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诗文编所收之《论政学疏》，题目作《论政学疏稿》。盖此稿系王与罗振玉氏的讨论稿，也许有罗的改笔掺杂期间，但此疏的真实性应无可疑。由于另一侍从陈宝琛认为作为帝师遇事当面陈，不合具折上奏，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呈交给溥仪。不过疏稿的章法还是颇合于历来具折上奏的法式的，如开头一段：“奏为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我皇上陈之。”[72]由措辞可推见该疏的具草时间应该在1924年初，因“着在紫禁城骑马”时在1924年1月7日，则此疏固应在获此殊荣之后。
王国维在此疏中主要是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关乎中西政治与学术渊源的利弊得失，这应该是静安先生最难以为说的部分。我们知道他一生为学，开始的涉猎、介绍、研究西学，占去他不短的时间，即便后来转变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其于中西学术亦从未持彼此对立之见。但此疏他就无法不屡陈中国固有政治与学术的好处，而指陈西政与西学的弊端。一则曰：“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再则曰：“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三则曰：“西人以权力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四则曰：“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73]人权、竞争、科学、追求富强，一股脑都成了静安先生的挞伐对象。但亦不是不留余地，在批判西人之科学方法之前，特加上一句：“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74]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革命成功，欧洲社会与政治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欧西衰落，而东方道德文化之复兴恰逢历史契机之想往。静安《论证学疏稿》中所表达的亦是此一时代思潮的反映。如《疏》中所谓：“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也。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以及“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等等，出自大学问家王国维之口，所叙说的也并非毫无依据。不过显然混淆了思想潮流与学者为学的界限，盖“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以及成立关于孔子和老子的学术团体，所昭示的是欧洲东方学的兴起，以此作为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复兴，未免其牵强。当然这位南斋侍从撰写此疏的目的原不在论学论政，他更为悬心的是另外两件大事，即他的第二、第三条建议所申申言之者。
此疏的第二条建议，是希望溥仪当此闲暇无事之际，不妨效法康熙和乾隆二帝，“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亦即“游于艺”。王国维写道：“愿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75]说开来，就是希望溥仪在无所事事之际，多看点闲书，消磨岁月而已。所担心者，是怕静中生动，闹出什么意外的大事来。这段话最精彩的对句，是“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简直妙绝，把困于紫禁城内，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末代皇帝的窘境，概括得天衣无缝。
《论政学疏》的第三条建议，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溥仪出国。静安先生写道：“至报纸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76]
这是最紧要的一条。因为当时之报章多有以此为建言者。尤其担任英文师父的庄士敦，更是力主溥仪应出国游历，溥仪本人心有所动就不奇怪了。他在紫禁城里早已坐不安席，开始骑自行车，后来还有了汽车。一次竟坐汽车去了陈宝琛师父家。还安上了电话，不仅打给了胡适，还约请胡博士到宫里来了一次。那些“王公大臣”已经被溥仪的行为吓坏了，更增加了限制他的“理由”。这时，外傅庄士敦从优待清室条文中，发现了可以常驻颐和园的依据[77]，很长时间颐和园就成为溥仪的悠游之地。为给已被罗振玉买下的“内阁大库档案”找个存放之地，罗、王还曾经到颐和园找庄士敦寻求帮助。庄提出可考虑排云殿西面的一所建筑，罗、王大喜过望，畅谈了未来的学术理想。尽管此计划后来落空，庄士敦却将此次的“一日勾留”，郑重地写入他的书中。[78]溥仪周围的势力，既有留洋的主张，也有伺机复辟的势力。而各派势力的消长，又受制于民国和各路军阀的纵横捭阖之格局。宫禁内外各派势力的利益集合点，是绝不能让溥仪失去“逊帝”的有名无实的“尊号”。“逊位”的皇帝也是皇帝呵。试想，如果“皇帝”走了，变成“有宫无主”，空余一座紫禁城，那还了得。这是包括静安在内的众侍从最感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紫禁城内外惶惶无定的情况下，冯玉祥决定将溥仪赶出宫的计划已开始付诸行动。传闻早就有了，生活的惯性使人们不愿意相信。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还铁定认为不会有此种情形发生。他说：“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阙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79]然而，静安的话音未落，冯玉祥就来逼宫了。
