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
一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公历12月3日）出生于海宁州城之双仁巷自宅。先生先世籍河南开封，远祖王光祖《宋史》有传，因征御北方边族有功，被封为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光祖子王禀，忠义勇武，战功卓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禀性质沈雄，智谋深静，便弓剑之习，负劲气于山西，贯韬钤之奇，走雄名于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战功。”而靖康元年九月初三日，已被金兵围困二百多天的太原眼看就要陷落之时，王禀率部巷战，身被数十创，还到城里庙中背负太宗的塑像，与其子之全家跳汾河自尽。后高宗南渡，追封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1]。这是王氏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明代中期以后，王氏家族开始中落。而此前在元代，已经成为“世为农商”的家庭。王禀之后凡三十四传，至先生父王乃誉。乃誉出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商贾为事，而喜书画篆刻，书学米芾，画学董其昌，书画自成格调，为识者所重；乃誉淡名利，富收藏，以种竹养鱼为常课。先此，曾一度充任江苏溧阳县（今溧阳市）的幕僚，但四十岁以后便家居不再复出。[2]尝作《游目录》十卷，诗集二卷，藏未行世。静安出生时，恰值其父的而立之年，自身之兴趣爱好深受其父影响，如同异母弟王国华所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3]先生母凌氏，当其四岁尚不能完整记忆时亡故，后由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越五年，王乃誉续娶，则与继母生活在一起。先生对继母叶氏甚敬畏，即使与少年友人冶游聚会，也总是守时归家，不敢延宕致使继母失欢。先生之寡言忧郁之性格，实童年生活境遇所使然。
先生七岁入私塾就读，颇习诗文时艺。王乃誉家居后，以“课子自娱”，要求尤其严格，几易塾师，犹不惬意。但先生雅好诗词，十五岁已代父作挽诗。[4]十六岁参加岁试，以第二十一名入州学。购“前四史”在是年，称为“平生读书之始”[5]。翌年，赴杭州应乡试，不终场而归。[6]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先生亦深为所动，遂开始向往新学。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其自述有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7]1896年夏天，先生开始担任城内一沈姓家之塾师。同年，与同邑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氏女结婚。次年，再赴杭州应乡试，又不中。从此弃绝举业，绝意仕途。
当是时，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任主笔，大力鼓吹变法，是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园地，也成为静安先生当时最喜爱的读物。他也曾将借得的刊有梁任公宏文的第四十五、四十六册《时务报》，呈献给父尊王乃誉观览，乃誉亦为之震撼。只要检阅一下1896年岁尾和1897年的《王乃誉日记》，就会发现这位一心望子成就的乃誉先生发生了何等变化。1896年岁杪的除夕过后，他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时务报》刊登的盛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共九个半页的篇幅，五千余言；以及梁任公的《论学校》（所抄之部分为任公《学校总论》之《论幼学》），以大一些的漂亮俊逸的行书抄写[8]（乃誉先生的法书似非凡品），看后无法不令人动容。此时的王氏父子的思想应该已冥合在一处，则静安先生对维新变革的态度可以想知。与同乡张英甫等筹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之议也在是年，因款项无着未果，然先生之笃志于学及热心教育之抱负于此可见一斑。
二
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新正伊始，就离别妻室，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不过不是正式应聘，而是因供职于时务报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家中事务，暂作为代理，主要为校对、抄写之类，实际地位相当之低，收入亦至为菲薄。恰值罗振玉创办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于是年三月开学，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因得以结识罗振玉。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罗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比王国维长十二岁。早年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并热心教育，曾创办《农学报》，组织农学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精于小学、金石、甲骨之学，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古器物学者。大内档案得以保存，罗氏与有功焉。[9]罗氏由于后来参与策划溥仪出京，任伪满洲国的“参议”和所谓“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研究敦煌遗书等所做出的成绩，文史学界鲜有异词。罗、王相知，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10]
罗氏看到大为激赏，叹为异才，于是着意扶植培养，虽考试成绩欠佳，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使之无后顾之忧。不久，《时务报》停办，先生则因治疗腿病返回海宁。
同年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先生于此气愤之极，写信给许默斋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11]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重新进入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同时奋力研习英文，间做庶务，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氏，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这是先生打开视界、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
