厘定，无一句不经过作者学养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出版，应了1962年先生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那句极沉痛的话。
本文详尽探讨了此一大著述的学术精神、文化意蕴和文体意义，提出《别传》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传记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新文体，特点是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文备众体的著述之典范。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二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在陈寅恪先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1953年属草，1963年告竣，然脂瞑写前后达十年之久，都80余万言，在陈氏全部著述中固为篇幅之最，置诸史传学术之林亦属钜制鸿篇。全书五章，篇次分明，体例贯一。第一章为撰著缘起；第二章考订柳如是的姓氏名字及有关问题；第三章叙及柳如是与几社胜流特别是与云间孝廉陈子龙的关系；第四章写柳如是择婿经过和钱柳结缡；第五章是南都倾覆后钱柳的复明活动。卷前有作者附记，结尾有稿竟说偈。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严谨完整的学术专著。而且酝酿撰写此书不起于1953年，早在三十年代任教西南联大之时，先生就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1]。至于读钱遵王注本牧斋诗集而“大好之”[2]，更远在少年时期，所谓“早岁偷窥禁锢编”[3]是也。《柳如是别传》不只是寅恪先生的潜心之作，同时也是他的毕生之作，当无可疑。
然则作者到底因何而撰是书？
1963年当《别传》告竣之时，陈寅恪先生感赋二律，诗前小序写道：“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4]以此，作者似又并不看重此书，只不过当作打发生涯的一种消遣手段。1961年答吴雨僧诗中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5]句，流露出同样的心绪。但我们如这样来看待《别传》的写作，就被作者的愤激之辞“瞒过”了。实际上，寅恪先生深知《别传》乃一绝大之学术工程，运思操作难度极大，绝非其他著述所能比并。
要而言之，有以下五端，可以见出《别传》写作之难。一为“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6]。二是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的文字甚众，约可为分具同情和怀恶意两大类，前者有隐讳，后者多诬枉，必须发隐辩诬始可得其真相。[7]三是“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8]。四是书中人物为东南胜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政治态度纷纭，如陈子龙殉明死节，钱牧斋降清后又进行复明活动，人际间颇多恩恩怨怨，不排除“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9]之可能。五是“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10]，即使牧斋的诗文，在南都倾覆之后亦“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11]。有此五端，则《别传》之写作可谓难上加难矣。
所以寅恪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感慨良多，往往因文生情，一再致意，特别是卷前和穿插于书中的题诗都是寄慨之作。卷前诗九题十一首，前面有一段话写道：“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12]第四首的诗题是“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3]。第六首的诗题更为具体：“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4]试想，《别传》如系寻常遣兴消时之作，何必如此感慨至深、急切不已？第三章剖解柳如是所作之《男洛神赋》时寅恪先生提出：“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当时后世，竟以佻达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至极矣。”[15]同样，“当时后世”如有人视《柳如是别传》为等闲随意消遣之作，必难逃寅恪先生预设的肤浅之讥。
寅恪先生自述《别传》之撰写缘由，一为三十年代旅居昆明之时，偶然从卖书人手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自此遂重读钱集，产生笺释之意，以此来“温旧梦，寄遐思”[16]；二是钱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先生的研治领域与之“有约略相似之处”，想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自验所学之深浅”[17]；三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因而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四是鉴于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19]，欲为之洗冤辩诬；五是“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20]。应该说，此五项因由已足可引发史家立志撰著的兴趣了。
问题是第一项因由，三十年代得之于昆明的常熟钱氏故园的那棵红豆，应更有说。且看作者的叙述：“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21]熟悉艺术品类之规则者无不知道，结构戏剧艺术，是讲究引线的。没有想到撰写学术著作，也这样重视引线的作用。《别传》第五章，全书即将结束之时，寅恪又拈出红豆公案，写道：
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壹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箧，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22]