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决定，是1924年十一月四日深夜，由摄政内阁做出的。背景是当吴佩孚出关攻打张作霖之际，冯玉祥发动了一场轻松的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成立临时的摄政内阁。十一月五日施行，执行人是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溥仪出宫的时间是当日下午三时，在什刹海的醇亲王府暂住。[80]法律依据是重新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款，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一句话，将逊帝溥仪降为平民。溥仪见大事不好，只好接受。这就是载入史册的所谓“甲子之变”。但末代皇帝的价值，想利用的人可不在少数。最看重此事的是日本人。幕前幕后的活动便戏剧性地展开了。为了安全，溥仪周围的谋士认为得到外国使领馆的保护是上策。庄士敦显然是最便捷行事的角色，他立刻去见驻京公使团的领袖人物荷兰公使欧登科[81]，经与英、德公使会商，得到了允予保护的承诺。但罗振玉等人的想法不是如此，他们必然而且只能将溥仪送到日本人手中。所以出宫之后的溥仪，很快就由醇亲王府迁到日本使馆。翌年就被送往天津，住在张园。这一过程，罗振玉是主要角色，这是罗等和日人早就谋划好的“路线图”。
但我们的静安先生，可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背后的那些谋划他不仅没有参与，而且也不知情。或者说，他也不屑于知道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但溥仪于事变后躲进日本使馆，静安仍“时往觐见”，并且还上了一封“敬陈管见折”。他至诚地写道：
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奉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82]
静安此折署年为“宣统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即1924年12月3日。溥仪住进日本使馆的时间是1924年11月29日，静安是在之后的第四天呈递此折的。折中语气措辞，在在是倾心的关切，句句温馨之至。陈宝琛所诵《檀弓》，为《礼记》本文。本事是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晋国的宫廷残杀，逃亡到翟国。后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到重耳那里吊丧，而且说：“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意谓，虽在举丧期间，也不应忘掉了重掌国柄之大计，而是不论“亡国”还是“得国”，自己的恒心都是一样的。陈宝琛诵《礼记·檀弓》此句，可谓恰切之极。故静安希望溥仪每天能诵读三遍。
翌年，溥仪离京赴天津，静安也在张园被“召对”过。
可是，1924年的“翌年”，就是1925年。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我不说也会想到，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频频向静安先生招手了。
九
王国维答允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容后再谈。这里先说他何以不去北大。别忘了，他本来已经同意担任北大国学门的导师，还写过堪称典要的“研究发题”。最后决定去清华而不去北大，他内心一定有特殊的权衡。
可以想到的原因，一个是，以静安一贯的思想，他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新潮”。另一个是，他已经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这后一方面，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83]鉴于如是之看法，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远近之间”。
更重要的是，当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促使他决意与北大脱却关系。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陈皇室“占据官产”，“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等等。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一一为之辩陈，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措辞强硬地写道：
诸君苟已取销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橐，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84]
王国维在信函之末尾，特别注明，他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写这封信的，为的是“敬告我同治此学之友”，而不是以“皇室侍从”的身份来讲话。而信后面的“再启者”，更其决绝不留余地，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研究生前来咨询事“饬知停止”，甚至已交给《国学季刊》的文章也要求“停止排印”[85]，等于完全断绝了与北大的诸种学术联系。
清华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为导师，最早是胡适之的主意，尝特地向曹云祥校长推荐。但静安只答应考虑，并没有立即接受。后来胡适想到一个办法，即由溥仪下一纸“诏书”，