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先生亦应邀于次年年初赴湖北则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所译之日人的《日本地理志》，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2年岁首，受罗之资助，先生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当时正值戊戌之后，维新党人云集东瀛，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物，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12]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后因脚气病发作，同年夏天回国，滞留上海，住罗振玉家中，并协助罗编辑《教育世界》杂志。从藤田丰八学习英文，应在此时。同年秋，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并为之撰写序言。王国维接触甲骨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教育和诗词创作。
日人狩野直喜知中国学人中有先生者，即在此时。狩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我初闻王君之名，时间甚早，大概是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在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友人之一藤田丰八博士，正在罗叔言君所主办的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博士告诉我，他所教的学生某君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瞩望。当时中国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极罕见。藤田博士极赏识该生，说了许多夸奖他的话，但是我始终没有与之见面，此某君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王静安先生。”[13]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
三
罗振玉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教育世界》，是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为集中，印行在上海，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王国维为实际主编，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包括论说、学制、训练、传记、小说、国内外学界动态等，都予以刊载。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教育世界》上。[14]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如《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释理》《论性》《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都发表于此刊。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静安文集》也是由《教育世界》社刊行的。此一时期，先生一方面大面积地介绍西方的思想和著作，另一方面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的古典，包括阐释义理之学和解析古典文学名著，也做出了成功的实验。所以，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醉心于哲学、美学等欧西新学的时期。
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独学时代”。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藉者也。”[15]这是写于1907年的《静安文集》自序中的话，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
同时，他的学术性情的另一方面，即诗词创作，也得到了尽情地发挥。1903年至1905年三年间，所写之诗作就有近四十首，词作三十多阕。[16]1903年写的《书古书中故纸》：“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都堪称随意挥洒，清新可诵而又意趣盎然之作。以及写于次年的颇受钱锺书先生称赏的《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17]还有寄怀之作《欲觅》：“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充满了哲理和忧思。至于此时所作之词，更是达到一个峰巅期。仅1905年一年，就创作22阕各类词作，而1906年一年之中，更有30阕之多。其中不乏“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18]的绝妙好词。如写于1905年的《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明白如话而又格高意远。尤其“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两句，不失为古今词人之独出的秀句，既含意象多重，又有哲理存焉。王著《人间词话》所称道的“有性情，有境界”“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词人标格，我们从静安的词作中不难品味出来。
