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纪

※.景　帝

名启，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原文】 三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张居正讲评：汉景帝与梁孝王同是窦太后所生，相爱甚笃。景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梁孝王自封地前来长安朝见景帝，那时景帝还没有册立太子。一天，景帝与梁王在宫中饮酒，酒醉之后，他对梁王说：“我死后将天下传给你。”梁王起身推辞。他虽然明白景帝的话当不得真，但心里仍然很高心。窦太后听说这话后，便信以为真。当时，詹事窦婴是窦太后本家的侄子，正好在场侍候他们饮酒。他担心景帝的这句话传出去，将来会成为惑乱的源头，便斟上一杯酒，捧给景帝进谏说：“现在的天下，并不是主上你的天下，而是高祖传下的天下。您既然继承了高祖创立的基业，便该事事遵循祖训，天下父传子，代代相传，是高祖定的规矩，没有什么哥哥传给弟弟的。主上您虽然很宠爱梁王，但不能违背祖训，而将天下擅自传给他！”太后正为这件事高兴，忽然被窦婴劝阻，因此憎恶窦婴，将他从窦氏的族谱中开除了，并不准他再入朝参政。梁王因为日后可能继承天下，越发骄纵，乘车、穿衣服、宫殿都僭越天子的规制，又派刺客刺杀了劝谏景帝不将天下传给他的大臣袁盎等，最后梁王差点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这都是因为景帝一时的戏言造成的。大抵天下的事有所规定，则人不会去争夺，况且天下相传，如果没有一定规矩，而以私心传授，很难不起纷争、祸乱。汉朝建立时就立下父子相传的规矩，就是有鉴于此的。景帝因为溺爱梁王而草率地许诺将天下传给他，因而梁王日渐骄横，当他罪状彰露时，加以惩罚，这几乎使母子兄弟之情毁于一旦。所以史臣说：“天子无戏言。”这是很有道理的。

