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为两位西班牙现代绘画大师——巴勃罗·路易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作品所倾倒，并把两位画家绘画中的视觉效果、笔触和世界观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毕加索和达利的绘画作品。

村上曾在《西班牙幸福小村的壁画》一文中提到了毕加索的绘画。

杂志《生活》曾报道过，在距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约一百六十公里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名为卡尔托哈尔（Caltojar）的村庄。该村为纪念毕加索一百周年诞辰，在村里的墙壁上画了很多他的名作。村上春树受报道中这些画的启发，写下了《西班牙幸福小村的壁画》。文中，村上提到了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并这样描写壁画产生的过程：

壁画网罗了毕加索从蓝色时期到《格尔尼卡》的许多有名作品，绘画技术十分高超，令人惊叹。这些壁画并没有专家指导，也并非出自绘画班学生之手。在毕加索一百周年诞辰时，村里的某人提出“咱们试一下吧”，其他人表示赞成，就这么简单。用于参考的毕加索原始作品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或是明信片，把这些做成幻灯片的照片，用投影仪投在墙上。大家先用粉笔勾边，再在白天一起涂色。

村民大都是老人和小孩。学生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怎么才能画出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

紧接着，村上春树描述了卡尔托哈尔村的风土人情和毕加索壁画的配色之间的关系：

卡尔托哈尔村的毕加索绘画非常自然地融入到那里的风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两位身穿黑衣服的大妈，头上顶着装有猪内脏的桶，走过《三个音乐家》的壁画。当然，也有可能和照片的构图有关，阳光、建筑物的阴影、树的颜色，一切都与毕加索绘画的配色非常和谐。

此外，他还称西班牙村庄干巴巴的白墙和毕加索的画非常相称。

村上春树在成为小说家以前，经营过一家名为“彼得猫”的爵士咖啡店。“彼得猫”的内部装潢也使用了西班牙风格的白色墙壁。因此可以说，村上春树从青年时期起，就对西班牙式的墙壁情有独钟。

除了《西班牙幸福小村的壁画》外，村上还在《舞！舞！舞！》中再次提到了毕加索。

牧村拓又一言不发地盯着高尔夫俱乐部。

“好奇怪！”他说，“你让我联想到了一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我问道。是什么呢？是毕加索的《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吧。

但是，毕加索并没有名为“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的绘画作品。这个画名是村上春树根据毕加索的作品自己创造出来的，灵感就来源于上文提到的《三个音乐家》。

村上参照这个画名，把“音乐家”改成“骑士”，并且在“骑士”前加了“胡须”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视觉符号。他“歪曲”了原画名中词汇的排列，创造出自成一派的幽默世界。

毕加索研究者皮埃尔·卡瓦内斯（Pierre Cabanes）称，《三个音乐家》是立体主义的里程碑，是毕加索的集大成之作。同时，这幅作品也是综合立体主义最后的焰火。而在此之后，村上春树也写出了由三卷组成的里程碑之作——《1Q84》。

换言之，村上春树将毕加索作品《三个音乐家》中的视觉世界转化为“书写”，创造出了《1Q84》这样的文学杰作。

此外，在《舞！舞！舞！》中，村上春树还记述了毕加索的创作时期和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

很多诗人、作曲家的人生就像一阵疾风。他们上升得太快、太高，不到三十岁就英年早逝。而巴勃罗·毕加索年过八十还坚持绘画，就这样平静地离世。

当时三十多岁的村上春树对比了英年早逝的诗人、作家和毕加索，并对毕加索直到晚年还坚持创作表示了敬意。同样，村上春树现（2017年）虽已年过花甲，但仍笔耕不辍，连续出版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和《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春树提到了人们对毕加索画作产生的艺术效果的接受过程及凡·高的绘画：

凡·高和毕加索的画刚出现时，大多人觉得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不快感。但到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因看到他们的画而感到心烦意乱或不悦。大多数人反而会被感动，被激励，被治愈。这并不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画失去了原创性，而是人们的感觉被这种原创性所同化，并把其作为一种“参考标准”，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在短篇集《东京奇谭集》的其中一篇《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中，村上春树借谈论高尔夫球场的主人公之口，再次提到了毕加索：

你能想象到穿着高尔夫球鞋的高更、凡·高和毕加索跪在十号球洞的果岭上观察草坪的场景吗？

村上春树通过描写毕加索和高尔夫球场这对偶发性的组合，为作品增添了滑稽的色彩。

毕加索早期创作风格多变，其中有一段被称为“蓝色时期”。村上春树将毕加索这段时期画作承载的情感——青年时期有关死亡的光与影——投射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来了解一下毕加索“蓝色时期”创作风格形成的背景。

1900年，毕加索和好友卡洛斯·卡萨吉玛斯（Carlos Casagemas）一起来到巴黎，在蒙马特尔开始租房生活。在这期间，卡萨吉玛斯爱上了洗衣女工杰曼（Germaine），因求爱不成而开枪自杀。毕加索为悼念好友，创作了大面积使用蓝色的作品《卡萨吉玛斯的葬礼（追忆）》。此后，《人生》《赛乐丝汀娜》《熨烫衣服的女人》等以蓝色为基调的杰作也陆续诞生。

毕加索在“蓝色时期”表现出的“青年时期与死亡有关的丧失感”，和村上春树以“青年时期的死亡与重生”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挪威的森林》的主题不谋而合。

《挪威的森林》中描绘的木月、直子的死和渡边、木月、直子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酷似《人生》背后的卡萨吉玛斯的死和毕加索、卡萨吉玛斯、洗衣女工杰曼之间的纠葛。

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只是间接地反映出毕加索“蓝色时期”所承载的情感。而在之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山鲁佐德》中，村上为了表现“时过境迁后已黯淡的青年时期”，直接提到了“蓝色时期”。

“人生真是奇妙！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光芒万丈，为了拥有这种光芒，你甚至愿意牺牲一切。可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换个角度看，你会惊讶地发现那光芒已然黯淡，会对过去的自己产生怀疑。这就是我的‘非法侵入’时期。”

说得就跟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似的，羽原心想。

在这里，村上春树将山鲁佐德高中时近乎疯狂的经历类比成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我们知道，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形成深受好友卡萨吉玛斯之死的影响，但纵观毕加索整个绘画生涯，“蓝色时期”不过是早年的风格而已。不得不承认，和《三个音乐家》《格尔尼卡》等顶级杰作相比，“蓝色时期”的作品皆黯然失色。但这也恰恰与村上作品的主题——时过境迁后已黯淡的青年时期——呼应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