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纪

高祖初封唐王，其后遂以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唐家一代的事，故称唐纪。

※.高　祖

姓李氏，名渊。陇西成纪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国公，渊袭封为太原留守，乘隋之乱，举兵进克关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谥为神尧，庙号高祖。

【原文】 唐万年县①法曹②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

张居正讲评：唐高祖即位初期，在施政上有些失当，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首先上书进谏说，君主打下江山容易，保住这江山难，看看隋朝，其鼎盛时期是何等的盛况，只因炀帝骄横、刚愎自用，文过饰非，厌恶忠直的言论，恶行日积月累，民怨沸腾，就失去了天下。陛下顺应天命，起兵晋阳，登高一呼，不管远近都来归附，不到一年就攻下长安，登上了帝位，只知道这天下来得容易，却不知道隋朝的失去天下也是一样的容易，如果知道隋朝失去天下的原因，还以隋朝的方法治理国家，这不是重蹈覆辙，最后弄得天下离乱吗？我虽然愚钝，但我也知道应该以隋朝的灭亡为戒，改弦更张，革除弊端。务必要广开言路，凡是君上有过失，或者朝政有缺失的地方，天下人都可以指出来。这样民间的事情就可以传达上去，为君主所知道，君上的恩泽也能泽被天下百姓，这样要保守天下，也就很容易了。在奏章中，他指出来高祖的三大过失：一是不应该接受百姓私下进献的东西；二是不应该在玄武门前开演百戏、散乐；三是太子及诸王的身边不能滥用行为不端的人。高祖看完奏章后很高兴，下诏称赞孙伏伽敢于直言，越级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专掌法令，并赏赐绢帛三百匹，以表彰他的忠直。自隋朝以来，忠直进谏的人轻则遭到训斥，重则被处死，以致忠臣都闭口不言，士子们的志气被压制不得伸张。高祖即位之后，首先褒奖了孙伏伽的进谏，并不吝惜官爵、财货赏赐，不但是为了表明自己接受进谏的诚意，也是为了鼓舞士子们的志气，使他们敢于忠直，士子们都有忠义之心，又怎么会不感激涕零而发奋图强呢？这就是高祖能延揽豪杰，开创唐代三百年基业的原因。

【原文】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③，王者所与天下共之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唐主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张居正讲评：唐高祖武德初年，有一人犯了法，依照律法，罪不至死，但高祖很讨厌他，便抛开律法，下旨处死了他。当时有个监察御史叫李素立的，便进谏说：“这律法是天子为天下所立的公共的法，下自黎民百姓，上自朝廷官府，都要遵守，天子最尊贵也不能以自己的喜怒，而任意加重或者减轻刑罚，如果任意变动而没有一定的规定，那么律法的根基就动摇了，也就不成其为律法了。那样，在律法的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执行，黎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都可能触犯律法，他们又怎么敢有所行动？况且，陛下初创大业，一切的律法制度都将传给后世，怎么能先废弃了律法，使后世的君主去遵守什么呢？我作为执法的官员，应当按律法行事，此人罪不至死，虽有诏书不敢执行。高祖听从了他的劝告。从此，李素立得到高祖的赏赐，眷顾非常。按照唐代官制，监察御史是从八品的官职，高祖便命吏部升他为七品官，并要求官职地位重要但政务又不繁多，于是吏部便上奏说打算任命他为雍州司户，隶属于京兆府，掌管户籍、驿传等事，高祖认为这官虽然也算显要，但政务繁多。吏部又上奏说打算任命他为秘书郎，隶属于秘书省，掌管藏书，高祖说，这官虽然清闲，却不显要。最后，任命他为侍御史。侍御史，从七品，隶属于御史台，负责检查百官，审问案件，地位既显要，职司也算清闲，因而授予他这个官职，以示恩宠。素立严格执法，高祖虚心纳谏，国家法典安定不移，朝廷言路大开，君主大臣各得所需！

