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早期教会的构成

如前所述，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戒律体系控制了欧洲不同的民族和部落。本章将要讲述由伟人与天时塑造的教会如何发展成为以罗马主教为首的普世帝国。

关于早期基督教会组织的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现今天主教会一样的管理等级体系从最初就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会最初是由孤立的，甚至独立的阶层组成，虽然有些人的声望高于他人，但没有任何人享有权力上的优先权，总之，早期的地方教会是没有任何真正管理体系的协会或兄弟会。然而，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同，在4世纪末的教会中存在着固定的等级制度，包括执事（Deacons）、司铎（Priests/Presbyters）和主教（Bishops）等各级执事人员。主教们共同组成了主教团（Episcopate），有四个等级：区主教（Country Bishops）、市主教（City Bishops）、都主教（Metropolitans）或总主教（Archbishops）及宗主教（Patriarchs）。都主教是都城或省区主要城市的主教，领导教区内的其他主教。宗主教的权力在都主教之上。4世纪末时，共有五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s），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五大城市为中心。

125.罗马主教的首席主教主张

两派历史阐释者对早期罗马宗主教与其他宗主教及主教之间的关系持相反观点，上文已有提及且应引起高度关注。天主教学者的观点认为，罗马主教从最开始就在职位上和权力上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这是神的旨意。新教学者的观点认为，最初宗主教们拥有平等的权力；即，虽然罗马宗主教的声望高于其他宗主教，但所有宗主教中没有任何一个在权力范围或管辖区域上优于其他。

然而事实可能是这样的：最初，罗马宗主教要求拥有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的权力，并成为普世教会（Church Universal）的神授首领。这一主张基于几个理由，其主要原因是罗马的教堂由首任主教圣彼得（Saint Peter）亲自建造，基督曾将天国的钥匙托付于他，并授予其教授和解读《圣经》的最高权威，训谕到“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因而指派他负责所有教会。伟大的基督授予彼得的这种权威与卓越地位自然要传给他的神权继任者。

约6世纪末，罗马主教的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可，从此以后，他们在普遍意义上被赋予了教宗的头衔(97)。除了坐上圣彼得宝座的大人物如利奥一世（Leo the Great）、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事件促成了罗马主教至高权力的实现，并极大地帮助他们建立了中世纪教皇的权威。这些事件在神权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下文将列举其中11个，每个都是基督教会产生后的七八个世纪里，神权史上真正重要的史实。

126.坚信圣彼得为首席主教及罗马教会的缔造者

人们开始相信基督在所有门徒中授予了彼得某种无上的地位。这种说法的根据源自《圣经》文本。人们也认为罗马教堂便是彼得本人所建。他极有可能是该教堂的建设者，且在尼禄（Nero）皇帝时期殉难于此。

这些历史信条和解读使罗马主教成为第一使徒及其教职的继任者，自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并佐证了其首席主教的主张。

127.罗马正教主教的声望

根据大多数罗马天主教机构的说法，在前3个世纪里，除两位以外，其他所有罗马主教都是圣使徒信仰的殉道者。这种坚信不疑被认为是基督为彼得所做祈祷的应验。“我已经为你祈求，”基督对圣徒彼得说，“叫你的信心不至失掉。”

在东部宗主教和罗马主教之间的论争时代，拉丁主教的这一著名的保守观念同希腊主教的投机倾向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地助长了其在正统的西部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128.世界政治中心的地理优势

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主教的主张极大地得益于罗马帝国良好的名声和威望。因为已经习惯于接受那里所有世俗事务的命令；那么自然而然，属灵事务也寻求其命令和指引。因此，占据世界地理和政治中心的罗马主教便拥有了高于所有其他主教和宗主教的一大优势。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里，聚集在永恒之城（Eternal City）(98)上的光辉，自然也赋予了基督教主教头顶的光环。

129.帝国政府迁至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都城从罗马东迁并没有使罗马主教失去其原有的地理优势。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将帝国政府东迁，不但没有削减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威严，反而大大提振了其权力和主张。正如但丁（Dante）所言，它“给了牧羊人空间”。这使得罗马教宗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人物。

130.神职成为罗马的守护者

当蛮族袭来，罗马主教迎来了扩大影响和权势的又一时机。罗马的不幸却是他们的幸事。因为，当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之时，教皇英诺森一世（Pope Innocent I）通过调解使得罗马教堂免于遭受其他异教圣殿同样的命运；虔诚的教皇利奥一世通过斡旋，劝说凶恶的匈奴王阿提拉放弃罗马打道回府；而且他还于公元455年想方设法平息了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的愤怒，使罗马居民免受蛮族士兵带来的沉痛苦难（详见第25条）。(99)