※.武　帝

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①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张居正讲评：历代天子即位后，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等纪年，本无年号。到汉武帝即位之后，便以年号纪年，第一个年号名叫“建元”。自此以后每个朝代、皇帝都有年号。汉武帝建元元年十月，武帝下诏让有司举荐德行贤良、操行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聚集到长安。等他们到长安后，武帝亲自出一道题来考察他们，题是这样的：“古往今来的治国道理，有兴有废，各不相同，兴废的缘由是天命还是人事？”当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回答得尤其出色，他说：“据我观察，天人是一体的，彼此感应，没有例外。天下有道，天便眷顾；天下无道，天便抛弃。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很是可畏。然而，天的本性是仁爱的，除非人君无道到了极点，是不会抛弃他的。并且天会时不时地提醒他，降下灾祸，以警示他，要他悔改，这都是为了他好啊。因而混乱是可以治理的，废坠是可以再兴盛起来的，关键在于人君的改恶从善，以秉承天意。如果人君能努力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白这个道理，则见识日渐广博，而智慧与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日渐开明；如果能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亲自推行此道，则人君的德行日渐尊崇起来，功用自然日渐弘大起来。按照上面这样做则天下大治，不按照则天下大乱。人君治理天下的工具有仁、义、礼、乐四种。自古以来的圣王也是以这四样教化天下，并传给子孙的。因而他们虽然死了，但能保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年。像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这都是四者教化的功劳。此四者常在人心，历世不忘，因而享国长久，并不是上天特别宠爱他们。仁、义、礼、乐四者正是人君应该重视的当务之急。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的学说，流遍天下。到秦朝焚书坑儒，仁、义、礼、乐四者**然无存。高帝不尊奉儒家学说，文帝又无为而治，因而礼仪废绝了。”董仲舒的这篇对策，虽然词语迂缓，但词意醇正。汉代经学，从此兴盛起来，他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啊。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接着又说：“国家的盛衰，在于人君推行什么样的治国方略。以前的朝代中，说到享国最长的，非周朝莫属。当周朝传到幽王、厉王时，国家也就衰落了。但先王一脉相承的治道并没有灭亡，只是幽王、厉王暴虐无道，不肯施行先王治道。至于宣王，则继承了先代的治道，奋发有为，兴利除弊，国家遂至于中兴。这是宣王夙兴夜寐、勤政不怠，推行先代治道的结果。由此可见，君主如果想让国家长盛不衰，应当时时刻刻推行先王的治道不可懈怠！不过，这个治道用不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追求，它全系于君主的心念之间。如果君主能够先端正自己的心性，光明正大，不为一毫私意所遮蔽，则做出来的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然都合乎天理、人心，朝廷政风自然端正。朝廷端正，则必然能任用贤人，废黜不肖之徒，使群臣都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如此则百官端正了。百官端正，则仁义礼乐教化四者不会悖逆，以四者教化四方、百姓，无远弗届，百姓、四方自然端正了。君主德行端正，天人自然和谐，没有邪气充盈其间，因而阴阳调和，风雨知时，百姓欢乐，繁衍不息。世间的福瑞都出现了，天下大治了。天命与人事本是一体，人事端正，则天命与之相呼应，祥瑞毕集；人事不端正，则邪气与之相呼应，灾害随之而来。追根溯源，一切都在人君的一念之间。因而古语说：‘君上的心为一切教化的根源，如果君上一心至诚则可以化育天地。’也就是这个意思。”董仲舒应对武帝的三篇策对中，关于端正心性的言论，实在是帝王治理天下万世不变的根本。君主如果能这样做，则三皇五帝的盛世很容易就能达到！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对策又说：“以仁义治理天下，固然需要君主首先端正自己的心性，以此来端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后各种福瑞就都来了。但也有圣人地位卑贱，得不到重用，而不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地位、所操的形势都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况且陛下是个圣德的人，这样更容易达到这种状态。陛下即位之初，所作所为就高出先代君主一筹，而且福泽深厚；智慧、知识明白通达，又有使天下大治的美好愿望；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的明主。然而阴阳未能调和，风雨未必及时，各种福瑞没有出现，这是何故？只是因为教化未能推行，百姓风俗不能得到校正，因而不能达到太平盛世。就像对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水往低处流，必须有堤坝去防御；人们争相趋向利益，如果不以教化为堤坝，又怎么防御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磨砺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由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由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又说：“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于以仁义教化百姓。秦朝废弃教化，滥用律法，汉朝应该吸取秦朝的教训，改变这种方法。自古以来，贤能的帝王都会出现在乱世之后，他们以乱世为戒，兴利除弊。将乱世所推行的治国方略全部废除，使天下为之一新，开太平盛世。就像弹琴瑟一样，如果弦的松紧不能调到恰到好处，必须解下来，从新安上，方能弹奏。就像治理天下，前面的治国方略已经使天下坏到了极点，必须彻底抛弃前面的方略，改弦更张，才能使天下大治。因而汉朝自高帝取得天下以来，历经惠帝、文帝、景帝，都力图使天下大治，然而目的却没有达到，其根源在于旧制度更新得不彻底，仍然保留了很多秦朝的制度。古人曾说：‘站在水潭边想念鱼是多么的鲜美，是没什么益处的；还不如回去制作渔网，这样就不愁得不到鱼了。’现在，临朝治理天下，光空想使天下大治，于人于己都没什么好处。还不如革去旧弊，更新制度。这是因为制作渔网可以捕鱼，更新制度则可以更好地治理天下。天下既然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则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众生和谐繁衍不惜。天灾人祸日渐消去，祥瑞、福气日益招来，由此可见国家的兴旺，并非出自天命，而是出自人事。”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劝武帝彻底更改秦朝的治国方略，施行新的治国方略。继承太平盛世的治国方略需要谨守前代，而继承乱世的治国方略就需要于前代有所更改了，保留有益的，废除有害的。武帝上承秦朝的乱世，风俗敝坏，因而董仲舒劝武帝改弦更张。如果上承祖宗的太平盛世，则应该率由旧章，而不可随意更改。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②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的第一篇对策，武帝很满意，为了进一步测试他的才能，武帝又出一题问他说：“商代创立了五种残酷的刑罚以惩罚奸邪，但周代成王、康王的时代，不使用刑罚而天下太平，秦朝使用严厉的刑罚而天下大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董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以设立学校教化百姓为第一要务。接受教化而具有德行的人，就赏赐他们爵位与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德行；不接受教化而作恶的人，则用刑罚以惩罚他们的恶。推行道德教化，德刑并用，因而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不触犯法律。商朝之所以能战胜奸邪，也是因为以教化为先，刑罚为辅，并不是五种刑罚的功效。周武王适逢纣王的暴乱，为了维持天下大义，不得已讨伐纣王，诛杀他的党羽，以除祸害天下的蟊贼。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不得不用也。当天下一统，重新归于太平后，周公就立刻制作礼仪、乐章，阐明教化天下的工具，以润色太平。到成、康二王时，国家臻于盛世，刑罚不用，牢狱空虚，连续四十余年没有人被判刑。这都是以仁义教化天下造成的，百姓都饱受仁义的熏染，自然民风淳厚。这都是刑罚所不能做到的。现在，陛下拥有天下，远近归附，三代的全盛时期也不过如此。然而不以仁义教化百姓，是不能与三王比肩的。曾子曾经说：‘人能对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尊重、信奉毫不怀疑，其德行则会一天天地进步趋于高明；对于自己所知道的道理，身体力行毫不懈怠，其功业则日积月累趋于光大。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一心一意地身体力行地行动。’现在陛下出这个题，追慕成、康时期的刑罚不用而天下大治，想必陛下对于三王的教化，也有所了解了吧。我恳请陛下遵信这个治道，极力推行，而不是只是说几句羡慕先贤的空话，如此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盛世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了，这与三王的时代又有什么不同呢？治理天下的方略，首先要重视选贤用能。而天下的贤才，又在于平素的培养。如果平时不做培养，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像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富有纹理，怎么可能呢？因而要任用贤才，首先得培养贤才。三代时，中央设有太学以教化天下，地方设有庠序以教化地方。然而庠序的教化，只能教化某一个地方，接受教化的人不多。如果要说培养人才最多的，那就算是太学了。这是因为太学聚集了天下的贤才前来接受教化，是贤能的人进入仕途的门路。如果在太学能对他们加以培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们，以使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培养他们的德行，则才德兼备的人才可以得到了。以天下的贤才，治理天下的事，则三代的太平盛世可以达到了；像尧、舜等圣王那样的名声，也可以得到了。”这是董仲舒的第二策，劝武帝先推行教化，再施行刑罚，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可算是治理天下的要务了。至于“遵信自己所听见的、力行自己所知道的”两句，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天下事，懂得它并不难，难在于去施行。武帝追慕成、周时期的盛世，而所推行的却是秦朝治国方略的余孽，以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而打算和三代圣王比肩，未免南辕北辙了！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回答了武帝第二个问题后，武帝又出一题问他说：“三王所推行的教化，各有不同，莫非道理有什么不同吗？”董仲舒回答说：“这道理是从古至今一脉相传的，就算传至万世都成，哪儿来的什么弊病？有弊病是因为后人肆意妄行，失去了这个道理。就像夏禹建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逐渐变得骄横了，因而殷汤取代夏以后，不得不改崇尚敬畏。崇尚敬畏久了，又变得太质朴了，因而周代商后，不得不改崇尚礼文。是以文救敬之弊，以敬救忠之弊，矫正偏斜使之归于正，事理理当如此。至于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怎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因为这个道理是一切的根源，出自于天，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这个道理也不会变，自古以来的圣王只不过是顺应这个道理而推行罢了。因而，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都谨守这个道理，没有弊病。既然没有弊病，怎么会需要矫正呢？所以尧、舜、禹之间，没有听说有什么改革更化的事，正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看来，圣人上承太平盛世，则沿用上代的治国方法，不做改革，像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就是这个道理。上承乱世，则需要变革治国方法，就像周继承殷，殷继承夏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汉朝继秦朝的大乱，周朝所崇尚的礼文，早就湮没无闻了。现在，正是改变周朝的礼文，崇尚夏朝的忠厚，以救邪归正的时候了，然后可以教化天下，更易风俗。这是上承乱世，不得不这样。在世道变乱的时候趋向礼文，就像江河之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感叹当时过于崇尚礼文，而打算改变，现在又怎么能不改变呢？”董仲舒的话真是革除社会弊端的至理名言，不但在当时，就是在后来也是适用的。自汉朝建立以来，虚文日盛，实际与政策逐渐脱节，负责教化天下的人，应当深思董仲舒的话。