《别传》之撰写，追溯二十年前于昆明得钱氏故园之红豆为起因，而又以此红豆为全书结束之象征物，且明白揭明，其作用为“文学上之珍品”，实际上已经点出这棵红豆的结构引线之作用。只不过拈出红豆公案的意涵尚不止此，更重要的是暗示《别传》的写作，有极为深挚的情感之所寄。作者似乎要通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来偿还一笔无论如何不能不还的“文魔诗债”[23]。不妨再来看《别传》卷首的第一首题诗《咏红豆并序》：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24]
这首诗前面有一小序：“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及笺释之旨趣所论之范围云尔。”[25]可见得之于昆明的钱氏故园中的那粒“红豆”，是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旨趣的象征物，意在说明此一题材之研究，是他酝酿多年、梦绕魂牵、情感所系的一桩夙愿。他要通过此项研究来“温旧梦，寄遐思”。那么到底什么是寅恪先生的“旧梦”？他的“遐思”为何？这些方面，下文将有所论列，这里暂押下不表。
我想先探讨一下，《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其旨趣之所在，是否也有一定的现实寄托的意涵。我认为诗的第五、六句透露出了重要的消息。“纵回杨爱千金笑”容易理解。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为一代奇女子洗却烦冤，河东君地下有知，自然会高兴。但归庄之“愁”却不能消却。问题是归庄所“愁”（作者且云“万古愁”）者何？谜底就在卷前诗第二首《题牧斋初学集并序》的注文里。寅恪先生是这样写的：
牧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牓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疑为‘寿’字之误——笔者）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壹贰“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26]
关于归玄恭给钱牧斋祝寿的历史故实，《别传》第五章“钱氏家难”节考订甚详[27]。归固是气节之士，所以给牧斋送寿联，是因为晚年的牧斋与河东君一起参与了反清复明活动，可以引为同志。而寿联的用典，是从庾子山《哀江南赋》而来，暗寓对牧斋降清的惋惜之意。“践秦庭”和“餐周粟”是关键词，这不仅指牧斋，送联之人亦在所难免。因此可以说这是不解之痛。可是从“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的对句看，似乎“回笑”“剩愁”的主词都应该指的是这首诗的作者。以此，是不是《别传》的作者寅恪先生也产生过与归玄恭同样的感受，即认为自己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境下“践秦庭”和“餐周粟”？而且和牧斋一样，也是“以著书修史自解”？词旨如此，由不得把诠释的目光移到这个方向。如果斯解不无道理，我们只好说暗寓对自己处境的惋惜也是《别传》撰写的旨趣之一，哪怕是若隐若现的旨趣，也不能排除在外呵。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的心理活动似乎很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深惜，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同样的理由指责他，却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钱牧斋晚年撰写的《西湖杂感序》里，有“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28]的句子。寅恪先生指出这是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典故，意在骂当日降清的老汉奸们，尽管自己也包括在内，也不回避，说明钱的“天良犹存”[29]，很值得同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鹤龄愚庵小集”条，对朱所作《元裕之集后》下面一段话颇为赞赏：“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30]这段话自然是针对钱牧斋而发的，所以《总目提要》称赞朱“能知大义”[31]。但寅恪先生不能同意此种说法，他反驳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32]特别是对“既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的说辞，寅老格外反感，他说：“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33]把这里的辩难和前面的“践秦庭”“餐周粟”联系起来，词旨之深含，已昭然若揭。
当然《别传》的中心题旨是理出河东君的生平事迹，辨章学术，别白真伪，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所以寅恪先生在第一章叙及作书缘起时特地说明：“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34]这也即是此书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定名为《柳如是别传》的客观依据。而且作者在学术上悬置的目标极为严格，即要求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达到通解；但钱柳因缘诗的特点，不仅涉及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诗章出处之今典，在这种情况下，寅恪先生提醒读者注意：“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35]又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36]验之《别传》有关章节，可以说这些目标都达到了。
三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对钱牧斋《有美诗一百韵》的释证，最能见出作者通解达诂的工力。《有美诗》系牧斋在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文燕浃月”，然后于次年正月末相别于嘉兴鸳鸯湖时所作，载钱氏《初学集》之《东山酬和集》中[37]。寅恪先生对钱柳东山酬和之作的评价是：“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38]至于《有美诗》，寅恪先生更许为东山集的压卷之作，认为在牧斋《初学》《有学》两集中属罕见稀有之钜制，是钱氏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的作品；并申论说：“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39]但寅恪先生同时也提出：“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仆病未能也。”[40]加上钱集原注者遵王处于与河东君相反对之立场，纵对《有美诗》的作意有所知，亦因怀偏见而不肯阐明，增加了释证此诗的难度。