因此，当皇帝作为罗马理所应当的守卫者却无法保卫都城时，手无寸铁的神职人员却通过他被赋予的敬畏与威望尽力而为其难为之事，结果却为罗马教廷带来了更多的荣誉与权威。

131.罗马帝国衰亡对教宗权力的影响

但是，如果帝国的不幸趋向于提高罗马主教的名声和影响力的话，西部帝国的最终灭亡所带来的好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西部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落入东罗马皇帝手中时，因罗马远离君士坦丁堡的皇庭，罗马主教便成为了西欧最重要的人物，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君权。他们成了蛮族首领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仲裁者，而城市、国家和国王之间出现纠纷也诉诸罗马教廷决断。尤其在对抗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者时，西部的主教和总主教都向罗马寻求建议和帮助。

这些事务怎样直接而有力地强化了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早期教皇中最著名的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就如同一位世俗君主一样统治和管理着地区事务。

132.罗马的使团

罗马教会早期的传教热情使其成为诸教会之母，所有的教会都怀着深厚之情和感激之心仰望于她。因此，通过罗马传教士皈依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对神圣的教廷充满崇敬并成为其最忠实的孩子。英格兰基督徒最常去罗马朝圣，将他们的彼得便士（Saint Peter’s Pence）(100)送去作为贡金。当撒克逊人成为传教士向欧洲大陆的异教亲族布道时，他们将同样的依恋与热爱移植到了德意志人的内心。撒克逊修道士，“德意志使徒”圣波尼法爵在赢得德意志森林的异教徒对十字架的热爱的同时，也令他们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详见第37条）。波尼法爵自己庄严宣誓效忠罗马教皇，通过这位热心使徒的努力而崛起的德意志教堂同样被要求承诺服从于罗马。也正是通过同样虔诚的传教士的影响，公元742年召开法兰克福宗教会议（Council of Frankfort）的时候，高卢和德意志的主教议决其教堂的都主教或总主教应该由教皇授予白羊毛披肩（pallium），表示其臣服并效忠于罗马教廷。

因此，罗马在西部各地教会的眼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直到格里高利二世（715—731）写信给东部皇帝，说道，“西部所有国家的目光都指引着我们的谦卑，视我们为人间的神明”。(101)

133.萨拉森人攻陷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影响

公元7世纪，所有东方的大城市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给罗马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都城，都有或者可能会有一位罗马主教的敌手。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的版图上，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已经被抹除，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可能滋养着罗马教会的对手。因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灾难却再次巩固了罗马主教不断增长的权力。

134.毁坏圣像运动（726—842）；教皇成为世俗君主

关于圣像崇拜的争论，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圣像破坏之争（War of the Iconoclasts）”，在8世纪时爆发于东部的希腊教会和西部的拉丁教会之间，对罗马神权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圣像破坏运动

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势力崛起的7世纪之前，东部地区的基督教就已经失去了许多早期的单纯与质朴，经历了一场异教化的过程。那时，教堂里满是使徒、圣徒和殉道者的肖像与图画，其中不少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美德和力量。每一个城市，乃至每一座教堂，都各自拥有创造奇迹的偶像，为其守护神。

到7世纪，整个东部的十字架都倒在了新月面前，结果使徒和圣徒像却连他们自己的殿堂都无力保护，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就很容理解了。蛮族入侵带来灾难之时，一直被尊为城市和庙宇守护者的古老神祇竟无能为力，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居民当时的情绪和此次灾害导致东部基督徒的觉醒完全一样。

穆斯林征服者，斥责基督徒为偶像崇拜者，砸碎了祭坛的圣像，但却没有火从天降来惩罚这些渎圣者，基督徒感到耻辱与困惑。像古希伯来人的改革派一样，一个坚强的派系出现了，宣布上帝把教会送到了异教徒之手，是因为基督徒已经离经叛道陷入了粗俗的偶像崇拜之中。这些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把自己命名为“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s），成为东部教会的改革者。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会上颁布法令称“除《圣餐》中的基督像外，所有其他均属亵渎或异端；偶像崇拜是基督教的堕落与异教的复兴；所有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物都应该被打碎或抹除”。

利奥三世于公元716年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位，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东部的希腊教堂圣像均被清除，皇帝决定也要清除西部拉丁教堂里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象征”，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圣像。