王国维自己对此一时期的词作也自视甚高。当一年后集所填词成《人间词甲稿》之时，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称“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19]。翌年，成《人间词乙稿》，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认为静安之词做到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这些自评是否确当自可仁智互见，但如果是真正的词的爱好者，能静下心来，结合王的身世阅历和他的美学思想，细读慢斟，反复味之，当不难体会王之自评虽不一定语语中的，然亦不远矣。《乙稿》序并标出“意境”这个概念，提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20]“境界说”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嗣后所撰之《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
但人生之困扰也随之而生。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二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21]深入地涉猎、介绍、研究西方哲学所达到的进境，诗词创作所取得的意外成就，反而令他矛盾重重，增加精神苦痛。这在一般人是不可思的，然在先生却是顺理成章必然如此的精神历程。盖先生之学问，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作为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突显。
四
1905年农历八月，清廷认可袁世凯和赵尔巽联衔奏请的废止科举议案，决定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一并停止。同年12月，决定设立学部，统筹全国的学堂教育。此义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提出来过，经过七年的曲折终于实现。废科举和设学部这两大晚清文教变革的大举措，都直接与王国维的人生际遇相关。
新设立的学部尚书为荣庆，其人与罗振玉有旧，很快就于1906年年初奏调罗入学部为参事，王国维与罗北上同行，并住在罗振玉家中。可是当年七月，先生父尊王乃誉病逝，于是又归里料理父丧，并作《先太学君行状》。丁忧守制期间，乡先生尝推举先生为本乡学务总董，谢不就，提出：“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其高等学堂附属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足以胜教员之任。”又说：“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如某者乎。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22]此可见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其中，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教育世界》第13期上的《去毒篇》一文，尤值得我们注意。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23]
他甚至还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这是王氏的特见，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
第二年，经罗振玉引见，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受到赏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1907年9月，清廷谕令已经入职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但南皮雅不情愿任该职，多次辞却，反复谕诏，才不得已北上京师。然未及一载，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清朝的命运已接近终局。而第二年即1909年的10月，张之洞就溘然而逝了，终年七十三岁。王国维写给张之洞的长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在此前后。信中提出，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是根本性的错误。盖先生在沉醉于欧西哲学、美学的同时，对东西教育思想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教育世界》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
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也是这一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学衡》重刊此文，他所做的一番说明：“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24]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
静安先生任职学部的时间是在1907年春天。恰好同年5月法人伯希和氏运敦煌写本经卷过京师，他有机缘和罗振玉一起前往观看，并将其中一些作了过录，因而结识了伯氏这位日后对他的学术甚有影响的著名汉学家。7月，原配莫氏病故；阴历年底，继母叶老太太亦辞世。先生两返海宁，料理丧事。家庭屡遭不幸，对先生之精神打击也大矣。1908年3月，续娶莫氏之表甥女潘氏为继室。4月，携眷北上，仍任职学部，寓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1909年，兼任学部名词馆协修，严复为总纂。
这一时期，先生之学已由哲学和美学转向文学和戏曲研究。京师人文荟萃，图书条件便利，词曲等古籍善本年来先生多有所得，从而引发新的学术兴趣。《曲录》《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脚色考》《录鬼簿校注》，以及《清真先生遗事》等词曲著作，均成于此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另一大著述是《人间词话》。在总结自己诗词创作经验基础上，以新观念接通古人，诠释境界说的多重意涵，成独家之诗学体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静安先生说这是“古今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25]。则其论诗论词，学问之门径修养固未肯稍忘，实亦包含己身为学进路的深切体会。《人间词话》最初连载于《国粹学报》，是为上卷；下卷系门人赵万里整理，发表于十九卷三号之《小说月报》，已经是先生逝世之后了。
罗振玉1911年创办《国学丛刊》，先生为之序，写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6]罗振玉为《国学丛刊》所作之序，也是出自先生之手，叙古往今来学术衍变，言简意赅，独具手眼。