【原文】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张居正讲评：唐高祖为了鼓励大臣们进谏，曾经考察他们的优劣，排定等次，太子詹事李纲、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位列第一。一天，高祖大宴群臣，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道：“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君主骄横，不肯虚心纳谏，作为臣子又谄媚君主，不肯尽忠，所以上下欺瞒，终成祸乱。我自即位以来，一心革除隋朝的弊端，一旦有所行动，不敢自以为是，都虚心纳谏，希望你们能够直言进谏，但是群臣之中只有李纲、孙伏伽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他们以外，其余诸臣要么满口谄媚，要么有所顾忌闭口不言，仍然沿袭隋朝的弊病，这难道是我所想看到的局面！从今以后，你们应当以李纲、孙伏伽为榜样，不要辜负我的期望。”作为君主能够虚心纳谏已经很难能可贵了，知晓臣子的忠奸那就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忠直的进谏，就算是昏庸的君主也可能会接受一些，但人品的忠奸，非有道明君是难以知晓的。唐高祖虚心对待臣下，不但有虚心纳谏的诚心，而且对于臣下的忠奸，也能一一甄别，使君子、小人无所遁形，纳谏之道，最好的结果也莫过于此，人君应当效法他啊。

【原文】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返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斩首千余级。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张居正讲评：唐太宗打败刘武周后，刘武周的大将尉迟敬德与寻相等都来归降，后来寻相等又背叛了太宗，离开了，只有尉迟敬德选择了留下。太宗麾下诸将都担心他也会叛逃，便将他囚禁在了军中，屈突通、殷开山二人又向太宗进谗言说，尉迟敬德骁勇善战，现在既然将他囚禁了，心里必生怨恨，留着他将来可能为祸不小，不如杀了他，永绝后患。太宗说：“你们这样说可就不对了，敬德如果想背叛，早就与他们一起走了，怎么可能留在这儿等你们去抓呢！我看他决无此意。”当即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并在自己的卧室召见了他，赏赐他一些金银。太宗对他说：“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应当磊磊落落，意气相许，不要将这些小小的嫌隙，放在心上，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臣，没有二心，就算众人都说你的坏话，我也不会听信而加害你，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与我并肩作战，成就大业。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强留，这些金银就算我给你的路费，也算我们曾经共事一场的一点心意。”于是，尉迟敬德心怀感激，誓死追随太宗。一次，太宗讨伐割据洛阳的王世充，自己亲自率领五百骑兵上前线观战，停在了北魏宣武帝的陵墓上，远观形势，不料王世充率领马步军一万多人杀奔过来，将太宗团团围住。王世充麾下有一骁将，名叫单雄信，手持丈八长枪，直奔太宗，形势危急，只见尉迟敬德大喊一声，从旁边一枪刺出，将单雄信刺落马下，王世充兵见单雄信落马，心中胆怯，有退兵的意思。尉迟敬德以身体遮蔽着太宗，杀出重围，杀出后又与太宗领着骑兵杀入王世充阵中，如此往来数次，没有人能阻挡住他。不久之后，大将屈突通统领大军杀到，杀得王世充大败，只身逃走，斩获首级一千余颗。这是尉迟敬德单身救主的第一功。于是太宗对敬德说：“你这报恩也太快了！”又赏赐尉迟敬德金银一箱，以表彰他的功劳，从此太宗对他的信任一天胜过一天，而尉迟敬德的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建立了功勋，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封鄂国公。由此可见太宗的善于用人。一般来说，君主驾驭臣下，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推心置腹，最坏的方法莫过于猜疑。诚心相待，就算是仇敌也会真心归附，心怀猜疑，就算是亲信，也会背叛。陈平作为楚国的降将，一旦归附，汉高祖便任命他为护军，给他黄金四万斤让他去推行他的计谋，并不过问具体账目；光武时，铜马群盗前来归降，他单骑安抚群盗，以示诚心，所以能驾驭豪雄，复兴汉室；项籍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心怀猜疑，像钟离昧、范增这样的忠臣，也因猜忌而疏远，最后终于身死国灭。纵观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兴盛，项籍之所以灭亡的缘由，都在于诚心与猜疑，一得一失之间，想去不可以道里计。