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作为罗马主教，不仅反对该法令的执行，还发布教令将东部皇帝开除教籍，并禁止所有破坏圣像的教堂参加正统天主教会的圣餐仪式。(102)

在这场与东部皇帝的论争中，罗马主教想方设法与一些强大的西方君主结盟。首先，他们联合了伦巴第人作为保护者，但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危险性，于是转向了法兰克人。于是，便有了加洛林国王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友谊故事以及他们的互帮互助，成就了难得一见的患难之交。教皇帮助加洛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国王和皇帝；知恩图报的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抵御帝国和蛮族的所有来犯之敌，并为其献土，奠定了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详见第 96 条）。

因此，罗马主教在逐渐获得属灵权力之后，又额外获得了世俗权力，虽然后者后来成了软肋，但起初无疑是优势因素，而且是他们登上西部权力宝座的垫脚石。

135.《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和《伪教令集》

从大约8或9世纪往后，有史以来两个令人震惊却又成功的伪造物大大促进了罗马教皇权势的发展。这些著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和《伪教令集》（False Decretals）。

前者的目的可能是支持和佐证丕平献土，方法是提供教会的第一帝国保护人早期相似赠予的证据。其“讲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如何通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祈祷治好了麻风病，并在其受洗的第4天，为了精神自由免受世俗政府的不断束缚，进而放弃了罗马而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都城，以及他如何把意大利和西部国家的统治权随即赠予教皇及其继任者。”(103)

所谓的《伪依西多尔敕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大约出现在9世纪中叶，原本是为了主教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教皇的利益而出版的，但它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有着类似的目的。同许多所谓的早期教皇书信和教令一起构成了系列教会文件。他们意欲通过认可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来证明二三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行使了当时 9 世纪教皇主张的所有权力和广泛管辖区域。

在那个不加批判的时代，这些文件被所有人当作真品接受(104)。教皇的最大主张成功地获得了支持。现在，这些文件被天主教和新教的所有学者认定为伪造；尽管如此，它们却像真实文件一样有效地确认了教皇的权力。

136.教会管辖权；上诉罗马教廷

查理大帝已经认可了早期教会的原则，即无论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神职人员只受制于宗教法庭，不受世俗法庭管辖。主教逐渐获得了审判涉及婚姻、信托、伪证，买卖圣职，或关于寡妇、孤儿或十字军战士的权力，因为这些案件都与宗教有关，甚至取得了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力，因为所有犯罪都是罪恶（All Crime is Sin），因此只能由教会妥善处理。宗教法庭会判决这些人员苦修、囚禁于修道院或交给民事机构。

因此，到了12世纪，教会拥有了绝大多数世俗和神职事务的刑事管辖权。世俗国王并未察觉到此事的趋向，最开始都支持教会扩大管辖权。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公元857年，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赋予主教们调查涉及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的所有案件，并给罪犯定罪量刑的权力。

当时，宗教法庭司法权极度扩张的特点是建立了一种原则，欧洲不同国家涉及神职和宗教的所有案件，都应由其主教或总主教法庭将案件上诉或传讯到拥有终审权力的罗马教廷。教皇因此被视为正义的源头，至少在理论上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法官，而皇帝、国王和所有民事法官都只是拥有同其教长一样的执行判决和教令的权力。

应当说，没有教皇与主教之间漫长而痛苦的较量，教会的地方法庭服从罗马法院的这一原则便难以确立，这一斗争与同一个世纪里欧洲国王和封君之间的斗争极为相似。但是，作为在世俗领域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封建贵族服从王权，集所有大权于国王一身一样，在属灵世界的斗争结果是教会贵族服从教皇权威，将最高司法权交由罗马教皇掌握。

教皇利用此时得到的权力同德意志皇帝展开了著名的最高权力的争夺（详见第十二章）。

(1)　蛮族（Barbarian）为罗马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对周遭部落和民族的称呼，主要指北方的日耳曼人、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东方的波斯人和帕提亚人、东南部的阿拉伯人等。——译者注

(2)　这是哥特人对此事的记述；拜占庭版本描写的是皇帝芝诺（Zeno）自己建议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Hodgkin，Italy and her Invaders（《意大利及其入侵者》，霍奇金著），vol.iii，pp.128-130.Oxford，1895。

(3)　安敦尼，罗马帝国皇帝（138—161）。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涅尔瓦、图拉真和哈德良加上两安敦尼并称五贤帝，五帝德才兼备，在其治下，罗马经历了80多年的黄金时期（98—180）。”——译者注