五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罗振玉避地东瀛，先生亦随之前往，同寓于日本京都附近的吉田山下之田中村。罗振玉的丰富的收藏也运往日本，寄存在日本京都大学。先生则每天协助罗氏整理藏书、编写书目，因而得以尽阅“大云书库”所藏之古籍、古彝器及各种古器物的拓本。
这时先生的学问兴趣，开始仍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与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元戏曲考》即撰成于此时。该书最后之完稿时间应在1913年的年初，其所撰自序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讬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暮，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27]此书学术上之开辟意义静安先生本人阐述甚明。诚如梁启超所说：“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28]
但到日本以后，没有多久，由于受罗振玉氏的影响和启发，先生之治学方向即转向经、史、小学的考证与研究，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则弃之如敝屣。即戏曲与文学的研究也基本停顿下来。据罗振玉回忆，他劝王专门研究国学，并从小学和训诂方面培养根基，曾说过下面的话：“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戴震）之于茂堂（段玉裁）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29]罗氏的话，有人以为不尽确实，认为王未必烧书。其实以王国维的性情论，尽弃前学，完全可能。
日人狩野直喜在回忆王在日本的印象时也说过：“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30]透露出决心改变学术路向的信息。而1913和1914这两年，先生全身心致力于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沉迷状况，我们从他写给缪荃孙的信里可以获知大体轮廓。一则曰：“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此系私家著述，犹不免是病，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31]二则曰：“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积古》于此事有筚路蓝缕之功，然甚疏陋，亦不能鉴别真伪。《筠清》出龚定庵手，尤为荒谬。许印林称切实，亦无甚发明。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惜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学。然此数十年来，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不当以学之成否、著书之多寡论也。”[32]
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7月，从而可见其沉潜古学的精神和钻研的深度。而其研治范则不止于古文字、古器物和古史研究，实已返归六经，亦即罗振玉所建言的，如接续“三千年之教泽”“舍返经信古未由”。可知此一时期静安先生所致力的乃是大范围的“三代之学”。其所著之《流沙坠简》及其《考释》（与罗氏合作）、《简牍检署考》、《明堂寝庙考》、《秦郡考》、《生霸死霸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还有《颐和园词》也作于此时。总之寓居日本四年多时间，先生之学问大变，而收获成果之丰硕则为已往未有。他自己后来也说，此一时期“成书之多，为一生冠”[33]。其《丙辰日记》（1916）亦云：“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34]
1915年春天，先生曾归国扫墓，因得以在上海与沈曾植相识。沈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钦用主事，观政学部，迁员外郎，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曾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张勋复辟。精通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世有大儒之目。王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与沈甚契合。沈欣赏王为罗振玉作的《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并称赞王善于命题，趣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35]1919年沈七十寿诞，王为之序，极称乙庵之学的博大，写道：
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窖，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又说：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36]
可以说给予了至高而不能再高的评价，我们由此可知静安之学的格致与归宿。而当1922年沈氏在上海辞世，静安先生的挽联写的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更可见两人交谊之厚。
王国维回国扫墓停留上海期间，罗振玉也回国赴安阳考察，于是两人又会合于沪上，时间在1915年4月。罗振玉经王国维介绍结识沈曾植即在此时。第一次相见，罗向沈请教了古音韵问题，相谈甚得。加上对古籍图书版本和书画的共同爱好，他们应该有谈不完的话题。就一代通儒的学术气象而言，沈的标格，世罕其匹；就一个纯粹学人的为学精神而言，王恐怕应站在沈的右边。罗的所长在中西教育和甲骨金石器物，视野格局亦有可观。沈的所长在边疆史地和学养器识。而静安之学识固然，金石器物的过眼或逊于罗，但书画鉴赏的根底亦有可观。因其多了一层家学熏习，其父王乃誉的书画收藏及长期鉴赏经验，必然如同种子一般植入静安的文化血液之中。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罗和王、沈之间的针芥之歧与针芥之合。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挽词》中对先生此一时期的学术景观有极为准确的评价：“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37]“伯沙博士”指的是法国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暨沙畹博士；“海日尚书”则是指沈曾植，意谓静安先生此时已成为与中外学界顶尖人物并驾齐驱的学者。