【原文】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③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又说：“《春秋》大一统的含义是，天下诸侯都归属于天子，按照天子的诏令行事，不敢违背。这是天经地义，古今一体的事，需要时时明了。如今天下各家纷纭，百姓无所适从；老师传下来的，各为一道，各持一说。除儒家六经之外，还有诸子百家，主张各不相同。纷纷争立门户，争论是非，试图使君上以自己的学说教化天下。所以君上被诸家学说扰乱了心智，也不知道究竟挑选哪种学说来治理天下，这样人心自然乱了。我以为，天下人应当学习的，只有孔子所删定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属于六艺或者孔子学说的，像申不害、韩非等的法家学说，苏秦、张仪等的纵横学说之类，都应该宣布为邪说，一概废绝。老师教给学生的，学生学习的，地方推荐人才的，朝廷选举人才的，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天下的思想一统于儒家，百姓们自然知道该学习什么，该做什么了。”汉朝上承秦朝，读书人中学习申、韩、苏、张学说的，还有很多，一些也被荐举到朝廷任职。因而董仲舒第三策最后，要让武帝禁绝它们，使儒家圣道不被功利思想所混杂，六经圣典不因这些异端而昏暗不明，这就是所谓的“醇儒”。现在，诸子百家都已湮灭，而孔子六艺，如日中天。董仲舒者此举不但有功于汉代，于后世万代也是大功一件。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越王勾践④与大夫泄庸、种、蠡⑤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⑥，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由此言之，则赿未尝有一仁也。”