(4)　本书人名后面括号中所注的年限，有的是生卒年限，有的是在位年限，比如此处尤里克生于公元440年，466年继位，全文无法一一注明。——译者注

(5)　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Geiseric）沿台伯河（Tiber）洗劫罗马以图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令罗马不堪其扰。——Rome：its Rise and Fall（《罗马：兴与衰》），par.279。

(6)　伦巴第人（Lombards/Longobardi）的名字源自其长胡须（long beards）或长战斧（long battleaxes），胡须论为多人持有，天主教修道士保罗（Paul the Deacon，720—799）著史之时亦有此表述；战斧论是因为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的词根“barta”意思就是“斧子”；近代理论认为此名源自其所崇拜的主神奥丁（Odin）的一个名字“Langbarer”。——译者注

(7)　皮克特人早些时候被称为加勒多尼亚人（Caledonians），是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o-Iberian）的混合种族。

(8)　德拉姆战役（Battle of Deorham，577）是这场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撒克逊人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塞汶河（Severn）河谷，在康沃尔郡（Cornwall）的凯尔特人与其在威尔士及北方地区的亲族之间钉了一个楔子。

(9)　许多被逼无奈的布立吞人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到邻近的法兰西海岸，将该省命名为布列塔尼（Brittany）。

(10)　埃格伯特在查理大帝的宫廷度过了13年的流亡生涯，并见证了他在公元800年被加冕为皇帝（详见第98条）。在那里，他学会了征战和治国之术，这无疑都是受到查理大帝在欧洲大陆上所建伟业的启迪，埃格伯特希望在英格兰效仿查理大帝。

(11)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hronicle）中给予他的称号是“不列颠共主”（Bretwalda），有时也以“不列颠的统治者”（Wielder of Britain）表达出来，另外也记载他是第8位也是最后一位拥此头衔的国王。

(12)　Rome：its Rise and Fall（《罗马：兴与衰》）pars.273 and 279。

(13)　I and II Samuel（《撒母耳记》上、下）和I and II Kings（《列王纪》上、下）。“这是《圣经》首次被翻译成蛮族语言。”——霍奇金

(14)　整个对话可以认为是某种文字游戏，即格里高利听到回答后，谐音联想到基督教的内容，其中，Angles（盎格鲁人）谐音 angels（安琪儿），Deiri（德伊勒）谐音De ira（得一乐），Aella（埃拉）谐音Alleluia（哈利路亚），因而得出结论，应去该地布道，传主之福音。另外应该注意的是，这段应该为拉丁语对话，且文字引自《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也为拉丁文著作。——译者注

(15)　Bede’s Eccl. Hist.（《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ii，13（Bohn）。

(16)　诺森布里亚定居着盎格鲁人，但从这一刻起，应该使用撒克逊或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称呼来统称所有定居于不列颠的日耳曼人。

(17)　沃登（Woden）即为上文提到的奥丁（Odin），是其在古英语中的表述，北欧神话的主神，为众神之王；托尔（Thor）是雷神，相传为奥丁之子。——译者注

(18)　Green’s The Making of England（《英格兰的形成》，格林著），p.281，这些爱尔兰传教士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代表。“他们是当时已知的任何科学知识的讲授者，是比欧洲大陆当时任何地方的文化都高级的文化保有人与传播者，绝对可以称为先驱，他们为西欧大陆的文化奠定了基石，其丰硕成果为包括当今德国在内的各个文明国家所共有共享。”——Zimmer，The Irish Element in Mediaeval Culture（《中世纪文化中的爱尔兰元素》，齐默尔著），p.130。

(19)　在德意志南部（今瑞士），爱尔兰修道士贾尔斯（Gallns）于公元613年修建了著名的圣加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Gall），后来成为中欧的学术圣地之一。

(20)　罗马教会削发是头顶剃光，而凯尔特教会则只剃光前部。

(21)　Bede’s Eccl. Hist.（《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iii，25（Bohn）。

(22)　这两段为诗歌原文，对应的译文出处：《贝奥武夫》，冯象译，三联书店，1992.6，p.39-40。另外，本书中有引自他人所译的文本，均有注明。——译者注

(23)　日耳曼人的一支，萨克森人和撒克逊人是对其的不同称呼。公元5世纪初，萨克森人北上渡海，在高卢海岸和不列颠海岸登陆入侵。史学界为了区分，把在不列颠定居的萨克森人，称为撒克逊人。——译者注