六
静安先生是在1915年4月，与罗振玉一起自沪返回日本的。但仅在八个月之后，即1916年丙辰正月初七，他便最终结束了浮海东瀛的五载光阴，回到他熟悉的上海，开始人生的新的旅程——当时恰值他的不惑之年。
静安在京都期间，长时间住在罗振玉家里，后罗氏虽为先生另租了房舍，但资用之大部分仍为罗氏接济。这种经济上长期依赖于他人的状况，必给静安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丙辰日记》元旦条写道：“自去岁送家眷回国，即寓韫公家，至是已八越月。去冬十二月，同乡邹景叔大令移书谓，英人哈同君之夫人罗氏拟创学问杂志，属余往任其事。”[39]哈同和他的夫人突然在此时出现，对当时的静安而言，无异于天时、地利、人和骤然凑泊一处，他的立即应允并马上成行正不足怪也。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因而有机会踞有哈同花园。哈同夫人名罗诗，系混血，传说出身娼寮。其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实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哈同的主要管事者姬觉弥（号佛陀）也是颇遭疵议的人物，连沈曾植都说此人不足成事。但哈同主人和主事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王国维知其利弊，虽出席了正月二十二日的开学典礼，但未就“大学教务长”之聘，而以专一主持编撰《学术丛编》为职司。此一期间王罗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对应聘哈同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形，以及如不合意将辞却他图，也对罗有流露，因此罗振玉在正月十七日的信中，对相关事体详加剖解，勖勉殷殷，写道：
得十一日手书，知景叔尚未见面，观此次大札语气和平，不似前函之严重，当不至决裂，为之差慰。弟意公仍以守初志，专意办报（学报内容仍愿闻），能兼教科更佳。弟所以以此相劝者，办学报与公平日学术有益无损，学堂则是长局。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知尊意如何？方今谋食虽至艰，然以常理观之，断不致饿死。必欲舍此他图，以弟所知，若往昔杨子安之广学会，月谢百番，抗父诸君在商务，月薪亦百馀番，然每日必牺牲六七点钟，除去往复钟点，人已疲极，不复能修他业，若岁岁如此，学业终身无增长，况尚须我求童蒙，且（以下原件破损，少约二十字）者，而可决也。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撄患难，根柢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毫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补，所补能几何？顾影汲汲，绠短汲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至于此次馆事，再三相渎，想不憎其（下缺十三四字）进退之小艺，亦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40]
罗的意思，办学报于学术有益无害，只要能“守初志”，就不必有太多顾虑。信中说的“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失为深识老到的经验之谈，此语不是谁都可以讲出的。尤可难能者是对王国维学问的期许，认为如果能继续保持京都时期那样的学问状态，期以十年，当会超过顾亭林、戴震、段玉裁等清代诸大儒的成就。“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一语，尤恳切感人，可知当时的罗王交谊，可谓正处于蜜月期，而绝非利交之可为比也。
当认定下来在哈同只负责编撰《学术丛编》，静安先生就安心以赴了，在大通路吴兴里租到了合适的房舍，书籍也上了架，到二月二十五日，不仅《学术丛编》的编辑条例、刊前序言，以及第一期的稿件，都一一准备就绪。《学术丛编》的宗旨是：“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41]内容则包括经学、史学、文字学方面的新著，以及未刊或流行甚少的旧籍。经学注重三礼，旁及诸经。每月出版一编，每册八十页。与《学术丛编》同时刊行的还有《艺术丛编》，由邹安主编。经王之手，《学术丛编》共出版24期，王的许多关于金石、考古、音韵、文字学方面的文章都刊载于此刊。罗振玉这一时间的文章也比较多，有的也在《学术丛编》刊登。他们有些文字也刊登在《艺术丛编》上。说来也是静安先生为学的幸运，早年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有《教育世界》供他不断发表新作，如今在三代经典和小学研究，以及古史、古器物研究阶段，又有《学术丛编》和《艺术丛编》为他提供驰骋的园地。这一时期繁杂事务虽然多了一些，但精研学问无一日或停。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此一期间的《丙辰日记》，以见他为学的精勤和诸多学术新创获。
须知，1916年农历一月和二月两个月，是静安先生刚从东瀛归来，与哈同主人商酌承担范围及安家等诸事猥集一处之时，然而就是在此种交错忙乱中，学术研治仍然少有停顿，并不断结出新的果实。
至于1916年下半年到1921年的五年时间，更是他生平最集中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包括《生霸死霸考》《周书顾命考》《周大武乐章考》《两周金石文韵读》《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名堂庙寝通考》《汉魏博士考》《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唐诸家切韵考》《五声说》《鬼方昆夷猃狁考》《西胡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代表王氏毕生学术成就的重要著作。其中《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开启了甲骨研究的断代之学。而《殷周制度论》之刊布，更是佳评如潮。赵万里写道：“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42]先生自己代罗振玉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也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又说自己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又说：“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43]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他也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其由是孳生有三：一、宗法，二、服术，三、为人后之制。与是相关者二：一、分封子弟之制，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出于亲亲之统者，曰庙制。其出于尊贤之统者，曰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此殆与殷制同）。又同姓不通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44]可以看出先生对此篇著述何等重视。