张居正讲评：董仲舒回答完武帝的三个问题后，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的相国，辅佐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的儿子，武帝的兄长，一向骄横又自负勇力。董仲舒担任他的国相后，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他，易王十分感动，也很敬重他。一天，易王问董仲舒说：“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欲向吴国报仇雪恨，与他的大臣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谋大事，最后在三人的辅佐下，举兵伐吴，覆灭了吴国。此后越国北上中原与诸侯会盟，三人可谓功勋卓著了。以前，孔子称赞微子、箕子、比干是商纣时期的三个仁人。我看泄庸、文种、范蠡助越王灭吴称霸天下，功勋卓著，说他们是越国的三个仁人怎么样？”董仲舒回答说：“王上称赞他们三人为仁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功勋很大。但你不知道所谓的仁人在于一心为仁，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害。义之所在，就恪守正道而行，没有一丝追逐利益的想法；道之所在，则秉公而行，绝没有一丝计较功劳的想法。其行为纯出于天理，不是为了什么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稍微有一丝私心，便不是仁道而是霸道了，仁人以这种行为为耻辱。所以孔门弟子，就算是五尺孩童稍微懂事的，都看不起春秋五霸的功业，因为他们崇尚权谋，假借仁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五霸的功勋尚且被孔门子弟看不起，泄庸、文种、范蠡妄逞权谋，灭人国家，覆人宗庙，不顾仁义，比其五霸来又差远了。这样看来，越国哪儿来的仁人呢？”按：当时，江都王骄横，不尊奉律法，看他羡慕那些使用阴谋夺人国家的大臣，则知他已生叛心，因而董仲舒以仁道匡正他。所谓以礼匡正，就是这样的。后来，易王的儿子刘建竟然因为谋反而被诛杀，不正是易王将叛心遗留给儿子造成的吗！从董仲舒关于五霸的义利之辨，可以看出他的学术之纯正，汉代的儒者没有人能赶上他的。

【原文】 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张居正讲评：汉初丞相一般都由列侯担任，武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任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田蚡自恃是皇亲国戚，行为骄横奢侈：营建府邸，一定要壮美华丽超过其他人；购买田地，都选择上等的膏腴之地；时常派人到各郡县购买当地的货物，人员往来络绎不绝；他又贪财好利，收受了大量的贿赂；因而他家中蓄积的金银宝玉与妇女、狗马、声乐、好玩的东西极多，不可记数。他又因太后的缘故，得以自由出入宫禁。时常入宫与武帝商议朝政，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对于他所举荐的人，不拘资历、门第，就算出身草莽也能立刻任命为二千石的大官。渐渐的主上的权柄下移了，武帝因此渐渐不能忍受。一天，他见田蚡所选的官太多，便责问他说：“你选的官选完了吗？我现在也要选些官！”这是责备他专政擅权，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朝廷。田蚡还曾向武帝要求少府考工令的官地建造房屋。武帝大怒说：“你真是贪得无厌，怎么不连国家收藏兵器的武库一块儿占了去！”。自此以后，田蚡方才知道惧怕，稍稍收敛自己的行为。由此上可见武帝的英明，能抑制外戚使他们不敢为非作歹。但归根溯源，田蚡骄纵的根源在于他担任丞相，操持国政。他又是个见识短浅，骄奢的人，一旦权柄在手，自然为所欲为。以前文帝在位时，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很贤能，文帝打算任命他为丞相，窦皇后却因弟弟是外戚的缘故而劝文帝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因而窦氏一族的富贵得以长保，朝廷也不至于对他们薄情寡义。文帝的防微杜渐是武帝不可比拟的。

【原文】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张居正讲评：东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听说他在任职期间，谨守自己的职责，爱护百姓，廉洁奉公，才能卓越，便擢升他为主爵都尉。汉代的主爵都尉即是秦代的主爵中尉，为九卿之一，掌管封爵相关事务。汲黯从太守直接任命为九卿之一的主爵中尉，是因为他贤能而越级提拔。史臣在叙述汲黯的为人时曾说道：“当汲黯做谒者，掌管朝堂礼仪时，常在武帝身边侍奉，就以严正为武帝所尊敬、忌惮。一次，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烧毁了数千家的房屋，武帝便派汲黯持节前往调查。汲黯调查完，回朝复命说道：‘这是因为百姓不小心造成的失火，与天灾无关，不需要忧虑。之所以烧毁了数千家的房屋，是因为百姓的房屋连接在一起。在我经过河南郡时，见当地遭遇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的，达到上万家，为了填饱肚子甚至父子相残。如此的灾害，当慎重对待。我看到百姓困苦，需要赈济，如果先报知朝廷，等朝廷同意了再去赈济，恐怕已经晚了。我便自作主张，持节命令当地政府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我未奉旨意，就自作主张，罪不可赦啊。现在，请陛下收回节杖，治我自作主张之罪。’”武帝听完，很赞赏汲黯能宣布主上的恩德，使百姓得以活命，便宽恕了他。

《春秋》上说，大臣在外巡视，有可以使百姓、国家获利的事，可以自作主张。现在，水旱祸害百姓，人民都到了杀人吃人肉的份上，汲黯便宜行事，赈济百姓，救了数万百姓的性命，使惑乱消弭于无形，可算是做到了《春秋》大义了。然而，如果不是遇上贤明的君主，很少有在自作主张后还能全身而退的。而武帝认为他做得对，而宽恕了他，不以律法苛责他，其雄才大略，也可见一斑了。从汲黯的行事中，可以看出作为臣子做事的原则；从武帝宽恕汲黯，可以看出人君用人的原则。