然而《别传》的作者在学术上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从一二痕迹入手，钩沉索隐，参互推证，往往即可发数百年来未发之覆。《有美诗》题目已标出系“晦日鸳湖舟中作”[41]，即作于崇祯十四年正月廿九日，此时之柳子如是虽经汪然明等好友的介绍与劝说，同时亦为早日摆脱谢象三的无理纠缠，已择定虞山钱氏为最后归宿，但内心犹有矛盾，所以未践与牧斋同游西湖之约，只同舟至嘉兴便飘然离去。明白了这一层，则诗中“未索梅花笑，徒闻火树燃”两句便有了着落。而此诗在钱柳因缘历程中的作用也可想而知。难怪牧翁连类铺比，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挦扯老杜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取资《玉台新咏》徐陵之自序文，移情扬丽、兴会淋漓地加以抒写。对此，寅恪先生一一予以拈出，揭明牧斋之赋《有美诗》，“实取杜子美之诗为模楷，用徐孝穆之文供材料。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殆兼采涪翁所谓‘换骨’‘夺胎’两法者”[42]。河东君本姓杨，牧斋《有美诗》却云“河东论氏族”，直认其姓氏为柳；河东君为江苏嘉兴人，《有美诗》只用“郁郁昆山畔，青青谷水田耎”轻轻带过，不欲显著其本来籍贯。这与陈子龙序河东君《戊寅草》谓“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而讳言其出身青楼属同一义，都是“为美者讳”[43]。不过牧斋取悦河东君的伎俩不止于此。诗中还进一步煞有介事地列举柳家故实以为夸誉，甚至称赞其擅长诗赋词曲是源出于旧日之家学，故诗中有“文赋传乡国，词章述祖先”句。寅恪先生说读之虽令人失笑，但“文章游戏，固无不可”[44]，只是“若读者不姑妄听之，则真天下之笨伯，必为牧斋河东君及顾云美等通人所窃笑矣。”[45]此处所以并提顾苓，殆因其所著之《河东君传》也曾于柳子的籍贯和姓氏有所隐讳。
可见释证《有美诗》，必须揭破牧翁此等狡狯伎俩；识破狡狯，方能洞悉牧斋之快意深情。当然全诗大体不脱写实，如“轩车闻至止，杂佩意茫然，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一节，历叙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泛舟湖上，入居我闻室及寒夕文?等事，一丝不乱，栩栩如见。寅恪先生通释道：“‘意茫然’者，谓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此语固是当日实情也。”[46]又说：“‘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一联，恰能写出河东君初至半野堂时，牧斋喜出望外，忙乱逢迎之景象。至于‘追陪’则不仅限‘吴郡陆机为地主’之牧斋，如松园诗老，亦有‘熏炉茗碗得相从’之语”。[47]两老翁为一河东君追陪奔走，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禁为之感到“太可怜矣”[48]。
还有，《有美诗》描写牧斋与河东君蜜月同居之生活，有“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薄病如中酒，轻寒未折绵，清愁长约略，微笑与迁延”的名句，向为世人所深赏。但中间一联索解颇难，尤不知“溶漾”是何形态。寅恪先生不仅找到了此联的最初出典，指明上句用沈约《六忆诗》中的“嗔时更可怜”，下句用柳如是《戊寅草》的拟休文之作：“忆坐时，溶漾自然生”句，而且通解意会，“谓河东君嗔怒时，目睛定注，如雪之凝明；静坐时，眼波动**，如水之溶漾”，实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意。[49]这里，《别传》作者显然已从笺释辞章进入赏析之境。
四
释证钱柳因缘诗作之难，不独在求索古典，也在考释今典，即参证本事，明了当时之事实。牧斋《东山酬和集》中，在《有美诗》前面有《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一题[55]，是对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的答复。而河东之诗与陈子龙《梦中新柳》诗用同一韵，明显地流露出对往昔情人的眷念，故诗中有“裁红晕碧泪漫漫”之语。更严重的是颔联：“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寅恪先生考出，上句指陈子龙《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下句指宋辕文《秋塘曲》里的“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句，涉及柳如是曾在云间故相周道登家为妾这层关系，流露出“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的颓唐情绪，怀疑牧斋也未必尽悉自身之苦情，从而成为真知己。所以尾联“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实为感谢牧斋相待之厚，但己身却未必久居之意[56]。牧斋自不能不格外敏感，故写诗奉答，以“广其意”，给予安慰。
寅恪先生进而析论道：“‘东风取次一凭阑’，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也？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耑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57]寅恪先生向来重视诗文写作的用典确切和表达方式的自由灵活，河东此诗恰合于寅恪论诗衡文的标准，故给予极高的评价。接下去又说：
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用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分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迳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已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58]