(24)　尊者比德（Bede the Venerable，约673—735）是一位虔诚博学的诺森布里亚修道士，在其所有的著作中，有一本无价之宝名叫《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该书的核心主题讲述了英格兰祖先如何皈依基督教。感激比德让人们得以领略早期英格兰的大部分风貌。

(25)　罗斯人建立的国家罗斯公国即为基辅罗斯（Kievan Rus'），被认为是三个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前身。因中世纪时期还未建立近代的俄罗斯帝国，因此，本书中译文采用“罗斯”这一名称，其他国名的翻译也大都遵循这一原则。——译者注

(26)　隐修制度（Monasticism）源自“monachus”或“monk”一词（希腊语μοναχ??，源自μον??，意为独自一人），本意指独自生活的人，但后来也被用来指群体生活中的人。

(27)　I Cor.（《哥林多前书》）， vii，32，33。

(28)　Luke.（《路加福音》）， xiv，26。

(29)　Matt.（《马太福音》）， xix，21。

(30)　德基乌斯（Decius，201—251），罗马总督，后被推举为帝国皇帝。起初对基督教的迫害只是零星发生，且多为局部行为，但传说公元 250年1月20日，德基乌斯斩首了拒绝叛教的罗马主教法比昂（Fabian），随后下令禁止全国信奉基督教，称为“德基乌斯迫害”。——译者注

(31)　Tennyson’s poem，“Saint Simeon Stylites.”（《高柱修士圣西米恩》，丁尼生的诗歌）。

(32)　余剩民，本意指不幸或大灾之后的幸存者，此处指极少数决心始终忠于上帝以获得救赎的信徒。——译者注

(33)　Essai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通史散论》，普雷沃-帕拉多尔著），tome ii，p.64。

(34)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详见第16条）似乎是首个在修道院的日常生活中引进智力劳动的人。此举大大推动了文字工作。

(35)　Lecky，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大帝的欧洲伦理史》，勒基著），vol.ii，p.80；转引自Wishart，A Short History of Monks and Monasteries（《修道士与修道院简史》，魏沙特著），p.105。

(36)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分配方法由入侵者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一般情况下，为一名战士提供住所的房主需要将房屋分成三个房间，其中一间留给自己，战士有权从另外两间中选一间，剩下的一间仍归房主所有”。——霍奇金

(37)　因为蛮族征服不列颠的性质不同，因此英格兰并非罗曼诸国之一。不列颠东半部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大多被灭或被凶猛的日耳曼入侵者驱赶出去（详见第22条），因此直到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和法令，这些入侵者仍都没有融合。因此，英格兰人和近代德意志人在举止、社交活动和语言上都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有11世纪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导致英格兰和诺曼底（Normandy）的语言与习俗有所融合的话，今天的英格兰人可能会更像德意志人（详见第163条）。

(38)　所有的人都服从同一公共法或政治法。

(39)　1苏勒德斯金币约合本书成书年代的30到40法郎。

(40)　Hallam’s Middle Ages（《中世纪》，哈勒姆著）。

(41)　Lea’s Superstition and Force（4th ed.，1892）（《迷信与暴力》，李著），p.188。

(42)　决斗断讼法被一些作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判形式，但其实是对天国审判的上诉，它的审判方式跟火裁法和水裁法是同样的原理，因此在神裁法中也有一席之地。

(43)　但旧的神裁法与后来的审判有所不同，后者严格意义上讲不再是神裁法，因为这不再是让上帝作决定，而仅仅是测试比重的变化，因为迷信认为，女巫的肉体通过与邪灵的交流会像其一样失去重量，因此能够像幽灵一样在空中穿行。

(44)　宣誓断讼法不属于神裁法，因其缺乏神裁的必要元素，即没有诉诸天国的审判。

(4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宣誓的形式也在改变，因此，这些宣誓证人（compurgator）仅仅发誓说他们相信被告的誓言真实、清白即可。

(46)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神裁法被不同的日耳曼部落所采用，其中一些显然是当地的习俗，而其他的似乎是由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传入，因此，有了圣饼裁决法（Ordeal by Consecrated Bread），如果一口卡住了，那么此人被判有罪，从这种审判形式产生了“May this morsel be my last”（愿这是我的最后一份）这样的表达。棺椁裁决法（Ordeal of the Bier）则是由被控犯谋杀罪的人触摸死者的尸体；如果尸体微动或者血从伤口重新流出，此人则被判谋杀罪。 这样的神裁法在野蛮、迷信的民族中均有发现。印度人有很多古怪的方法：在一种神裁法中，被控有罪的人被迫游过一条满是鳄鱼的河，如果被鳄鱼咬住，那就是他有罪的确凿证据。希伯来人也有采用神裁法的例子。——Numbers（《民数记》）v，p.11-31；Joshua（《约书亚记》）vii，p.16-18。 大卫（David）与哥利亚（Goliath）的搏斗，就是对天国审判的一种申诉，具有司法决斗的基本要素。以利亚（Elijah）对巴力（Baal）先知的考验中也有神裁法的存在。——I Kings（《列王纪上》）xviii，p.17-40。