【原文】 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净。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俱。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⑦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庄助为请告⑧。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⑨，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⑩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张居正讲评：汲黯在东海郡做太守时，处理政事，管理百姓，都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各得其所。一切都顺着人情事物当然的道理，任其自然，无所作为，不愿意多事而引起纷扰。一切制度、设施，都只是制定一个大致的原则，对于琐碎的细节不做规定。汲黯为人，生性倨傲，没什么礼节。只要发现人有过失，便当面指出来，不能含容在心里，必说出而后快。那时武帝将天下的文学儒臣召到朝堂，商议治国方略。武帝是个爱好名声的君主，每次与群臣议论，必高谈阔论仁义，追慕唐虞。动辄就说我要如此、如此，其实并不实际去做。汲黯曾当着众人的面指出武帝的这个缺点，他说：“古往今来，帝王治理天下，都以真心诚意、无私寡欲为本。现在陛下心里却充盈着声、色、货、利等种种私欲，表面却要推行仁义。这样又怎么能学习先代的尧舜等圣君，而达到盛世呢？”武帝因汲黯当众羞辱他，心中很不高兴，扔下朝臣们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公卿大臣以为汲黯触犯了武帝的忌讳，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都替他担心。武帝平日里很了解他的为人，回到宫中后，对左右说：“汲黯为人怎么这样的耿直啊！”将汲黯召来责备他，说他言语太过直率，当面指责君王，这可不是侍奉君上的礼节。汲黯回答说：“天子任命公卿等辅弼大臣，就是为了让他们直言敢谏，以使君上行事不至于失德。怎么能阿谀奉承，明知道君上不对，还顺着君上的意见办，这不是鼓励君上做不义的事来吗？况且在其位就得谋其事，就得谨守职责，这才算是称职。如果只是为了免于祸患，明知有错而保持沉默，自己虽然得到了保全，却玷污了朝廷的尊严？”汲黯当面指出君上的过错，虽然太过激烈，但他的刚正不阿却无人可比，因而武帝也时常听从他的劝谏。汲黯平时体弱多病，一天，因为有病，同僚庄助替他向武帝请假。武帝便问庄助说：“你觉得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庄助回答说：“汲黯为人，可以重用却不能做小官。如果任命他为普通的官员，他也不见得比别人干得多出色；如果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让他辅佐少主，他一定能够使朝廷坚如磐石，一切祸福利害都不能动摇他。人想招揽他，他未必愿意去；打算撵他走，他也不见得会离开。其操守坚定不移，就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使他失去操守、斗志。这就是汲黯的长处。”武帝说：“这个评价真是太恰当了。古有身负国家大任的大臣，为国家所倚重，只要国家还在就绝不离去，国家灭亡了，就自杀殉国。汲黯真算得上是身负国家重任的社稷之臣了。”武帝能够宽容汲黯的耿直，并且称赞他为社稷之臣，可谓有知人之明。然而，汲黯在中央任职不久就被调任淮阳太守，不受重用，这又算什么知人善用呢？《大学》说：“知道贤人而不能推荐，推荐了而不能重用，是轻慢啊。”这正是武帝所犯的错啊。

【原文】 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遣将军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胡所败，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张居正讲评：武帝元光六年，匈奴进犯上谷郡，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武帝便派遣四个将军各领兵一万反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领兵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其中，独有卫青从上谷出击，直捣龙城，斩首并俘虏匈奴七百余人，得胜回来；公孙贺既没有失败，也没有折损人马，算是无功无过；公孙敖与李广却没那样幸运，他们遇上匈奴主力，大败而归，公孙敖折损了七千人，李广全军尽没，自己还曾被匈奴人俘虏，最后依仗个人勇力才只身逃回。因此，卫青被封为关内侯，以赏赐他的战功。卫青本是平阳侯的仆人，出身微贱。然而他精通骑射，颇有才干。飞黄腾达以后，待人也极其谦虚谨慎；并且体恤士卒，士兵们都乐意为他效力，因而每次出塞进攻匈奴都有所斩获。当时，武帝于微贱之中，提拔重用他，不待别人的推荐，不拘一格，天下由此都知道武帝知人善用。人只要有才能，就算微贱如奴隶，也不能抛弃不用，这可算是用人的方法了。然而，四位将军出塞远征匈奴，折损士卒两万，斩获却只有七百，得不偿失，可算是穷兵黩武了。