【原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乃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张居正讲评：唐高祖武德四年，高祖因太宗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越，并且当时已经担任秦王、太尉、尚书令，官职爵位已经封无可封，前代官爵又不足以表彰他的功勋，特地为他设置了一个官职，叫作天策上将，其地位高于亲王、三公。于是便在这年十月，拜太宗为天策上将，建立天策府，于府中设置官属。太宗担任这个官职后，见天下渐渐平定，应当任用儒臣治理天下，便在天策府的西边开设学馆，招揽四方的文学之士，使他们居住在那里，研讨教化，又任命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官房玄龄、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及信都县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等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每天六人，轮流到学馆值班。太宗每天下朝后，或者处理完公事后，都到馆中与诸学士，讨论文籍，讲明义理，甚至到深夜方才睡觉。太宗又让库直官阎立本画下了诸学士的相貌，命褚亮题写像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入选十八学士的，当时的人称为“登瀛州”。瀛州，是海中的三座仙山，神仙居住的地方，以此比喻入选学士的荣耀，就像成仙一样。太宗在天下刚刚平定时，就开学馆，延揽贤才，谈论经籍、义理，真可谓是崇尚文治的贤明的君主啊！因而当时以为盛事，后世传为美谈。

【原文】 八月己未，突厥④颉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⑤。唐主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

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唐主从之。

张居正讲评：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可汗颉利率领十五万骑兵，由雁门侵犯并州，又分兵劫掠原州，高祖与群臣商议说：现在突厥犯边，本该与他作战，但他又遣使来讲和，似乎又该与他讲和，讲和与作战这两件事，哪一件对我们更好？太常卿郑元

说：“作战难免折损人马，就算胜了，双方的仇恨也会越结越深，不如休兵讲和。”中书令封德彝说：“讲和固然好，但必须先战而后才能讲和，这是因为突厥贪婪、彪悍、好斗，就像狗遇上羊一样，他们自恃兵强马壮，轻视我中国，所以屡次前来侵犯，如果不与他一战就讲和，会显得我们怯弱，不敢与他厮杀，以后他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今天讲和了离开了，明天又会来侵犯，边患何时可以平息？我以为应该乘此机会出兵反击，他们骄横，我们奋发图强，兵法上骄兵必败，我们必胜，此后他们必然惧怕我国，不敢轻视，然后再与他讲和，他们既畏惧我军的威势，又感念和好的恩德，恩威并济，这样和平才能长久。”高祖听从封德彝的建议，派兵出击，后来唐兵连破突厥，然后派遣郑元

前往突厥责备颉利背负盟约，并与他们讲和，这可算是最好的方法！一般来说，不战而求和，则主动权在对方手里，战胜以后求和，则主动权在我手里，要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使主动权操在我手里。因为战胜的威势，可以坚固他们求和之心，他们的求和，也可以使我们有时间整修武备，抵御外敌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负责处理边疆事物的人应当深知这一点。

【原文】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张居正讲评：武德九年，天下太平已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天，太宗召集宫中的侍卫、麾下的将士，在显德殿前演习骑射，他对众人说：“自古以来，周边戎狄等族侵犯边疆，这不足为患。所患的在于边境安宁，此时作为君主的自恃天下太平，安逸游乐忘却战事，不修武备，一旦有来袭，那时措手不及，没有能力去抵御，那才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社会安定，你们日子过得也很悠闲，我也不用你们去攻城略地，只要你们演习骑射。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就操练操练，一旦有来袭就领兵出征，也算有备无患，百姓可以稍稍得到安宁。”于是，每天率领卫士数百人在大殿前练习骑射，太宗亲临现场，射中靶子多的人，当即就赏以弓矢、刀剑、绢帛等物，其所部将帅，也考核为上等。此时文武群臣见太宗在大殿前操练骑射，觉得很不体面，又担心万一有人心有贰心，后果非常严重，便上书请求停止。太宗都不听，说道：“如果说天下是一个家庭，那么君主就是天下人的父母，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子民，我诚心相待，无一毫猜疑，那些宫中侍卫时常侍候在我的身边，我又怎么能猜疑他们呢？”将士们听说后，都感激太宗信任，誓死追随，不过数年，个个武艺精熟，悍不畏死，成为精锐之师，这都是太宗教训、鼓舞的功劳。天下虽然已经安定，但如果忘记了战备，那就危险了。作为君主不可一日不重视武备。不过朝堂并不是练习骑射的地方，君主也并不是教练骑射的老师，古时候狩猎也是分时候的，没有听说天天练习的，泽宫洛水，各有各的地方，没听说有把它们都引到大殿前以为方便的，高大的房屋精致的毡毯是为了让君主接近有德行的人，不是用来操练侍卫，以表示没有猜疑。况且道德教化可以感化有苗氏，藏起弓箭可以使天下太平，君主所应当重视的，首先在于增加文德，对于武功不必那样在意。