王先生便不好不去了。所谓“诏书”，按已往的说法，实即其他师傅代写的一张条子而已，忠于自己内心的静安，却应命“受诏”，而没有“违诏”。所以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指的就是因胡适的推荐而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事。
然则胡适的提议是谁去施行的呢？得有人将此事告知溥仪啊。近读外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终于找到了答案。庄士敦在是书里是这样写的：
自从逊帝逃入日本公使馆之后，王国维忠心耿耿，不愿离开他的皇上。他本是个穷书生，自然要找生活。国立清华大学便请他担任史学教授，这个职位对他是最适当不过的，他也很乐意接受，但他又不愿在这个时期舍弃他那个在“蒙尘”中的皇上而去。清华的校长和我是相识的，他写信给我，他说，只有一人可以使王国维前来就职，就是逊帝，请我对逊帝说一下，可否由逊帝叫他去教书，莘莘学子受惠不浅。我便把这个情形对逊帝说了，结果是逊帝一开口，王国维奉命唯谨。[86]
原来王国维就聘清华一事，提议人是胡适，穿线人是庄士敦。这就里外皆无不合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依叙事而言，我参照各种相关资料复按，应可认定是翔实可信的。201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伯雨译注本，尤可信赖。译注人是有名的熟悉晚清史事的专家，有不确的地方，他都一一予以注出。此处他还注明，王国维是去清华学堂研究院，因为清华大学是1928年成立的，可见其严谨。
那么前往具帖拜请的是哪一位呢？是当时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条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87]这样，整个过程就严丝合缝地连起来了。静安在1925年3月21日给罗振玉的信里，也写到了此事：“清华房屋顷得七间五间各一所，拟即与定约，下月中当移居也。”[88]此信的开头一句是：“昨别后，午刻抵京。”[89]则写信的前一天，王、罗还曾在天津晤面，应聘清华的过程，相信静安必向罗细陈。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192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十八号居住，并提议“多购置书籍”[90]。所聘之导师除王先生外，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学者称“四大导师”。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都是当世大儒。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先生应清华学生会邀请，尝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做演讲，后来改定稿刊载于《学衡》等刊物。研究院九月开学，先生作为经史、小学科的导师，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两小时、《尚书》两小时、《说文》一小时。
他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91]
此论一出，对当时流行的疑古思潮，应不无震撼性的补偏救弊之作用。是非经久而论定，时至今日，我辈当益信静安先生之论为颠扑不破之的论也。
听过静安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92]，“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93]，“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94]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95]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96]。
十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将静安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的归结。
要之，静安之学似可分为六期：一、青少年时期（1877—1897）。主要在海宁家乡，读书、做塾师，可以称作“前学时期”。二、掌握治学工具时期（1898—1900）。来到了省城杭州，一面供职于《时务报》馆，一面在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和英文，是为“学术准备时期”。三、醉心于欧西新学，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翻译介绍并研究创发，不遗余力。同时致力于诗词创作和词学研究（1901—1905）。王自己称为“独学时代”，实际上是先生学问进境的“新学时期”。四、由诗词创作和诗学研究，进而研究宋元戏曲，这是已往学人鲜有关注的学问领地（1905—1911）。也可以说，是先生之为学由“新”返“旧”之第一步。五，随罗振玉东渡扶桑，住京都乡下，阅读大云书库的丰富藏书，从金石、小学入手，集中研究古文字声韵、古器物和古史研究时期（1912—1922），这是静安之学的“旧学时期”，也是他学术创获的高峰期。六、最后五年（1923—1927），潜心研究元史和西北史地，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其为学更见平稳安成。角色则是从帝师到国学研究院导师。我愿意称这一时期为“潜学时期”。