【原文】 元朔元年，冬，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奏可。

张居正讲评：武帝元光元年，下诏天下郡、国分别举荐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诏书已发出六年，并不见有人才被举荐到长安。这年冬月，武帝又下诏说道：“孝悌是一切行动的根源，廉耻是读书人的美德。古代圣王每每留意于此，并以此教化天下。我以前曾诏告郡国守令等官，荐举清廉的官吏、有孝行的贤人，以使天下风气崇尚清廉、孝悌，百姓争先向善。现在诏书下了已经六年了，却一个都没有举荐上来。孔子说：‘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尚且有美好忠信的人。’天下如此之大，怎么会没有贤人举荐呢？现在每郡必须推荐一人，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明当地官员不能宣扬朝廷的教化，而使有德行的君子，壅蔽而不被朝廷知道。我听说古代作为臣子的能推荐贤能的人，就该受到赏赐，如果堵塞荐举的路子，不能举荐贤人，就该受到处罚。古代都能这样，现在怎么能不这样呢？你们商议一下，对于那些郡国守令，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不举荐孝廉的应该处以什么样的惩罚！”于是大臣们商议后说：“以前曾下诏让天下郡国举荐孝廉，他们却不执行，便是违犯诏书，当处以大不敬之罪。举荐廉能，激浊扬清，是郡国守令的职责。现在不能举荐孝廉，便是不称职，应当罢官。”武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下诏施行。武帝的这一举动，也算是个不错方法。因为，天下贤才蛰伏于民间，朝廷怎么可能一一知道呢？而郡国官吏，只知道什么文书之类的事，又怎么会将举荐贤才当做一回事呢？现在，既然要郡国举荐贤才，而又惩罚不举荐的，则人人畏惧，为了不受惩罚，自然加意搜求贤才举荐！当然，对于举荐的贤才，应当考核是真的有才能，还是为了免于惩罚而胡乱举荐，对于应付了事的官员应当从重惩处，这也是应当注意的。

【原文】 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张居正讲评：武帝元朔五年，擢升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丞相都在列侯里选任，公孙弘儒臣出身，没什么战功，自然也就没有爵位，于是武帝便封他为平津侯。此后，凡被任命为丞相的，必然会被封为列侯成为惯例。当时，武帝打算制作礼乐，开拓疆土，建立功业。公孙弘自以为处于非常的时候，责任重大，担心自己见识有限，不足以谋划国事，便在丞相府东边，建立客馆，招揽天下贤人来为他出谋划策。他的俸禄，大多数都用来供养这些贤人。天下之事纷繁复杂，一个人是无法全部都知道的，因而君主任命宰相辅佐自己，而宰相又招揽贤人来出谋划策。这样集思广益才是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公孙弘开幕府招揽人才，是深得此道。但史书上记载，公孙弘气量狭小，有隙必报，像贬谪董仲舒、汲黯。因而，他所招揽的贤才，未必就是贤才，他所谋划的也未必就正确。后来的宰相，应当效法公孙弘的招揽天下贤才，而以他的妒忌为戒。

【原文】 天汉元年，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使匈奴，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律谓武曰：“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张居正讲评：武帝天汉元年，因匈奴派遣使者前来通好，便派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等前往匈奴还礼答谢。当他们到了匈奴后，匈奴单于却傲慢、骄横起来，不以使者的礼节相待。又让汉朝降将卫律劝降苏武，并以兵威逼迫他，苏武抵死不从。卫律见硬的不成，又来软的，好言相劝哄他说：“我以前也是汉朝的使节，出使到匈奴，只因惧怕回汉朝后会受到惩罚，因而才归顺了匈奴。幸蒙单于器重，封我为丁灵王，统领着数万兵马，拥有数不尽的牛羊马匹。如果你今天归顺了匈奴，马上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富有，那是何等快活。如果不归顺必定会被处死，如此的死掉又有谁知道呢？死后不能留名千古，死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归顺好。”卫律虽然用这些话去劝说苏武，但苏武一点也不为之所动。卫律又恐吓他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劝告，等你受苦受难时，再想见我，那就难了。”于是苏武大骂卫律说道：“你本是汉朝的臣子，却忘恩失义，叛主求荣，投降蛮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贵，乃不忠、不孝、不义之人。这等的人，我怎么能与你为伍！”卫律见苏武志气坚定，知道他不可能归顺，便将苏武的回答报告了单于。单于大怒，便将苏武囚禁在一个大的地窖里，不给他吃喝，打算饿死他。苏武手中只有那象征使节身份的节杖，遇到下雪，就取雪和节上的旃毛吞下去，以充饥，能延续数日的性命。匈奴见饿不死他，都很诧异，以为有神灵庇佑，不敢加害他。便将他放逐到了今天贝加尔湖附近，把一群公羊交给他看管。对他说：“当这些公羊产下羔羊时，就放你回国。”公羊怎么能产羔羊呢？匈奴人这样说，是根本没有打算放他回去。又将他同去的属官分别安置到各地，使他们不得相见。苏武就这样在匈奴待了十九年，而不肯屈服。在生死的面前，他毫不动心；而长久的艰苦，也不能使他变节。古人所谓“不负君上的命令，坚持节操而不动摇”，说的也就是苏武了。