我们不妨引录《殷周制度论》中的一段要括的论述，以见其学理精醇：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事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45]
如此清晰之理念、闪光之思想，很难想象是从静安先生那样羸弱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而且是通过爬梳枯燥的甲骨文字得出来的不易之论。静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固然；但他同时也是能够掘发潜德幽光的思想翘楚。
先生后来于1921年手自编定的《观堂集林》，集中汇辑了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林》由乌程蒋氏出资以聚珍版印行，罗、蒋并有序言。蒋氏名孟苹，字汝藻，号乐庵居士，与先生同籍浙西，生年亦同。其“传书堂”是江南名藏，被称为海上三大藏书家之一。[46]此前蒋氏尝聘请吴县（1995年撤销）曹元忠编写藏书目录，但历时一年，未成一字。蒋早有聘王之意，因王与曹有旧，不忍遽夺；俟曹辞去，静安先生方应聘，但接事之后工作态度极为认真，为做好先期准备，用很多时间遍校各书，一一写出跋记，同时还为蒋氏撰写了绍其祖德的《传书堂记》。对王国维来说，这是继在日本得以尽窥“大云藏书”之后，再一次获得了遍览群籍的机会。先生为学的几个阶段，都有特藏之书供其饱览。尝说：“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47]而为学之精勤，又非常人所能及。对王先生生平志事颇为了解的赵万里对此曾有过下述说明：“盖先生之治一学，必先有一步预备工夫，如治甲骨文字，则先释《铁云藏龟》及《书契前后编》文字。治音韵学，则遍校《切韵》《广韵》。撰蒋氏《藏书志》，则遍校《周礼》《仪礼》《礼记》等书不下数十种。其他遇一佳椠，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于先生自藏本上。间有心得，则必识于书之眉端。自宣统初元以迄于今，二十年间，无或间断。求之三百年间，实于高邮二王为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怀祖、伯申两先生所可及也。”[48]这一时期，先生还曾参与《浙江通志》的续修工作。沈曾植为总纂，先生与张尔田一起担任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值得注意的是，沈向王说明“通志”编写体例的一封信写得甚具大儒风采。信中称王国维为“大哲学家”（王挽沈之联语称沈为“更大哲人”，不知是否从这里获得灵感），并提出了“显学钜儒，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的论断。[49]
1918年起，王国维担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于是他写了《经学概论讲义》一书，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经学概论》共十一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周易；第三章，尚书；第四章，诗；第五章，礼；第六章，春秋；第七章，论语；第八章，孝经；第九章，尔雅；第十章，孟子；第十一章，历代之经学。[50]虽然是一简要的纲要式读本，因深研三代之学有年，此时之静安已经有充分条件来涉足经学了。但此时他的重大收获为小学，尤其清儒诸大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他赞赏不已。他在《两周金石文韵读》自序中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无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诂，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后人者甚多；至古韵之学，则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所治者不过《三百篇》及群经、诸子有韵之文；其治之法，不外因乎古人声音之自然，其道之简而其事有崖，故数传而遂臻其极也。余比年读《三百篇》，窃叹言韵至王、江二氏殆毫发无遗憾，惟音分阴阳二类，当从戴、孔，而阳类有平无上、去、入，当从戴氏。前哲所言，固已包举靡遗，因不复有所论述，惟前哲音韵皆以诗三百五篇为主，余更搜周世韵语，见于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中有杞、鄫、许、邾、徐、楚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及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迄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谱而读之，虽金石文字用韵无多，不足以见古韵之全，然足证近世古韵学之精密，自其可征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51]此可见观堂于小学一门之所识、所得、所获，并自己在上古韵语和《诗三百》之比勘方面所做出的建树。
七
写到这里，不妨看看静安先生安居上海期间，当时中国的时局、政治等背景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人物浮沉和文化变迁及其对静安的影响。首先一个大事件，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大皇帝。结果招致全国性的讨伐，致使许多省份宣布独立。最后这位“大皇帝”也在千夫所指的困境之下，于1916年6月6日病故。
但一年之后，即1917年7月1日，矢志忠于清室的“辫帅”张勋将复辟的理想变成了复辟的行动，在康有为等的支持下，率所统辖之兵力进京，拥戴宣统皇帝溥仪恢复旧制，改甲辰年五月十三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同时加封了一批内阁阁丞和各部尚书，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重要的是，一向被静安先生尊为学术楷模的沈曾植也悄悄地北上任职，被补授为学部尚书。其离沪北上近乎秘密而行，与之交往频密的王国维完全被蒙在鼓里。待看到消息之后，罗、王二人的心理颇为复杂。设若此次复辟获得成功，而罗、王（主要是罗振玉）被排出局外，不免感到遗憾。故罗在致王的信里说：“弟初十致书乙老，言必趁正轨，斯言又幸中。惟此老持局外主义，弟始终不赞成。”[52]