面对柳如是的刳肝沥血之词，牧斋怎样“广其意”才能收到稍慰其心的效果？寅恪先生指出，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在最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因为陈子龙有《补成梦中新柳诗》之作，牧斋诗中之“新柳”当即指此。“早梅”一词则来自卧子崇祯七年岁暮所作之《早梅》诗，所以“新柳”“早梅”两句都是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事。此即河东君既深存思念卧子之情，牧斋则以卧子之情以释之，毫不吞吐回避，自能使河东宽心。所以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能自已，遂发为论议：“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59]不妨说，释诗证史而把当事人“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考析得如此清晰宛妙而又“通解其旨意者”，环顾我国当今文史一界，恐怕找不到寅恪以外的第二人了。
《别传》在这些地方已不单纯是笺注钱柳因缘诗，以诗证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在钩沉中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在传写中涵蕴着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所谓史笔诗心，应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概括《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与构意。这就是《别传》的卷前和有关章节何以附载寅恪先生的诗作竟有二十六首之多的缘故。同时也即是以得自于钱氏故园的一棵红豆作为全书结构引线的原由。须知，《别传》也是在写三百年前知识精英的情史呵！附带说明，论者或谓寅恪先生“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之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60]，笔者认为此论距真正理解陈氏之学养尚存疏隔，也许是不曾读到《别传》所致。现在《别传》正式印行已经二十余年，继《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一百九十七首之后，收集最全的《陈寅恪诗集》已经出版，并在学林士子中广为流布，寅恪先生具有超绝的诗笔、诗才、诗心，应该是不争之论了。
五
需要指明的另一情况，是《柳如是别传》在写法上，大不同于寅恪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尽管都是以诗证史，而且关涉的同是才人名士的绮诗艳词及其情感生活；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后者不仅仅为证史，同时也是在立传。传主柳如是的诸般个性特征决定了《别传》写法上的独特性。依据寅恪先生的考证，河东君是“美人而兼烈女”[61]“儒士而兼侠女”[62]“才女而兼神女”[63]，不仅为“当日所罕见”[64]，而且是“旷代难逢之奇女子”[65]。对河东君有过极大帮助的汪然明，在其所著的《春星堂诗集》中尝自诩，凡平日到他的不系园啸咏骈集者均不得违背九忌十二宜之约，其中对人物品类的要求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寅恪先生说此四类人品，“河东君一人之身，实全足以当之而无愧”[66]。以柳、汪之间的关系，美人兼知己自属固然，何以知又是名流、高僧？寅恪先生分析道：“‘名流’虽指男姓之士大夫言，然河东君感慨激昂，无闺房习气，其与诸名士往来书札，皆自称弟。”[67]适牧斋后，戏称为柳儒士，以此“实可与男性名流同科”。[68]又说：“至若‘高僧’一目，表面观之，似与河东君绝无关系，但河东君在未适牧斋之前，即已研治内典。所作诗文，如与汪然明简牍第贰柒、第贰玖两通及初访半野堂赠牧翁诗，即是例证。牧斋《有美诗》云：‘闭门如入道，沈醉欲逃禅。’实非虚誉之语。后来因病入道，则别为一事。可不于此牵混论及。总而言之，河东君固不可谓之为‘高僧’，但就其平日所为，超世俗，轻生死，两端论之，亦未尝不可以天竺维摩诘之月上，震旦庞居士之灵照目之。盖与‘高僧’亦相去无几矣。”[69]真真称颂、赞美得无以复加了。
再看以下诸考语，更可印证《别传》作者对传主的态度：
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70]
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71]
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72]
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73]
盖河东君能歌舞，善谐谑，况复豪于饮，酒酣之后，更可增益其风流放诞之致。[74]
鄙意河东君之为人，感慨爽直，谈论叙述，不类闺房儿女。[75]
其平生与几社胜流交好，精通选学。[76]
河东君殆亦于此时熟玩苏词，不仅熟精选理也。[77]
盖河东君之博通群籍，实为当时诸名士所惊服惓恋者也。[78]
河东君淹通文史，兼善度曲，蒋防之传，汤显祖之记，当无不读之理。[79]
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80]
《别传》在笺注、释证、传写的过程中，随处都有作者对传主的这类评赞之语，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说《水浒》的作者是“无美不归绿林”，《柳如是别传》的作者则无美不归河东。所谓“颂红妆”，诚不虚也。
对柳如是的诗才，寅恪先生评价尤高。他认为“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81]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既是士林领袖又是诗坛泰斗，有当代李、杜之称，但钱柳唱和之作，柳有时技高一筹，反而“非复牧斋所能企及”。[82]《神释堂诗话》评河东君诗文有言：“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翦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辄有雷电砰?，刀剑撞击之势，亦鬟笄之异致矣。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83]寅恪先生认为此评甚为允当。河东君诗文中用典偶有不合之处，寅恪先生亦为之回护，说“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用，不必过于拘执也”[84]。