【原文】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张居正讲评：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武帝早年无子，到二十九岁时，皇后卫子夫才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据，七岁时被立为太子。刘据初生时，武帝因为得子较迟，所以特别宠爱他。当太子成年后，生性仁恕温谨，武帝却嫌他才能平庸，不像自己那样雄才大略。从此皇后卫子夫与太子的恩宠渐渐衰减。他母子心下疑虑，担心遭到废黜。武帝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一天便对皇后的弟弟大将军卫青说：“我汉朝自高祖以来，各项制度都只是草草创立，未能尽善尽美。再加上周边四夷时常侵扰中原，祸害边疆，如果我因循守旧，不变更制度，兴起礼乐，则后世子孙怎么办？因此，我内修明德，安内攘外，天下多事，不得不劳动百姓。如果后世子孙又像我这样，天下必然纷扰不已，这与秦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秦朝就是因为战乱不休，百姓得不到修养，才灭亡的。我身后子孙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蹈秦朝灭亡的覆辙。现在，太子敦厚稳重，生性安静，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后，就需要一个谨守成法的君主，太子不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听说他们母子心中不安，你可以将我的这些话转告给他们，让他们安心，不要疑虑。”大将军叩头拜谢。太子平日见武帝南征北战，驱除四夷，天下纷扰，往往会进谏劝说武帝。武帝一般都笑着回答说：“现在，周边蛮夷侵凌中原，必须征伐，如此才能百年无事。我这辈子将这些苦事都处理好了，将来你就可以做个太平君主，这有什么不好吗？”武帝此言，与告诉卫青的话意思差不多。他认为自己将这些苦差事做好了，将太平天下传给太子，也是他的本意。但君主的父子之间，不可轻易露出爱憎的端倪，一旦露出，就容易为奸人利用。武帝只因为嫌太子才能平庸，不像自己。这个想法一生，后来为奸人江充利用，进献谗言，“巫蛊之祸”发生，太子、皇后相继自杀。

【原文】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张居正讲评：武帝末年，宫禁松弛，妃嫔、宫女都与宫外的巫师交往，雕刻木人，祈求平安。后宫中相互之间有怨恨的，就说有人在背后咒诅主上。武帝听信了，诛杀了很多人，酿成了“巫蛊之祸”。谗臣江充诬陷太子，说他在宫中咒诅君上。太子愤恨不能辩解，便发兵逮捕并处死了江充。一时间，长安城中传言太子谋反。太子心中恐惧，便逃到了湖县，自缢而死。因此武帝对巫蛊之事严厉追究，许多无辜的人被逮捕下狱。后来，朝廷彻查这件事，发现大多数都是查无实据，都是冤枉了的。武帝此时才悔悟，太子也是被江充诬陷的，因为无法为自己辩白，才做出这些事，最后自杀的，心中根本没有反意。当时，在侍奉高祖陵庙的官员里有一个郎官，名叫田千秋，上书替太子申冤。说道：“现在，按照律法，儿子偷盗父亲的兵器，应该处以鞭笞的刑罚。平民尚且这样，作为你的儿子又怎么能例外呢？就算他擅自打开国家武库，取出兵器因失误而杀了人，又怎么能给他加上谋反的罪名，使他不能辩白而自杀呢，这不是太冤枉他了吗？”于是武帝开始悔悟，马上召见田千秋，对他说：“父子间的事，是最难以启齿的。自从太子死后，谁为他说过一句好话？只有你为太子辩白，说他没有谋反，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忍太子冤死，因而派你前来告诉我啊。你是祖宗指派给我的忠臣，便当做为我的辅弼大臣。”于是拜田千秋为大鸿胪，位列九卿；诛灭了江充的家族，以发泄神人的愤怒。武帝痛心太子无罪而死，便修建了一座宫殿，命名为“思子宫”。又在太子自杀的湖县修筑了一座高台，命名为“归来望思之台”。希望太子的灵魂归来。谗邪奸佞之臣，反复无常，淆乱是非，无所作为，就算是明智的人，也很可能被他们迷惑。就像春秋时期宋国寺人伊戾谋害太子痤，楚国佞臣费无极谋害太子建，江充谋害戾太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君王的宠信，逃避罪责，然而却使骨肉相残，国家倾覆。像楚平王、宋平公这样昏庸的君主，被迷惑也算正常。当像武帝这样的英明君主，竟然也被迷惑而不能察觉，后来虽然诛灭了谗臣，向天下昭明了太子的冤屈，但为时已晚了。虞舜仁德，尚且厌恶谗言；孔子这样的圣人，照样厌恶因为谗言而倾覆国家，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后来的人当以此为戒，详加审察。

【原文】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张居正讲评：到征和四年，武帝已经在位五十多年了，已经到了他执政的末期。日渐老去的武帝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常颇有悔意地说：“我从即位以来，所行的事，很多都狂妄悖谬。像刑罚严酷、税赋繁重、频繁的战事、大兴土木、祭祀封禅等，以致天下疲敝，百姓生活困苦。思量以前的这些过失，真是追悔莫及。从今以后，一切伤害百姓、滥用钱财的事，全部停止。”于是大鸿胪田千秋进谏说：“现在，天下方士众多，竞相谈论些什么神仙，然而数十年来却没有应验的，其荒谬可以知道了。我恳请陛下把那些方士都斥退，不要让这些旁门左道迷惑人心。”武帝说：“你说的很对。”于是就将那些方士全部赶走了。从那以后，武帝每次见到大臣们就叹息说：“以前我因为愚昧而被那些方士迷惑、欺诳，妄图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现在看来，天下哪儿来的长生不老的人？凡是宣称什么长生不老的，都是妄言。人如果能控制饮食，服食药物，培养元气，最多可以达到减少疾病的目的，怎么会真有长生不老呢？”武帝痛心以前的过失，一切更改，汉朝江山得以稳固，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当时武帝年事已高，国家空虚，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难道不是晚了吗？虽然很幸运国家没有离乱，但已经危险了。因而人君治理天下，必须时刻警惕，毫不懈怠。一旦有什么处理失当，只有像先代帝王那样从谏如流，真诚改过，才有可能不抱憾终生。