(47)　著名的雕像被称为《喝醉的萨提尔》（Barberini Faun），现存于慕尼黑（Munich）的博物馆，是17世纪时从陵墓脚下的垃圾中挖出来的。可能这是守军用来击退哥特人进攻的宝贵投射物之一。——Hodgkin，Italy and her Invaders（《意大利及其入侵者》，霍奇金著），vol.iv，p.204。

(48)　除将非洲、意大利从蛮族手中收复以外，查士丁尼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的东南部地区。

(49)　贝利萨留没有犯叛国罪，但他被控在各次战役中通过不法手段瓜分战利品而积累巨额财富似乎确有实据。

(50)　传奇作家赋予贝利萨留生命结束之前的故事并无根据。吉本写道：“他被挖去了眼睛，出于妒忌令其通过说‘给贝利萨留将军一分钱吧！’以祈求吃食，这都是后期为了攒名望、甚至炒作而虚构的故事，用以佐证命运跌宕起伏的奇葩例证而已。”

(51)　此时为中国南北朝时期。——译者注

(52)　据称极有可能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的传教士，该教派为基督教分支，传入中国后称景教。——译者注

(53)　古希腊七贤，存争议，但一般认为包括：克莱俄布卢（Cleobulus of Lindos）、梭伦（Solon of Athens）、奇伦（Chilon of Sparta）、毕阿斯（Bias of Priene）、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庇塔库斯（Pittacus of Mytilene）、佩里安德（Periander of Corinth）。——译者注

(54)　无疑，各种动机驱使希拉克略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如君士坦丁大帝当年把首都从台伯河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罗马的帝国政府，在精神和立场上，本就与东部的当地居民之间互存敌意。实际上，它被当地臣民视为外国统治，而非本国政府。通过将政府所在地迁往完全的罗马城市迦太基，希拉克略大概希望能摆脱围绕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周围的希腊影响，并在忠诚的罗马人民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政权。

(55)　Bury’s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晚期罗马帝国史》，伯利著），vol.ii，chap.xiv。

(56)　此处主要指通过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威尼斯（Venice）的连接，在几乎整个中世纪时期都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商业联系。

(57)　贝都因人（Bedawin），英文中多使用“Bedouin”一词，源自阿拉伯语（badawī），意为“生活在沙漠中的人”，因其在沙漠中游牧，居于帐篷之中，因而帐篷居民便得此称呼。——译者注

(58)　如此命名是因其形状为立方体。

(59)　改革者被称为哈尼夫（Hanyfs/Hanifs），即“清教徒”（Puritans）之意。

(60)　在“迁徙”之前被称为雅特里布（Yathreb）。

(61)　大约在此时，穆罕默德给了他的追随者如下启示，这对早期伊斯兰的军事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主道而阵亡者，真主绝不枉费他们的善功；主会让他们进入所告之乐园。”——The Koran，Palmer’s trans.（《古兰经》，帕尔默译），sura xlvii，5。

(62)　毫无疑问，正如许多人所坚持的那样，阿拉伯人对战争的热爱和对劫掠的期待在促成这场惊人革命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就像在后来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运动中，我们不应错把宗教感情作为主要的行动准则。

(63)　赫勒斯滂（Hellespont）即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的古称，分割了欧亚大陆，为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唯一水路通道。——译者注

(64)　奥克苏斯河即现今的阿姆河（Amu Darya），贾沙特斯河即现今的锡尔河（Syr Darya），流经中亚的两条重要河流，均注入咸海（Aral Sea）。——译者注

(65)　这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不可能和杜撰的故事。吉本不仅怀疑书籍被毁的事实，而且认为即使被毁也不必心痛。可能在恺撒大帝入侵埃及的战乱中，这些书籍已被部分烧毁；而更多的书籍可能被早期的基督徒自己损毁，因为那都是“偶像崇拜的杰作”（Monuments of Idolatry）。关于这些书籍无用或危害的著名二难推理，是有多种起源的那些语录之一。作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的情感另外的出处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他生活在约4世纪末，对一切经典都表现出狂热的敌视。