至于当时所传河东君诗文系倩人代作，王胜时《辋川诗钞》并载有《虞山柳枝词》：“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还特地注明代笔人是钱岱勋，[85]言之凿凿，名姓俱在。但寅恪先生通过解析释证钱柳诗文可以彻底推翻这种妄说。他写道：“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86]《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作“谁家乐府唱无愁”一首，以及金明池《咏寒柳》，寅恪先生推为明末最佳之诗词，提出这些作品即当日胜流亦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或“钱青雨”竟能为之乎？他说“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辩。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87]
为进一步替河东君辩诬，寅恪先生极深细地分析了河东君学问的蜕变过程。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第二十八通，有“药炉禅榻”一语，寅恪先生考出系出自苏东坡《朝云诗》，而不赞成“药炉”是“药铛”之误的说法，认为：“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88]他解释说：“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料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89]寅恪先生所说几社胜流的诗文有其偏狭的一面，是指陈子龙一干人鄙薄宋诗，而河东君则无此病，不仅后来的钱柳唱和之作，即《戊寅草》和《湖上草》两编，亦有区别，从中可以见出河东君诗风的转变和诗学的进益。
河东君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和引为知己，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以及诗学造诣的深浅，同时还由于她果敢有为、洞识大体、具有政治抱负。钱牧斋崇祯《壬午除夕》诗说的“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及《后秋兴》八首之四所云“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90]，是河东君政治胸襟的毫无夸饰的真实写照。寅恪先生倾向认为，河东君政治胸襟的形成与在松江徐武静南园和陈子龙同居有关。他说当时的南园是几社名流?集的场所，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因此：“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组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91]宋让木《秋塘曲》序里说的“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92]，可以作为旁证。说明河东君在天性上有特异之质素，早在吴江故相周文岸家已见端倪。寅恪先生以此得出结论：“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矣。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93]明了这一层，河东君当明南都倾覆之后三年不言不笑，与牧斋一起在暗中从事复明活动，表现出悲壮的沉湘复楚之志，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寅恪先生还以《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次韵奉答》牧斋冬日泛舟诗为例，证明河东君的政治怀抱和政治见解不是东挦西扯以为应酬，而是渗入血液和脊髓的一种自觉精神，随时都会流露出来。此奉答诗写道：“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94]诗中嵌有“河东君”三字自不待言。主要是开头两句的用典大可注意。《北齐书》之“幼主纪”载：“﹝后主﹞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指后主言）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又李善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云：“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六臣注也说：“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因此寅恪先生指出：“此两句竟指当时之崇祯皇帝为亡国之暗主，而牧斋为高才之贤臣。顾云美谓河东君‘饶胆略’，观此益信。若此诗作于清高宗之世，其罪固不容于死。即在北宋神宗之时，亦难逭眨谪之谴。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95]岂止牧斋，三百年后《别传》之作者、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怀着惊赏的心情为河东君立传的。当然他的方法是笺诗证史，用史说诗，必须严格遵循考据学的原则，才能拂去尘垢，净洗烦冤，把柳如是还给柳如是，把历史还给历史。
当《别传》第三章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考定河东君与陈子龙的确切关系，时间、地点、人物均无可置疑，寅恪先生兴奋异常，情不能禁而又不能不自豪地写道：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96]
河东君的淹滞三百载的沉冤为之净洗，端赖于寅恪先生笺诗证史的深厚功力和常人不可企及的通解通识，以及他的现代的史学观念，这使得《别传》具有同类著述不可比拟的学术价值，包括作者前此撰写的《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都不能同日而语。
六
但不能不看到，由于陈寅恪先生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来释证钱柳因缘诗，《别传》已不单纯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而且可以看作是一部建立在客观史实基础上的传记文学作品。但它又迥然有别于通常的传记文学，包括有别于《史记》人物列传那样的史传文学，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考证，不是描写叙述。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品没有《别传》这样无一事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的严谨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就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渗透而言，通常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没有《别传》这样强烈和直接。