【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张居正讲评：以前，武帝好大喜功，力图有所作为。内则宠信方士访求神仙，修建宫殿；外则征讨边疆少数民族，招揽西域诸国，把国家的钱粮都消耗了，百姓生活困苦。到了晚年，才深深追悔自己以前所作所为的不是，下诏书说道：“我以前为了有所作为，弄得天下纷扰，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啊。现在，负责财政税收的桑弘羊等，又上奏要求我下诏，派遣军队、征召百姓去千里之外的西域地区的轮台屯田、修筑堡垒、开辟道路。如果我恩准了他的计划，未免又要扰动百姓，使他们得不到修养生息，这并不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计策。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我又怎么忍心这样呢？为今之计，天下财力既然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首先要禁止官员虐待百姓，停止一切额外的摊派，使百姓们能够专心务农。如果官家一时缺少作战的马匹，可以按照以前的惯例，让百姓们领养，并免除领养者的其他差役，分派领养的马匹，只以补足以前的数额为限，不致于武备缺乏，不必又别生事端，劳师动众。”这是武帝悔过的话。自此之后，不再出兵征讨周边的少数民族，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任命他为丞相的本意在于，使百姓修养生息，逐渐富裕起来。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军队粮食的筹集。于是，赵过推行古代的耕作方法“代田法”。在一亩地中，挖出三条沟，将田平均分为三份，这沟宽、深各一尺，在古代这沟被称为“圳”。沟挖好后，就在沟里种植谷物，当禾苗长大后，用土将沟填平，以掩住禾苗的根部。使用这样的方法后，每年收获比以前多得多。又担心土地贫瘠，不能年年丰收，这沟的位置每年必须换一次，这也就是“代田法”这名字的由来。他还发明了一些农具，并教给百姓，大大节约了农时。耗费的时间虽少，但收获的谷物却很多。武帝能重用赵过，是因为他真心实意地想使百姓富裕起来。由此可见，武帝一旦知道悔改，而能马上施行善政，虽然已经有些晚了，但仍然对于填补空虚的国库，收纳天下民心，使汉朝不步秦朝的后尘，延续了四百年的基业，不无裨益啊。人很难没有过错，知错能改才是最珍贵的品质。

【原文】 后元元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张居正讲评：武帝有个宠幸的妃子名叫赵婕妤，住在钩弋宫，号为钩弋夫人。她生有一子，名叫刘弗陵，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来。到武帝后元元年时，他已经七岁了，身体强壮，异于常人。又天资聪明，很有智慧。武帝认为他很像自己，非常宠爱。当时，戾太子已经死了很久了，武帝也已经老了，心里便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武帝又担心，他年纪幼小，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又很年轻，担心将来太后干政，发生吕氏之祸，因此心中犹豫不决，想着要选择几个有才干的大臣将来辅佐他，以托付后事。思来想去，群臣中唯有奉车都尉霍光，在身边侍奉时，办事小心谨慎，秉性忠诚笃厚，可以托付。便让宫廷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背负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以暗示将天下托付给他的意思，要他将来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辅佐少主。后来，霍光果然尽心竭力地辅佐昭帝，戳破燕王谋反的阴谋，使汉朝江山稳固，武帝的托孤也算所托得人了。

注释：

①　广川，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河北衡水景县广川镇。

.　囹圄，是监狱。

③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六经。

④　勾践，是越王的名字。

⑤　泄庸、种、蠡，都是越王的大臣。

⑥　五伯，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

⑦　数，是责备的意思。

⑧　请告，是请假的意思。

⑨　守城深坚，是说人守节当如坚固的城池一般，不可攻夺的意思。

.　贲、育，是孟贲、夏育，两人都是古代的勇士。

.　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县境内。

.　代，今山西代县。

.　雁门，在今山西右玉县境内。

.　龙城，是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落的地方。

.　平津，是汉代高成县的一个乡，在今河北盐山县南。

.　窖，是地窖。

.　羝，是公羊。

.　乳，是生育。

.　巫蛊，古代称巫师使用邪术加害于人。

.　湖，是汉代的一个县，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　轮台，是西域的地名，即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轮台县。

.　亭，是堡垒。隧，是开通的道路。

.　擅赋，是额外加派的钱粮、差役。

.　马复令，是百姓领养官马，应该免除徭役的事例。

.　奉车都尉，是官名，掌管皇帝的车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