随后又在7月4日致王的信中写道：
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执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针益惑。弟初欲与面陈此利弊，又恐有猎官之嫌（在弟自问虽无嫌，此老终不知我，或以为借此求出，亦未可知），又不忍不言。兹将报章携沪，又信一封，请送渠宅，询明渠在京住址，双挂号寄去为要（寄学部恐遗失）。
又说：
乙老果长学部，不出预料。弟意中兴诸臣，当以让德先天下，乃竟不能。弟幸免为之佐，乃深得前日面争之力，不然殆矣（若发表而不就，其怨弟尤甚矣。此老狭隘，终可虞，深为忧之。各部尚侍，颇多不妥，此老赞画居多）。然弟独不敢入都者，因彼必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诸职相牢范，则去留都难。素公在政府，不过伴食，然此老虚心毅力，必不肯自认伴食，或就弟咨询行政，若采择二三，乙等必以弟为素党，门户水火，将于此始，党祸必不免。弟即不往，亦必然。[53]
观此函之措辞，似事前亦曾有约罗参与其中之微意，并可能于事成之后委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等职，因前此罗恰在沪，与寐老相晤应非止一次，故当面婉拒云云必有来历。可是又想对沈寐叟等“中兴诸臣”有所建言，希望“诸臣”们能够“以让德先天下”。那么请王代寄的致沈信件，应大体不出这些内容。但罗对沈的不满溢于言表。至信的开头“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等语，则似暗藏玄机。盖罗氏并非不赞成复辟，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借助东瀛的力量却获得了“成功”。后来溥仪住进日本大使馆，乃至最终沦为日人的傀儡“皇帝”等事件，罗氏的态度可通过此函关于东瀛一段语词中窥知一些信息。
实际上，静安先生素所尊敬的沈寐叟确实在事败后不久即回到了上海，时间在1917年9月8日左右。嗣后直到沈病故，静安与之来往更为频密，几乎是几天就能一见。罗振玉致沈的信笺也经常请静安面交。他们谈学问、谈图籍版本和书画的同时，也每每谈及时局和政治。谈得不洽的情况也发生过，如1918年12月3日，静安致罗振玉的信中写道：“昨往寐叟处，又以无意开罪。因渠前次将贵州汉刻交维，归后读之，乃全系赝刻，以示景叔，景叔即退回，不复付印。昨面交还，因言此刻人谓为赝，维以文章观之，亦有未妥之处，不料大触其怒。本知此语当忌，又思将来不印，又必不妥，故遂告之。当时虽无言，然谈次及日本那珂、白鸟旧事，渠谓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即如汉刻一事，彼等竟敢断定为伪。余（叟自称）固知上海评骘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问亦由一种人把持，凡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云云。此语亦有因。因寐初问此刻曾著录否，维归检《汉石存目》无之，次日因报以书。维不与辨，又敷衍少时而去。此后威海卫路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58]诚然，乙老生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1850年），比静安长三十七岁，则静安在沈的面前则为晚辈矣。但此次愠怒没过多久也就缓过去了，可知情绪是一时之事，惺惺相惜的学谊才是恒久之事。
1917年秋天国外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此事对中国的影响巨大，静安的反应也很敏感，只不过他的态度是站在了置疑和反对的一面。此一期间，静安与身处北京的元史专家柯劭忞联系也比较多。柯字凤荪，号蓼园，所著《新元史》，享誉士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王尝致书凤老，认为北方邻国的这场革命之风会吹到中国来，并对时局做出预测：“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59]如果撇开政治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的一面，则静安先生的预测早已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沈、柯两老当时有“南沈北柯”之称，政治上固是与时论不合的边缘人物。由此可知静安当时的心境和对时局所持之态度。先生给日人狩野直喜的信里曾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60]则先生关注时局，也包含有自身的文化理想能否得以实现的成分在内。
1919年农历四月，罗、王联姻，王之长子潜明娶罗的三女孝纯为妻[61]，成为儿女亲家，两人之关系又进了一层（两人之失和亦由此埋下种子）。这一年，罗振玉也回到国内在天津赁房安居，本来准备住在上海，王国维已经在哈同花园附近看好了一处居所，后来罗氏选择天津应与升允有关。罗回天津后，王亦曾赴天津罗宅小住养病，据记载是1919年农历八月十八日赴天津，九月十一日左右返回到上海。
此时，先生尝多次接到北京大学欲聘请为导师的邀请，均婉拒。1918年6月26日，静安先生在致罗振玉的信里写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又说：“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62]1922年8月，北京大学又有专人以马衡的亲笔信面交，并送二百元作为两月之薪水，静安作书婉谢并退还修金，但同意保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的名义。他在同月8日致罗的信中写道：“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持一线关系，或有益也。”[63]其致马衡的信里写道：“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修。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修金讬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64]后由于马衡又恳切致函，至8月底才决定收下修金[65]。但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66]，拟出“研究发题”四项，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参考选题。
静安先生所开出的“研究发题”，包括（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并对各题之研究价值暨已有之研究现状逐一做了说明。