许多章节显示，作者的梦魂情思似已飘入三百年前钱柳、陈柳的生活环境，有时并化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一旁谛听着、审视着东南一隅国士名姝的种种言动。当《别传》第三章释证河东君两次游嘉定，引得程孟阳、唐叔达等练川诸老“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97]，以及在杞园之宴上，几位穷老山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98]。此景此情此态，寅恪先生不仅听到看到，而且在一旁掩口窃笑矣。而对程孟阳作《縆云诗》，抒写河东君离开嘉定之后的追怀与怅惘，甚至诗中有“一朵红妆百谥争”之句，寅恪先生又“不禁为之伤感”，颇能体会孟阳老人“下笔时之痛苦”。[99]他说：“平心而论，河东君之为人，亦不仅具有黄金百镒者，所能争取。”[100]可见程氏并不了解河东君，其不能为河东君所动，只能作单相思，乃属必然。更可悯者，是在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后，程孟阳循往例到牧斋家度岁，不意遇到了一向思之念之的河东君，这一惊非小，只好狼狈而返，从此便不再见老友牧斋。寅恪先生发为议论说：“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101]不禁责备孟阳谋身之拙并河东君害人之深。但察其语意，对孟阳的责备含着悲悯，对河东君更多的是爱怜。这些地方，如只知作者是生活于三百年之后，而不知还有一个跻身于三百年前对书中人物作全知全能观察的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用寅恪先生喜爱的学术语言来说，还不能对《别传》达到通解。
特别对传主河东君，作者不只是赞美和欣赏，同时也怀有异代知己之感和恨不同时的爱恋之情。第一章关于撰著缘起里所说的《别传》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为了“温旧梦，寄遐思”。此“寄遐思”三字含义极为丰富，包含寅恪先生多方面的情感关切。1953年题《再生缘》二律之一有句云：“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102]自然是就《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言，但用在倾注全部感情撰写《别传》、为三百年前之奇女子河东君辩诬洗冤的寅恪先生身上，也若合符节。《论再生缘》写于1953至1954年，与《柳如是别传》开始写作的时间约略相同，也可以说是《别传》写作的预演。因此思想内容、写作动机、采用文体多有近似之处。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充分肯定原作者陈端生的文字高于优于续作者梁楚生，并指出：“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103]这与《别传》大力表彰的河东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出一辙。陈端生在《再生缘》中描写孟丽君的丈夫及丈夫的父亲都曾向丽君屈膝跪拜，这种置传统纲常于不顾的精神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寅恪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而河东君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又远非陈端生所能比并，这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前者生当明清之际思想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后者在思想钳制格外严酷的乾隆时期。同是“颂红妆”，作者寄寓的感情和投射的精神思缕的浓度，因对象不同自然有所区别。如果说在写法上，《论再生缘》尚处于由以诗证史到为人物立传的过渡阶段，那么《别传》已是这一过程的完成。因此《别传》的文学色彩大大增加，尤其随处可见的众多的心理分析，已超越历史家和学者的职司，不免与文学创作的特点相重合。学者治学一向追求出文入史，寅恪先生相反，从《元白诗笺证稿》到《论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似乎取的是由史入文的路向。可是，如同把《别传》当作单纯的以诗证史的学术著作看待并不适切一样，如竟直认为《别传》只是一部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著作，就对寅恪先生晚年此一大著述的认识来说，似仍未达一间。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别传》第三章在谈到河东君的天资和才艺以及为何能够与吴越胜流相交往时，寅恪先生曾将河东君比作蒲留仙笔下的狐女，这种大胆设譬的做法，只有文学家做得出来，严谨如寅恪先生，何以下此险笔？请看他对此所做的说明：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104]
这是对柳如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绝好描述，其中“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两语尤堪注意。不能不承认明末和清中叶，是不同的文化时代。《聊斋》和《红楼梦》同一背景，一寄之于狐鬼，一寄之于世间不会有的“大观园”。而大观园的设置，恰合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规定情境。乾隆时期作者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环境，实明末东南一隅所必有。因此《聊斋》或《红楼梦》的研究者，如认为两书中所写有明末实在人物的影像，不应算作无稽之谈。寅恪用此比较反证法，阐明河东君其人其事的历史时代的意涵，最后归结为南北社会风气的不同，虽托之于文学形象，以狐女喻人，落脚点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终不脱以诗文证史和反过来用历史来释证诗文的史家眼光。
七
既然如此，《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或者回到开头，寅恪先生究竟因何而撰是书？除了前面反复论及的笺诗证史和为河东君立传之外，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尚有更辉煌的学术目标在。这个目标也许不是作者事先所设定，但他达到了，完成了。这就是借立传来修史。所修何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笔者对《别传》的这一认识来自《别传》本身。