静安之学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特点，诚如近人王森然氏在《王国维先生评传》中所说：“先生之研究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学术界之公路者，实具最伟大之魄力与天才也。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无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学之科学方法治之。”又说：“先生对学术界最大之功绩，便在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龟甲钟鼎经籍实物，打通一贯，拆穿古代史迹之神秘。此又与罗氏专信古代圣道王功者，迥乎不同。故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罗氏均不以为然，斥其过于大胆。此先生所以异于罗氏，而罗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先生在古史学与崔东壁、康长素不同之点亦在此。崔、康仅能破坏伪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设真古史。”[97]信哉，斯评。
而先生代罗振玉起草的《观堂集林》序中，也一再申明自己治学方法的特点：
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98]
又说：
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99]
则先生之学实际上已融会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精华，并与当时流行之疑古思潮很早就判然两分了。而他在仓圣明智大学的一位同事费行简先生，后来在回忆当时相聚论学的情形时也曾提到，静安先生认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100]。此可以反证王学之平实纯正，包括静安先生对自己著作所作的评价，看起来可不算低，实则不失为公允客观之论。
先生晚年执教于清华有两年多的时间，为学环境是好的。除授课之外，已开始对西北地理和元代史事着手研究。《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01]、《耶律文正公年谱》及有关辽金元史的一些论文，即写于此一时期。
十一
然当时之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时期，民国失政，执权柄的军阀互相攘夺，大的事变接连不断，每与静安的生命志向适相冲突，使他敏感的心灵始终陷于苦痛之中。1924年的“甲子之变”不用说了，每言及此，他都会愤激泣下。他曾与罗振玉、柯劭忞有同殉之约，结果未能实现。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北门学士约同死”句，即指此事而言。
另外，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几件颇不顺遂的事。一是好友乌程蒋氏经商破产，全部藏书抵押殆尽。自1919年秋天至1923年北上，先生为蒋氏编校藏书，前后四年时间，已完成经、史、子三部，集部则至明。沈曾植、朱古微、张孟劬等海上诸名公经常与先生雅集于蒋宅，彼此结下深厚情谊。蒋之破产，对王是一重大打击。二是1926年9月26日，长子潜明在沪病故，遗孀罗曼华年仅24岁，系罗振玉的小女。当时王、罗都曾到上海料理丧事，但罗携女先返，王、罗从此失和。表面原因是潜明有一笔遗款，合洋银两千四百二十三元，另罗女的款项有五百七十七元，总计三千元整。王请罗代收，罗拒绝。王因而致书罗氏：
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102]
此函之出语已失去冷静。试想，“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一语，是何等份量！此函写于1926年10月31日，无论吴泽主编之《王国维全集·书信》，抑或后来之《全集》，都是王致罗的最后一封信，以此亦可以视为王罗的“绝交信”。然则王罗“绝交”，宜有更深层的原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也许，我们从王的祝贺罗振玉六十岁寿辰的诗里[103]，可以窥到一些消息。
诗有两首，作于1925年8月。其一：“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呴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王罗1898年结识于上海东文学社，至1925年写此诗之时，已过去二十有八年（“三十载”为举成数），虽早期主要是罗关照王，后来王对罗亦多有照应，彼此相契，终于成就了各自的事业。此种情形颇似《易·乾·文言》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则首句之古典，当出于此也。第二句：“半年濡呴更难忘。”“濡呴”显系用《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成典。但“半年濡呴”，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认为，是指1924年10月7日罗振玉到京，至“甲子之变”后的“半年”[104]，自可成为一说。然以笔者推断，两人的“濡呴”之情状，似宜从1924年5月30日王至罗的信函，首次使用“永丰先生”的称谓开始。“永丰乡人”是雪堂之外，罗振玉的另一字号。王此前的信函，至少自入值南斋以来，经常的称谓是“雪堂先生亲家有道”，或“雪堂先生有道”。我以为这是一个标志。因为此后的信函，大都是对小朝廷的“朝政”和人事，念念为心，不断分析研议。紧接此函的6月2日函，就是探讨《论政学疏》如何撰写。[105]而“半年”之下限，应该是溥仪住进日本使馆的1924年11月29日。从始称“永丰先生有道”的1924年5月30日，到1924年11月29日，不多不少，整好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限既明，则颈联、颔联、尾联各句的句意，便不难解读了。“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系指“小朝廷”的内外处境和罗王二人的心理感受。“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指遭遇“甲子之变”的无可奈何。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小朝廷”的大势已去，无论生还是死，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在“武夫”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剩下愁肠百转的伤痛罢了。此处是直接用《诗经·周颂·江汉》的古典。《江汉》有句：“江汉浮浮，武夫滔滔。”[106]借指逼宫的军队来势凶猛。“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国家的山河破碎如此，只能求毗蓝菩萨来保佑了。