【原文】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张居正讲评：太宗初封秦王故称秦府。其兄长建成先为太子，故称前宫。其弟元吉封齐王，故称齐府。武德九年，太宗即位为天子后，当时秦府中的老人，都希望因为追随太宗，而得到升迁，却很久都没有音讯，心中很失望。于是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这些秦府的老人没有得到升迁的，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说：‘我等在主上还担任秦王时，就追随他了，侍奉在左右，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啊，好不容易君上登基为天子，盼望着好日子来了，现在却在官职的任用上连以前太子宫中及齐王府中的人都比不上，甚至连那些新进的人也比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啊？’”太宗说：“作为君主，办事一定要公正无私，这样才能让天下人信服。何况，我与你们每天穿的、吃的，都来自民间赋税，件件取自于百姓。因而，设立官职、任命官员，都要为百姓着想，任命有德有才的人去做，他们才能得到福利，任用的先后，是看贤还是不贤，不在于新人旧人，怎么能够以新旧去排先后呢？新人如果是贤才，有益于百姓，就算是前宫、齐府的人，也应该任用；老人如果没什么本事，无益于百姓，就是我秦府的人，也不应该任用，又怎么能够只论新旧，而不管贤能与否呢？现在，你不管贤与不贤，只说老人们心怀怨恨，要照顾他们，满足他们的期望，便是放纵私心，便是不公正，治理天下怎么能这样呢？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在任命朝廷的官员时，纵容私心厚待秦府老人的原因。”太宗的这些话，真可算是懂得治国的人啊！朝廷先有官职然后才去选择合适的人选，而不是先有某人然后去为他选择合适的官位。只要能够称职，就算是仇人也照样任用；不能称职的，就算是亲近的人也不任用。像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的旧人，如果没有任用他们，怎么能够成就“贞观之治”！至于房玄龄，属于秦府老人，任命为宰相，天下没有异议，由此可见君王，一意任用老人而不分贤与不贤，当然不行；但一意避嫌而不任用贤能的老人，也是不行的。诸葛亮曾说：“我的心就像秤一样，公正无私，不能因为人的不同，而或轻或重。”

【原文】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⑥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太宗崇尚文教的事。太宗见古代帝王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没有一件不记载在书中，于是便在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阅读，又在殿旁开设弘文馆，选择天下有才能的人充任学士。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都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轮流在馆中值班。每天下朝后，或者有空闲时，太宗便与诸学士到馆中，将古代帝王的嘉言善行记述在书上的，与诸学士一一讨论、考究，朝廷的政事有难以决断的，与诸学士一起商议，斟酌出一个合适的方法，就算一起商议到深夜才散去，也不觉得劳累。太宗又认为秘书省的藏书深在禁宫之中，外人很难见到，因而便让朝官三品以上的子孙，到弘文馆学习，并允许他们到秘书省阅读藏书，以培养人才，以备他日之用。一般君主以武功取得天下的，大多不喜欢诗书，然而国家草创，教化未能推行，太宗还在担任秦王时，就已经开设学馆，招揽贤才，即位不久，又收集书籍，让大臣的子孙，到弘文馆学习，他对于诗书教化，如此念念不忘，他的德行哪有不盛大，国家哪有不鼎盛的？