寅恪先生在《别传》第五章论及牧斋所编《列朝诗集小传》，即指出牧斋的目的是“借诗以存史”、“其主旨在修史”。他说：“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讬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兹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105]笔者初读《别传》，多有粗心之处，似此重要关节，亦曾忽略。后来细按探求，眼前不觉一亮，知寅恪先生虽然谈的是《列朝诗集小传》的编纂经过，实际上也是自况。牧斋在《答吴江吴赤溟书》中称自己三十年来一直留心史事，“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106]史癖情态毕现。寅恪先生早年游学欧美，研习各国文字，目的是治中亚史地和东西交通史；中年以后，专事隋唐史的研究，可以说终生不离史事，其史癖又远非牧斋所能望及。如果承认牧斋辑《列朝诗集小传》“主旨在修史”[107]，那么提出《别传》是借给人物立传来修史，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虽不能说是“发潜德之幽光”，套用寅恪先生的话，亦可以肯定如此提出问题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历史无非是历史人物的活动，人物活动构成事件就是历史事件，人与事的冲突与交织形成历史纲络。我们看《柳如是别传》，既有人物又有事件又有冲突，而且是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和明清鼎革时期带有本质性的冲突。传主虽然是柳如是，但围绕柳如是和钱柳因缘以及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那一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出台了。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冒辟疆、侯方域、龚芝麓、归元恭、吴梅村、黄梨洲等文士通儒；温体仁、周道登、王觉斯、曹能使、黄道周、刘良佐、刘泽清等文臣武将；马士英、阮大钺等权臣阉党，以及洪承畴、李成栋、土国宝、佟国器、马进宝、梁清标、杨廷麟、张天禄等清廷新贵和明朝降将；还有杰出的抗清英雄如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函可和尚，和志在复明、威武不让须眉的阮姑娘、戴夫人、黄妇人、郑氏等等。这些人物《别传》不仅提到，而且大都经过翔实的考证，以辨明他们在历史事变中的态度及其所建立的事功。就是南国名姝，也不是只写柳如是一个人，陈圆圆、董小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姊妹等侧名青史、传为美谈的江南佳丽，大都写到了，有的交代得相当详尽。包括董小宛是否被清兵掳走燕京的历史疑案，寅恪先生也做了精审的考证。
历史事件更其不胜枚举。大的如甲申三月之变、南明弘光朝的建立、清兵南下、史可法守扬州、南京陷落、嘉定惨案、郑成功抗清、永历朝廷的覆灭，小一些的如南国诸生具防乱揭贴驱逐阮大钺、南明建立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马士英荐用阮圆海、清世祖征歌选色搜取南国名姝、庄廷珑和明史案等，《别传》或详或略地都有介绍。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是作为钱柳因缘的广阔社会背景展开的，有的则是钱柳因缘发展和复明活动的具体环节，作者没法不写到。还有东林、几社、复社的党社活动，南国名园如陆氏南园、杞园、三老园、不系园的归属和使用；甚至由明太祖定式的可以作为明室标帜的结网巾[108]，永历六年敕为“特敕。永字一万一千十三号”[109]的官方文书，寅恪先生也顺手标出，后者自可见出区区小朝廷官书文牍之繁。
此外足可构成明清史事契机的一些人和事，如南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实源自明末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的分野恩怨，李太后与东林一气，牧斋不得为宰辅，盖由于与东林即主张立潞王常芳有关，寅恪先生比之于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110]，以揭明党派争斗对个人以及家国命运的影响。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的佟国器，很可能是使牧斋从黄毓祺案解脱出来的关键人物，而佟氏一族历来是明清两敌国的争取对象。寅恪先生循自己一贯的治史思想，以整整二十页的篇幅，用种族与文化的观点对此做了探讨。[111]不知者以为枝蔓，实则就《别传》之写作固属重要（探考牧斋陷入黄毓祺案而得以赦免的因由），对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化也不可或缺。陈子龙顺治四年死节后，有五岁遗孤，幸得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子九野的保护，始免于遇难。寅恪先生详考此事原委并追溯明清登莱之役，指出西洋火炮在明清战局中所起的作用。他援引《嘉定县志》对孙元化的有关记载，其中赵俞曾说：“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寅恪于是指出：“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112]。又考证出满语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作“尼堪超哈”，就是因为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叫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113]。并连类取譬，写道：“傥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肆拾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114]这最后一句话，是站在史家立场的一绝大判断，可以视做修史之通则，古今不变之定律。《别传》的撰写，就是此一史学思想的实践。“家庭琐屑”和“民族兴亡”的结合，正是《别传》撰写的构意所在。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可是，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而且是在儿女情事的家庭之私中复原民族兴亡的历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八