(66)　倭马亚名从穆阿维叶的祖先。

(67)　波斯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什叶派（Shiahs），是阿里派系的领袖所建，而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逊尼派（Sunnites），是反对派的主要拥护者。后者以此命名是基于他们视穆罕默德的言行为神圣与权威。与此相反，什叶派拒绝认可这些先知的言行，这可以追溯到阿里或其直系后代。

(68)　奉命指挥休达要塞（Fortress of Ceuta）、守卫直布罗陀海峡的哥特贵族朱利安伯爵（Count Julian），传说为了报复一些真实的或莫须有的不公，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要塞拱手奉送给伊斯兰教徒。

(69)　“哈里发”这一头衔直到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Abderrahman III，912—961）时才由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采用。

(70)　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阿拉伯人没有以任何方式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当地民族，除了宗教信仰，没有留下任何彰显其征服的永久痕迹。

(71)　征服者最初给每一个穆斯林信徒发放津贴，并实行免除人头税和土地税的政策，加快了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速度。

(72)　在波斯，目前（20世纪初）拜火教约有10万信众，大多在亚兹德和克尔曼省（Kerman），印度西部还有一大部分教徒，他们是在阿拉伯入侵时逃离波斯的拜火教教徒的后裔，他们在那里叫帕西人（Parsees），名从他们的故土。他们是当今印度最有事业心、最聪明、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仅次于在印的英国人，且比其他亚洲人更像欧洲人。

(73)　Kremer’s 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哈里发统治下的东方文化史》，克雷默著），chaps.vii and ix。

(74)　吉本断言，没有一个希腊诗人、演说家或历史学家的作品曾经被翻译成阿拉伯语。——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衰亡史》），chap.lii。

(75)　欧洲从阿拉伯获得科学的来源被如下词汇所承载：alchemy（炼金术）、al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gebra（代数）、alkali（碱）、almanac（年鉴）、azimuth（方位）、chemistry（化学）、elixir（万灵药）、zenith（天顶）和nadir（天底）。那些阿拉伯主要城市在多大程度成为中世纪世界的制造中心，通过这些地方给各种织物及其他物品起的名字便可窥其一斑：muslin（棉布）一词来自底格里斯河畔的Mosul（摩苏尔）、damask（锦缎）来自Damascus（大马士革）、gauze（纱布）来自Gaza（加沙）。大马士革和托雷多的刀片说明了阿拉伯冶金工人的熟练程度。

(76)　除了阿拉伯记数法中使用的零以外的数字，似乎借用于印度。

(77)　大圆航线指的是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黄赤交角是地球公转轨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天赤道面）的交角；岁差指一个天体的自转轴指向因为重力作用导致在空间中缓慢且连续的变化。——译者注

(78)　摩尔王宫即阿尔汗布拉宫（Palace of the Alhambra），又称“红宫”，建于1354—1391年，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译者注

(79)　查理·马特有两个儿子：卡洛曼（Carloman）和丕平，均继承了其职权；但卡洛曼很快就辞职成为了修道士。

(80)　捐赠给教皇的这些土地，既有伦巴第国王从教皇手中夺取的，也有从总督手中夺取的土地。所有这些土地的主权名义上都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他对这些土地的主张被丕平忽略。

(81)　W.Sickel，Kirchenstaat und Karolinger（《教皇国与加洛林》，锡克尔著），载于1900年Historische Zeitschrift（《历史杂志》），（Bd.84，pp.385-409）。

(82)　即发生于公元782年的费尔登大屠杀（Massacre of Verden）。德国学者乌尔曼试图证明这场流传下来的大屠杀记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的证明并不算成功。

(83)　艾因哈德（Einhard）写道：查理不知道教皇的意图，如果知道，他那天就不去圣彼得教堂了。直到近期，这还经常被解读成仅仅意味着查理反对以此方式被加冕，一直认为他真的想要皇帝的头衔，但也许会倾向于自己亲手把皇冠戴在头上，正如1000年之后拿破仑（Napoleon）做的那样，这样似乎就不再受制于人了。但许多学者现今都倾向于认为，艾因哈德所言即为其意：查理并不想要“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一名号。在这些学者看来，复兴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教皇和教会的事业。