【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张居正讲评：太宗对于前代昏庸的君主，放纵自己的私欲，不体恤百姓，以致丧身亡国深以为鉴，因而常与侍臣们说：“君主与百姓本为一体，君主的安危在于国家，国家的安危在于百姓，百姓安定国家自然安定，国家安定君位自然稳固。因而，君主虽然贫穷，但不可以通过盘剥百姓去求得富裕，如果盘剥百姓去奉养君主，那就像割自己的肉充饥一样，肚子虽然饱了，但肉吃完了，身子没了，自己也就完了；君主虽然通过盘剥百姓而富裕，然而百姓日趋贫穷，必然产生惑乱。因而，君主所应该担心的，不在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侵犯，而在于放纵自己的欲望，竭泽而渔，使百姓穷困。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放纵欲望，必然穷奢极欲，无所不为，花费必然巨大。花费巨大，必然常规的收入不足以满足需要，要额外盘剥，税赋必然加重。税赋加重，百姓必然苦不堪言，心怀怨恨。百姓心怀怨恨，则国家的根本动摇了，国家也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还能安稳吗？亡国之日不多了。追根溯源，一且都是由于放纵私欲而起，其祸患真是太大了。我常以此自省，惟恐放纵私欲而起奢心，贻祸不小，因而宁愿节俭以节省开支，不敢放纵欲望以增加百姓的负担，以求得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使自己的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一般来说君主放纵私欲，不体恤百姓，大多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因此而亡国的故事。如果夏桀知道，必然不敢奢华；商纣知道，必不敢建酒林肉池。他们为欲望蒙蔽，终不能悔悟，最后亡国。君主如果能清心寡欲，见物明理，在祸患没有发生前就发现端倪，则自然心怀警惕，一切放纵私欲的事，都不肯做了。《尚书》上说：“怨恨不在明处，难道就看不见了吗？”居安思危的人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啊。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⑦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⑧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张居正讲评：此时天下初定，律法粗疏简单，各衙门官吏，多有贪污腐化破坏律法的，太宗为此感到很忧虑，打算设法禁止，便暗地里叫左右的人，变着法儿去贿赂各衙门的官员，以验证他们是否清廉。有个司门令史因此收了一匹绢，太宗知道后就要抓来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作为官吏，贪赃枉法，死不足惜；但依法处理，必须要他自作自受，才能使他心服。现在，陛下命人送他钱财，他接受了，这不分明是诱导人犯罪吗？这样处死他，怎么能让人信服？也与圣人所谓以道德、礼法教化百姓背道而驰，君上要禁止百姓为非作歹，首先自己行事要正派，为百姓的榜样，如果百姓们不跟从学习，又有纲纪法度去约束他们，怎么能设计**人犯罪，然后治他们的罪呢！”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于是便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大臣到朝堂，对他们说：“大臣们对于君主的过错，敢于据理力争的很少，当面阿附的很多，裴矩因为我要处死那位接受了一匹绢的令史，便在朝堂上，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不肯唯唯诺诺，阿附我的意见，如果我的每件事都能得到你们的匡正，则一切行为必然合乎适宜，人们必然心悦诚服，天下怎么能不臻于太平！”以前隋文帝担心官员们贪污，也曾派人故意去行贿，收下财物的立刻处死，于是一时间谗言四起，冤案丛生，太宗亲身经历了隋代的弊政，却不能改变，而去沿袭，不是很失误吗！当然，隋文帝没有听从冯基的劝谏，而太宗却能听从裴矩的进谏，兴亡的形势在这里就决定了。

注释：

①　万年县，即今陕西西安长安区。

.　法曹，六曹之一，是地方守令的属官，掌管司法。

③　三尺法，古代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书写律法，取其大数，称为三尺。

④　突厥，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⑤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原州，即今宁夏固原原州区。

⑥　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

⑦　司门令史，是掌管城门开启、征收赋税等的官员。

⑧　民部尚书，即后来的户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