静安的第二首祝寿诗为：“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首句是说，当事情到了危难之际，本来是可以献身的，但考虑到长远的目标，还须有更高明的策划才是。第二句“云雷屯处见经纶”，全部用的是《易经》“屯卦”的义涵。“屯卦”的卦辞是：“屯。元亨，利贞。”王弼注云：“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107]“屯”有困难之意。孔颖达疏谓：“刚柔始交而难生。”[108]是为得之。“屯卦”的《象辞》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意谓当此困难之际，正是君子发挥大智慧，拿出经纶天下之大计之时。此卦之“云雷”一语，恰可以照应第一首的“卅载云龙会合常”句。
而初九的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王注云：“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109]王注简直妙绝，几乎完全是为溥仪的遭际和王罗的处境而预示出趋吉的途径，也就是所需的经纶大计也。此卦提醒，不要忘了处身“屯难之世”，是“阴求于阳，弱求于强”的时候，己方是当此困难之时，宁可“磐桓”不前，也不要轻举妄动，而是要“守静以侯”。“利建侯”，孔疏的解释，是“宜建立诸侯”，则又与王罗彼时的意趣相合。所以王注说，此时正是“民思其主之时”。好了，诗的首联的义涵，已尽皆在斯了。颈联的“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及颔联的“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陈永正先生的笺注都能清晰得义[110]，读者自可参阅，此不赘。
问题是，尾联的“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应如何释证。陈永正《笺注》是这样解释的：“‘百年’两句：知道您没有辜负皇帝对您一生的知遇之恩，我同为侍从之臣就更感到惭愧。”[111]可以肯定地说，如此解释，是完全地误读了。把“百年知遇”解释为逊帝对罗振玉的“百年知遇”，无疑是弄错了主宾对象，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不妨先让溥仪站出来说话。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专门写罗和王的文字，现抄录如下：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112]
这段文字是否包含有对罗的一定程度的轻蔑，暂且不论。明显的事实是，在罗可以入宫之前，溥仪根本不认识罗振玉，亦即“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后来由于升允的推荐和陈宝琛的建议，才留做“南书房行走”。此时，也只有此时，“皇帝”才认识了罗振玉其人。时间上，罗比王入值南斋要晚，王是1923年6月1日入值，罗入值的时间为1924年9月2日。陈永正先生认为罗入值为1924年10月7日，那就更晚。即使按王罗入值时间约略相同，则从1923年6月1日，到王国维写祝寿诗的1925年8月，也仅为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和溥仪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怎么可以用“百年知遇”来状写呢？退一步说，即使“皇上”对罗振玉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也谈不上“百年知遇”。“百年”是指人的一生的意思，典例俯拾皆是。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
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
王安石《韩子》：“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都是以“百年”为一生或终身。短短两年的君臣关系，连通常的“知遇”都谈不上，何来“百年知遇”之有。
况且，把“百年知遇君无负”的“君”，理解为逊帝溥仪，更为不切。试想，即使溥仪“有负”于罗振玉，静安在诗里也不敢讲出来。而下一句“惭愧同为侍从臣”，永正先生解释为：“我同为侍从之臣更感到惭愧。”如是解释，等于说“皇上”只对罗有“知遇”，对自己没有“知遇”，所以感到“惭愧”。这又未免把为人诚笃的静安先生看小了。以永正先生释证王诗的功力，我以为完全是一时走眼，无须苛责。只不过祝寿诗的这最后两句，实为两首诗的题眼，是点睛之笔，无比重要，甚至是解开王罗一生情谊和最后失和的锁钥，故不能不稍作辨析。
要之，此第二首祝寿诗的最后两句，是写王、罗的关系，具体说，是写罗振玉对静安的“知遇”之情和知遇之恩。这样就和第一首起句的“卅载云龙会合常”相呼应了。毫无疑问，罗对静安的赏识、推重、资助、帮助，在两人相处的三十年里，鲜有变化，称为“百年知遇”，再合适不过。这在现代学人中是很少见的。甚至一时想不出第二个例证。所以静安使用了“君无负”三字。但是，在“同为侍从臣”的一小段时间，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这是静安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不禁为之感到惭愧。此处的“惭愧”，语意与遗憾相当。