关于《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发题，静安先生写道；“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言语中，有元明之成语；元明言语中有唐宋之成语；唐宋言语中，有汉魏六朝之言语；汉魏言语中，有三代之成语。凡此成语，率为复语，与当时分别之单语，意义颇异，必于较古之言语中求之。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言语中。若夫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67]并举《诗·鄘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为例，说明此“淑”字不应以“善”训，而是与古“吊”字同。又“不淑”有“不幸”之意，是“古弔死唁生之通语”。又如另一古之成语“陟降”，可转为“陟各”，亦可转为“登假”或“登遐”等，静安因之得出了“古之成语不能以分别之单语解之”的结论[68]。静安先生可谓循循善诱，在发之以题的同时，又以具体案例加以解说，对初学者的启发可以想见。
其于古字母之研究，则写道：“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语》二十章，而其书不传，其流亦微。惟番禺陈氏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统，其所得与等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阙点也。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方法耳。今举其委，约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往往遇之。汉儒注中，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如某，某读若某是也。三、音训。如‘仁’‘人’，‘义’‘宜’之类。《释名》一书，所用以相释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觱发’‘栗烈’之类，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孙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苟以此数者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正》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欤！”[69]
其于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又写道：“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此等复语，其变化不可胜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风曰‘觱发’，泉曰‘觱沸’，跋扈曰‘畔援’，广大曰‘伴奂’，分散曰‘判奂’。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又如雨之小者曰‘霢霂’，草之小者曰‘蘼芜’、曰‘緜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状草木之细密曰‘覭髦’，状鸟之小者曰‘緜蛮’；殆皆与‘微’字之音义相关。辞赋既兴，造语尤伙，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上林赋》‘湢测’‘泌瀄’，‘谽呀’‘豁閕’，叠于一句之内，其实为一语之变化也。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肋之事业欤。”[70]
关于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也作了相应说明，写道：“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历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讫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其诸公（羊）｛年｝数，（亦）｛与｝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冡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乘）｛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顼颛、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71]
盖先生一经答允导师之任，便冀图有贡献于诸生，而不愿徒托空名。
八
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生命的一个特殊段落，也是造成他最后归宿的一次转折。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溥仪当了三年皇帝之后，下诏逊位，但仍住在紫禁城，一应礼仪体制，继续保持皇家气派，所以才有“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的举措。溥仪的谕旨是1923年农历三月初一发出的，同时选中的还有杨锺羲、景方昶、温肃。杨、景、温都是进士出身，只有王国维是举人身份。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升允。升允是蒙古镶蓝旗人，当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等。他反对清帝退位，是个强硬的复辟派。1913年走东瀛，曾参加“宗社党”，谋求日人给予支持。1917年张勋复辟，他是积极参与者。罗振玉与升允交厚，升允从青岛移居天津，是罗的主意，而罗回国选载天津而不是上海，也与升允有直接关系。因此推荐人虽是升允，牵线人必为罗振玉无异。入值南书房的消息，也是罗写信到上海告诉王国维的。
王国维到北京的时间是1923年5月31日（四月十六），5月28日先到天津晤见罗振玉，6月1日觐见，算是报到。6月2日谢恩，溥仪告诉他：每日进来入值。只是随口说的而已，由于赶上建福宫失火，入值办法一直未能确定下来。直到7月14日（六月初一日）方发出“谕旨”：“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六月中旬决定每六日入内一次，对先生而言，是很闲暇的。他感受到了京城的寂寞。而笔墨应酬却不少，虽不善书，扇面写了二三十幅。接近年关的十二月初二（1924年1月7日）又奉“谕旨”：“着在紫禁城骑马。”虽时候早已是民国，王国维仍视为“异遇”。为尽职分他做的很郑重的一件事情是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一向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论政学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