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文学和西班牙文化都把死看成生的一部分，并且具有向死者献上祈祷的精神态势。也就是说，和欧美其他国家的文化不同，这两者不是将死看作一切的终结，而是看作新的开始。关于这一点，加西亚·洛尔卡在题为“精灵的理论和机关”的演讲中说道：

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死都意味着终结。死亡降临，帷幕落下。但是，在西班牙文化中，死亡意味着新的开始。（中略）西班牙是一个把死亡包含的终极的、真正的价值看得十分重要的国家。

同样，在前卫戏剧《无题剧》中，洛尔卡借登场人物之口说道：

你必须要感谢自己身处一个喜爱死亡的国度——西班牙。

从村上文学也能看出类似的世界观。对于生和死的关系，村上春树借《挪威的森林》主人公渡边彻之口，这样描述道：

“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这句话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种凝结的空气来真真切切感受的。不管是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球中，都存在着死。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像吸入细小灰尘一样把死亡吸入肺中的同时，都在活着。（中略）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我”这个存在本来就包含了死亡，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忘却的。

十七岁那年五月的某个夜晚，死俘获了木月，也俘获了我。（中略）但是，不管怎么想，死亡都是严峻的事实。我在这令人窒息的矛盾中，循环着永无止境的思考。现在想来，那些日子真是奇妙。在生命最好的年华里，凡事竟都以死为中心旋转着。

《挪威的森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木月的死为起点的故事，是围绕木月的死，还有木月的恋人，后来成为渡边彻情人的直子的死旋转的故事。

加西亚·洛尔卡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都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坛最杰出的诗人。洛尔卡的死更是给西班牙文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抛开这件事，就没法谈论二十世纪以后西班牙文化和死亡的关系。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ādo）为悼念洛尔卡，写了题为“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

看到了他走远的身姿……

啊！朋友！带着石头和梦想

走向阿兰布拉宫，

在啜泣的泉水边，

篆刻敬献给诗人的墓碑吧，

然后永远地诉说着——

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费德里科的格拉纳达！

读完这首诗，身为读者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为洛尔卡的死献上祈祷的马查多和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悼念洛尔卡的村上春树交叠重合，共鸣。

西班牙文学是可以将生者和死者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巴利亚多利德的小说家米格尔·德利比斯在获得西班牙纳达尔奖的处女作《柏树影子长》中，描写了主人公佩德罗在妻子简出车祸去世后，回到了故乡阿维拉，拜访了间接因自己而死的好友阿尔弗雷德的墓地。德利比斯这样描写道：

凝视着排成两列的墓碑，无尽的安详像海浪一样朝我涌来。感觉就像在入口卸下了没有气味的、名为苦恼的货物。

“我的位置在这儿，”我自言自语道，“我是生者和死者的中介人。”

越靠近阿尔弗雷德的墓碑，我就越热血沸腾。墓碑的石头被大雪掩埋，但我看到了刻着我们名字——阿尔弗雷德和佩德罗——的松树，黑色的树皮透着黄色。我突然想感受一下树液的颤动，于是靠近松树，双手摸了摸树干。

我陶醉在过去的岁月和深厚的友谊中，不由得呆了半晌。然后，我下意识地从口袋中掏出简的刻着琐罗亚斯德警句的结婚戒指，走向好友的墓前，从墓碑石头的间隙处把戒指放了进去。我听到戒指碰到石头发出的清脆声音，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击中了我。现在，给予我活力的两股力量终于汇合在了一起。

在《且听风吟》中，主人公“我”为了拜访美国小说家德里克·哈特菲尔德的墓地，去了美国。在哈特菲尔德墓前，“我”融入到了生与死结合的安详世界：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哈特菲尔德的墓地，献上从周围草原摘的灰扑扑的野玫瑰，面对着墓碑双手合十，然后坐在地上开始抽烟。在五月和煦的阳光的照射下，我感到生死同样安详。我仰面躺下，闭上眼睛，连续几个小时一直在听云雀的歌声。

村上春树通过描写主人公拜访哈特菲尔德墓地这一具有祈愿性质的行为，创造出一个生者和死者相互联结的寂静的故事空间。

而在《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渡边彻也向去世的两位好友——木月和直子献上了祈祷：

初秋的午后天朗气清，和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像骨骼般又细又白，天空澄澈通透看起来格外高。

又是一个秋天，我心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盛开的小花、细小声音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来临。四季流转，我与死者间的距越来越远。木月依旧十七岁，直子依旧二十一岁。

我想，村上春树至今仍在某处回想着故乡芦屋的海岸线和巴塞罗那进进退退的海浪声，书写着山风和海风交织的作品。也会继续创作将生与死结合、带着安详祈祷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