事实上，罗“入值南斋”之后，以及之前一段时间，罗生出的事情可是不少。只要翻检一下1924年上半年的王罗通信，即能意识到王在宫中的重要言动，都有罗在后面运筹谋划。王出于学者的书生本性，对宫中的诸种矛盾纠葛殊无意趣，但为了罗的需要，却必须随时把具体纠葛情况详加报告，包括溥仪下令锯掉了宫中的门槛，以及柯凤荪因身体过重，入宫时压断轿索等细碎之事，都一一具列在给罗的信中。罗几次让王国维转呈他的“本章”，有的还是王代为缮写，弄得静安困扰不堪。如1924年5月24日致罗函：“昨改前文，至今日上午缮就。”[113]所指当为劝阻溥仪欲出洋事。为罗的文稿，需要转请好多人，常常为此而碰钉子。譬如找过金梁，拜见过溥仪的岳父荣源。当他将文稿呈给荣源时，荣源说“此时无用”，容易让人怀疑有人指使，“反令后日不能进言”[114]。当然大都是罗认识的人，需要当面转述罗的想法，尤增烦扰。王给罗的信，涉及相关人事，大都不直接以名或字出之，而是以代指为称谓。如称陈宝琛为“明道”，称郑孝胥为“高密”，称朱益藩为“紫阳”，称金梁为“日”，称温肃为“太真”等等。可知他们在做相关事情的时候，心里没底，不得不小心翼翼。
下面以1924年6月2日王给罗的信为例，以见当时的情状。静安在该信中写道：
顷别后回家，细读尊文，并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维代缮，手续本不甚妥，而螺江自来敝处，又令楫先传语，谆谆以不须再说相属（且上已指出造谣之人，维不能以不知为解）。若此文再由维缮，则或以维借名相污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将尊文与维所拟一稿令冯友送呈，请与素师一酌，或用其一，或参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缮封固，交维代递，似于手续较备。[115]
信中所说的“尊文”应该即是《论政学疏》。“并思立言之法”是说到底如何撰写更稳妥，说明对罗的原稿不是很满意。因此静安没有再次为之缮写，而是另起一稿，同时呈送。
再看1924年6月6日王致罗的信：
前日聆上公所言，盖绍等疑公欲尽去新旧人，而拥素老出，即心中明知其不然，亦必以此相诬蔑，此为彼等防御之远策。上公言语中露挑拨二字，即出于彼等之口者也。观告上公，公本无所为，亦不畏其中伤。至第二层谓不欲使当上从此轻视老成之语，观无以答之，只唯唯而已。前函所述皆上公语（即改为致紫阳函一节，亦上公所言）。惟欲使公知他人心理，若公之心事观岂不知。又上公屡谓观太真，由渠屡称。其人故有新命，若以此笼致观者，亦岂不可笑耶。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递，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收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116]
这封信，一方面见出由于罗不断提出主张，已使得宫里的复杂人事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引起对罗的怀疑和不满；另一方面可见静安已被困扰得痛苦不堪，因此决定请假退避。甚至表示，宁愿过一种“闭门授徒以自给”的生活，也会感到“心安理得”。则不仅是请假暂避，内心实已产生完全退出之意。
静安的困扰，当然是由于罗振玉的多事所造成，但他又不想怪罪三十载云龙会合的老友，只好以“惭愧同为侍从臣”的婉曲诗语表而出之。
这里，不妨再看看“同为侍从臣”期间，他们的“皇上”是怎样看待王罗的关系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117]溥仪书中的记述，不排除有不准确、误记、甚至颠倒错乱的地方，但此段文字所记，参之以王罗的通信，可以确定为无误。
十二
溥仪《我的前半生》中，由谈罗王的关系，还提出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也居然受之无愧。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罗、王两家后来成了儿女亲家，按说两人又是老友又是近亲，王国维的债务总可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处处还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王国维在一个什么事情上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又向他追起债来，继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了昆明湖里自杀了。[118]
这就是关于王国维之死的“逼债说”。此段文字有一处显误，即把罗的女儿误为王的女儿，而且没有根据地衍生出“休退”谁的女儿的问题。
但王的死因的“逼债说”，不是溥仪的首创。郭沫若早在1946年写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持此说。兹将郭文的相关文字引录如下：
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1923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1927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6月2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16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毋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
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119]
郭对王的学术成就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其判断至为准确。文中辩驳王之死非由于“殉节”，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他相信是因为罗振玉“逼债”而产生的悲剧。但举证时用了“据说”二字，减轻了立说的分量。溥仪《我的前半生》开始写于1957年，最后定稿于1964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好几位史学家参加了定稿讨论[120]，以此溥仪的“逼债说”也许受了郭的影响。