《别传》作为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撰写的断代明清史，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笔者上面所叙论，仅仅是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稍作引发，以见出寅恪先生“借传修史”的撰著构意。因为陈柳情缘、钱柳因缘的“儿女之私”，都是以明清鼎革为其大背景展开的；何况寅恪有意“存史”，旁涉诸多明清史事。因此内容宏博、史事纷繁，是《别传》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史心宽平，故每多恕词。这集中表现在对亚传主钱牧斋的评价上。牧斋博学多才，雅量通怀，言语妙绝天下，其在有明一代文坛之地位自无异议。但平生有两大污点：一为与阉党阮大钺的关系，始背后附；二为南都困厄之际以大臣身份降清而成为汉奸。有此两端，名裂身败实出必然，以至于有的说“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115]。寅恪先生并不是作翻案文章，一再申明《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116]，只是他主张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以及心理原因，还应作更具体、更贴近人物本身的分析，从而给历史人物以“了解之同情”。
《别传》披露的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为客观地评价牧斋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反证其当时降清未必即心悦诚服。对此寅恪先生写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117]牧斋晚年作《西湖杂感》诗二十首，序中有“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典出《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前已略及）。[118]寅恪先生说：“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119]对牧斋的矛盾心理表示同情。《列朝诗集小传》的纂辑，在牧斋一为存史，二为复明，但《辋川诗钞》的作者王胜时不理解，予以讥评，说“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120]实际上，这正是牧斋的不忘故国旧君，应予以肯定。寅恪先生说：“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121]胜时是陈子龙的弟子，故有此论。可见寅恪先生史心之宽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提出“论古必恕”的观点，同时说明恕并不是宽容，而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122]。寅恪先生正是如此。
不仅对钱牧斋，举凡清初的知识分子，包括一方面负复明之志，转而又去应乡试的士子如侯朝宗、李素臣、陆子玄等，寅恪都主张不必求之过苛，因而写道：
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试？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前论李素臣事，谓其与侯朝宗之应举，皆出于不得已。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123]
历史人物的行动心理，是由历史环境铸成的。离开历史条件苛求历史人物，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清初的政治环境极为严酷，士人噤若寒蝉。对待是否应举问题，也需顾及人物的处境。寅恪所论，心平词恕，设身处地，真正大史家的风范。《别传》对当时之人与事作如此评骘者例证甚多。即使对阉党阮大钺，寅恪先生也加以分析，在肯定其人品史有定评的同时，称赞阮氏的《燕子笺》《春灯谜》等戏剧与王铎的书法一样，可谓明季之绝艺。[124]崇祯二年定阉党逆案，阮大钺遭废斥，痛陈错悔之后避居南京达十七年之久，自然不无韬晦以伺机再起之意；但顾杲、杨廷枢等复社中坚作《留都防乱揭》，欲加以驱逐，则加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事恩怨。寅恪先生对此桩公案作了分析，指出阮大钺“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因而申论道：
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125]
黄梨洲对牧斋诗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常常有失公允，所以寅恪先生在《别传》中不得不予以辩正，同时也不赞成其集矢于阮大钺，而认为夏完淳在《南都杂志》中说的“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是“颇为公允”的“存古之论”[126]。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27]这一史学思想在晚年所著的《别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第三个特点，《柳如是别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家的兴亡感。明清史是痛史，明清文化史更堪哀痛。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说者纷纭，对死因有种种猜测，独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从文化兴衰的角度加以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128]《挽王静安先生》诗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129]之句。1927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寅恪先生撰写的铭文中也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30]这与《别传》里流露的、寄寓的文化哀痛之思，以及所表彰的传主河东君的思想精神，完全吻合。
《别传》第四章释证河东君致汪然明尺牍，有一通涉及借舫游湖一事，从中可以看出西湖之盛衰，如汪氏后来与周靖公书所说：“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蝟缩，欲不早归不得矣。”[131]明清鼎革前后，西湖风景变化如此，能不令人感叹欤？其中“沧桑后，且变为饮马池”句，颇堪寻味。寅恪先生在叙及此种变迁后写道：
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吁！可哀也已。[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