(84)　从此时起，就可以开始使用西罗马帝国（Western Empire）和东罗马帝国（Eastern Empire）这两个术语了。然而，这些名字不应在此时间之前使用，因为此前东西两部分只是古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而已；但可以恰当地称二者为西部的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in the West）和东部的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in the East），或者西部皇帝（Western Emperors）和东部皇帝（Eastern Emperors）。极有必要注意的是，西部皇帝世系的恢复实际上摧毁了旧帝国的统一，因为此后直到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一直有两个敌对的皇帝，每个都有合法的宗主权统治整个帝国，而在罗马时代，两个皇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帝国的共同统治者。——Bry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西部日耳曼皇帝的世系一直延续到拿破仑1806年肢解了德意志为止。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西罗马帝国后来的称谓，在中世纪的欧洲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个名称罢了；但名称却又往往意味深长。

(85)　在秋天会再召开一次小规模的集会，或议事会，参会人员是帝国的权贵与皇家首席顾问。

(86)　这一记述与查理同时代人的记述迥然不同，不能作为历史来看待。——Lindner，Die Fabel von der Bestattung Karls des Grossen（《查理曼的葬礼寓言》，林德纳著）；Mombert，Charles the Great（《查理大帝》，蒙巴特著），pp.484-486；Hodgkin，Charles the Great（《查理大帝》，霍奇金著），p.250。

(87)　丕平先于其父两年去世（838），他在帝国的领土被洛泰尔和查理瓜分。

(88)　依此划分之后，即为东法兰克王国（843—962）、西法兰克王国（843—987）和中法兰克王国（843—855）。——译者注

(89)　Johnson，The Normans in Europe（《欧洲的诺曼人》，约翰逊著），p.19。

(90)　北欧人发现美洲的来历源于冰岛1387年至1395年之间的作品；哥伦布于1477年到达过该岛，有人推测他可能在那里了解到西边美洲大陆的存在，并据此受到鼓励进而倾其一生坚持这项伟大的事业。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中，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此种传说的影响。

(91)　英格兰于1901年举行了其逝世千年的纪念。

(92)　阿尔弗雷德用《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中的“十诫”（Decalogue）和选篇作为序言，用《新约圣经》（New Testament）中的一些如这样的文字作为结语：“己之所欲，先施于人。”（Whatsoe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do ye even so to them.）——Pauli’s The Life of Alfred the 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传》，保利著），p.134。这体现出了阿尔弗雷德以什么样的精神来编纂法典。

(93)　此处提及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从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开始有计划地编纂，详细地按照时间记录事件，一直持续到1154年。这本史书由不同的寺院修道士保留，形成了早期英格兰历史方面最为宝贵的资源。

(94)　Pauli，The Life of Alfred the 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传》，保利著），p.235。

(95)　贤人会议，意为“智者的会议”（Meeting of the Wise Men），是王国的高层会议。这个早期国民大会的遗留就是现在议会上议院（House of Lords）的雏形。

(96)　埃德蒙·伊伦塞德（Edmund Ironside），Ironside是其姓氏，音译为“伊伦塞德”，而该词直译为“铁的一面”或“坚强的立场”，因而有此一说。——译者注

(97)　起初，教宗（Papa/Pope）这一头衔是授予西部的每一位主教的；5世纪后它仅限于宗主教使用，并最终成为特殊的、唯一的罗马主教称号。——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会史》，沙夫著），vol.iii，p.300，note。

(98)　永恒之城（Eternal City/Urbs Aeterna）是罗马的别名，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提布卢斯（Tibullus）首次使用。罗马也被称为世界之都（Caput Mundi/Capital of the World）。——译者注

(99)　Rome：Its Rise and Fall（《罗马：兴与衰》），pars.273，278，and 279。

(100)　彼得便士（Peter's Pence/Denarii Sancti Petri），是直接而非通过地方教区向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的捐款，始于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并迅速传遍欧洲。1871年，时任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正式确定其为教会世俗成员对罗马教廷的一种经济支持形式，近代教皇将其作为一种慈善形式。——译者注

(101)　转引自Ranke，History of the Popes（《教皇史》，兰克著），vol.i，p.13。

(102)　通过公元842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颁布的教令，东部教堂恢复了仅包括绘画和拼图在内的圣像。但此时，日积月累的原因疏远了两个地区的基督教世界，使之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11世纪的后半期，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永久分裂了。前者被称为希腊、拜占庭或东部教会；后者则称作拉丁、罗马或天主教会。

(103)　君士坦丁真正授予教会的是获得合法地产及接受遗赠的权利，这是其在异教皇帝那里不曾享有的权利。戴克里先没收了他统治时期内教会聚敛的财富。——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p.100。

(104)　洛伦佐·瓦拉（Laurentius Valla，1406—1457），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详见第304条），是第一个揭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真实面目的人。