但“逼债说”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郭在《鲁迅和王国维》一文里反复引用的殷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极重要的话：“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逝，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121]殷南是马衡的化名，如前所述，马衡是金石考古学者，当时担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静安与马衡的关系颇为密切，同意为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即由于马的一再敦请。两人通信很多，静安逝前三个月，还有信给马[122]。那么，马衡文中所说的“又遭挚友之绝”一语，究竟是指何者而言。如果仅仅是指潜明死后，连同罗女所有的三千块钱，静安寄给罗振玉而遭拒收，似还不能以“挚友之绝”括之。实际上，如果只是为了此事，罗也不会如此决绝。从两人最后的通信看，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此，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在三千元的“经济”之后，另有更多的“经济”原因。他们两人的“帐”是永远算不清楚的。一旦在经济问题上“翻脸”，我们的静安就没有活路了。因此，尽管“逼债说”的证据还有待查实，但我不想断然否定“逼债说”。
比“逼债说”势力更大的是“殉情说”，在诸说中几乎占有压倒优势。几乎所有的遗老都持此说，连非常熟悉静安的清华国学院主任的吴宓也赞同此说[123]，当然最积极的是罗振玉。王逝后罗振玉曾代拟《遗折》给逊帝溥仪，表示系因“报国有心，回天无力”而成为“死节之人”。据说溥仪览折至于“陨涕”，立即下诏，谥以“忠悫”[124]。但此事完全是罗氏强加给静安的，不独与先生的生平志愿不相吻合，反而模糊了事件的真正动因，也为扑朔迷离的王、罗关系添加一重帷幕。且看当事人溥仪是怎样的讲法。《我的前半生》写道：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工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那么工整，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能找到代缮绝命书的人，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发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逆臆其心事的题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头两次在我出宫和进日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都是成不了气候的。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125]
复按罗氏《祭王忠悫公文》原文[126]，可知溥仪的叙述是可信的。罗氏在祭文中承认，静安的“遗封”他没有看到，但静安的意思他完全了解，隐含的意思是，他有资格代为上奏。因此溥仪说是罗振玉假造遗折，应为不诬。尤其罗提出的“犯三死而未死”之说，让人感到更加拘虚不实。而最后一“犯”，由于看到王死后得到的“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他更不敢死了。如果他“继公而死”，担心“悠悠之口”会认为他“希冀恩泽”。此番话，就不仅欺人亦复欺世了。
罗振玉在金石考古方面的成绩自无可否定。他的赏识、资助、帮助王国维，也是举世皆知。此点，前引静安给罗的六十寿诗，已阐释清楚。只是，当我们看到罗氏在静安逝后假造遗折，又以此篇祭文一再为自己辩解，对他立言是否守持《易》道之“修辞立其诚”，令人心存疑虑。
静安逝后罗振玉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殉清说”反而易遭置疑。
王国维死因的第三种说法，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所导致[127]，这是周作人的说法。梁启超也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原因是：“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128]
其实，本人在《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一文中，对此一方面的缘由和表现论述得至为详明。我在文章中列出了静安一生的十重矛盾，即：第一，个人和家庭的矛盾；第二，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第三，精神和肉体的矛盾；第四，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第五，“知力”与“情感”的矛盾；第六，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第七，新学与旧学的矛盾；第八，学术和政治的矛盾；第九，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第十，个体生命的矛盾。我因而提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129]不能不说，静安的最后抉择，是和他一生的这些个重重矛盾分不开的。他是哲人，又是诗人，而且是大哲人和大诗人。具有哲人和诗人双重气质的人物，精神必然苦痛。他的性格与气质为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铺设了前期的条件。但必须指出，这一切仅仅是最后事件的长久因素，是长期形成的精神和思想的种子，还不是促使他做出最后决定的刺激和触媒。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诱使静安在最后时刻决定一死的那个“契机”。如果说哲人兼诗人的气质性苦闷也是静安先生之死的又一说的话，似应称为“宿因说”。
静安死因的第四种说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他是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来的。原文如下：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130]
我有多篇文章解析这篇《挽词序》[131]，此不多具。我曾说，这篇序是陈寅恪的文化宣言，今天重读，仍感到斯言毫不为过。虽然，自上世纪初以来，就有中西文化之说充斥于报章图籍，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过文化热，以及后来对文化热的反思和反反思，但寅老之说迄今仍为不刊之论，则无问题。没有第二人能如此高屋建瓴地将中国文化之精义概括无遗，尤其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之境，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要旨。而“文化所化之人”和“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提出，又将文化与文化的托命者给出了新的解释。“文化所托命之人”是陈寅恪对文化传承者身份的独特界定，他们文化含藏的特点，则是“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这样的标称，王国维当得，陈寅恪也当得。
职是之故，当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其中的一些为“文化所化之人”，或曰“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一句话，就是“文化所托命之人”，必因之而感到苦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肯为此种文化而献身之人，又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者。这样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少到亿万斯人中偶尔一出而已。很不幸，我们的静安就是这样的身心与具的人。陈寅恪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信哉，斯言！
我这里想探讨的是，陈寅恪在论述王国维之死时，何以引来《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之说，而且特别单提“君”这一纲和“友”这一纪。寅老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我认为此段文字含有弦外之音，实际上说的是溥仪和罗振玉。对当时的静安而言，“君”自然是指溥仪。而“友”，非罗振玉而何？就是说，陈先生显然认为，王的死并非与溥仪、罗振玉无关，只不过他不想探究这些具体的“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而以文化传承的学说给以概括言之。“君臣”这一纪，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溥仪，当然不是刘秀，静安亦从未期待会有什么“中兴”。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
按“三纲六纪”的“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其中关于朋友一纪是这样写的：
《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则谤其言，远则不相讪。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恶，其心痛之。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故《论语》曰：“子路云：‘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无所归，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朋友之道，亲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友饥则白之于父兄，父兄许之，乃称父兄与之，不听则止。故曰：友饥为之减餐，友寒为之不重裘。[132]
按朋友一纪的规约，朋友之间应该“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特别是“不得专通财之恩”，亦即在财货上帮助了朋友，不能自以为就是对朋友有“恩”。依据朋友一纪的规约，复按当静安长子逝后罗对王的态度，明显是在财货上发生了问题，静安自然会感到罗之所为有违纲纪之说。因此他失望了，痛苦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只好求其一死而心安了。
要之，在陈寅恪看来，静安的最后一死，如果说是与溥仪和罗振玉两个具体的人有直接干系，还不如说，是其人其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然而静安没有在溥仪被赶出宫的时候去死，而是在三年后，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时候去死，应该已经与溥仪无直接关系了。有直接关系的，是他和罗振玉的矛盾最终爆发，朋友一纪的理想彻底破灭，于是成为直接的导火索。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秩序、那种文化精神，亦即孟子所说的“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就是寅恪先生提出的所谓“殉文化说”的真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